引言：
1953年的一个深秋，中南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曾经的青楼女子，此时已是年过半百。当她踏入富丽堂皇的西花厅时，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亲自起身相迎。在宴席上，周恩来举杯相敬：＂多年来，你为党在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敬你一杯。＂这一幕，在当时的中南海显得格外不同寻常。她，曾是名震一时的四川督军夫人，却也曾是上海滩著名的餐饮女掌门。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她以一己之力，在革命事业中书写传奇。从青楼女子到革命志士，从商界女强人到爱国政协委员，她的人生轨迹为何如此跌宕起伏？又是什么样的贡献让她能够获得新中国总理如此高度的赞誉？
一、从青楼到督军府
1900年，在上海一个贫困的码头工人家庭中，董竹君呱呱坠地。她的父亲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码头搬运工，却深知教育的重要性。董竹君六岁时，父亲省吃俭用送她去私塾念书。然而天不遂人愿，1908年，父亲感染伤寒病倒，为了偿还医药费，家中所有积蓄都耗尽了。
1913年春，十三岁的董竹君被迫押入上海四马路的一家青楼。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遭遇并非罕见。然而，与其他青楼女子不同的是，董竹君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继续自学。她常常在深夜里借着昏暗的油灯阅读各类书籍，其中包括进步刊物《新青年》。
就在这家青楼里，董竹君结识了时任四川副都督的夏之时。当时，夏之时因军务来沪，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来到这家青楼。他被董竹君的才学与见识所打动。两人在交谈中发现彼此都对辛亥革命怀有热忱，都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夏之时多次表示要为董竹君赎身，但她都婉言谢绝。
1914年初，董竹君借故装病，成功逃离青楼。此时的夏之时已经回到四川，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寻找董竹君的下落。两人最终在上海重逢，随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不久，夏之时带着董竹君远赴日本。在东京，董竹君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她不仅自学日语，还广泛接触了大量新思想。在日本期间，她结识了许多留日学生，其中不乏后来的进步人士。这段时期的学习和见闻，为她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1917年，夏之时的父亲病重，夫妻二人不得不放弃在日本的生活，匆匆返回四川。回到成都后，董竹君发现自己要面对的不仅是复杂的家庭关系，更有动荡的军阀政局。作为都督夫人，她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这进一步坚定了她投身革命事业的决心。
1919年，军阀势力此消彼长，夏之时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失势。失去权位后的夏之时开始沉溺于鸦片，性情大变。但董竹君并未因此消沉，她开始独立筹划自己的事业，为即将到来的人生转折做准备。
二、商海沉浮中的特殊使命
1923年的成都，董竹君在东胜街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这家工厂不同于当时其他的纺织企业，专门招收贫困家庭的女工。在那个女性地位低下的年代，富祥织袜厂为许多贫苦女子提供了一个谋生的机会。工厂不仅安排这些女工进行生产，还为她们开设了识字班，传播进步思想。
随后，董竹君又投资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这家公司采取低价租赁的经营方式，让贫苦的车夫能够用较低的成本租用黄包车谋生。这两家企业的开办，使董竹君在成都商界逐渐站稳脚跟，同时也为她日后的革命工作建立了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
1929年春天，由于四川军阀混战加剧，董竹君被迫关闭了成都的两家企业。辗转来到上海后，她看准了当时上海饮食业的发展机遇。1935年3月15日，在南京路开设了一家名为＂锦江小餐＂的川菜馆。
开业之初，董竹君便采取了独特的经营策略。她不仅在菜品上坚持正宗川味，更注重培养厨师队伍。当时的上海滩，各方势力错综复杂，青帮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都成为了锦江的常客。借助杜月笙的支持，锦江小餐很快扩建成为＂锦江川菜馆＂。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也伸向了这家声名鹊起的餐馆。1937年，汉奸潘三省多次登门，企图说服董竹君在日本军部辖区开设分店。面对利诱威胁，董竹君始终不为所动。这一决定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本特务多次对锦江进行骚扰，甚至派人闯入她的住所行凶。
为了避开日本人的迫害，董竹君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前往菲律宾。临行前，她在华龙路82号开设了＂锦江茶室＂。这家表面上经营茶点的小店，实际上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点。
1941年至1945年间，董竹君在菲律宾被迫滞留。回到上海后，她发现锦江已经面临倒闭危机。代理人以为她已在海外遇难，擅自挪用公款、转卖资产。经过一番艰苦的清理整顿，锦江才重新恢复了元气。
在这期间，锦江茶室始终维持着地下联络站的功能。许多革命党人利用这里传递情报、接头联络。董竹君也通过经营餐饮的便利，结识了各界人士，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掩护。她与杜月笙等上海滩名流的交往，不仅确保了锦江的生意，更为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隐秘战线上的红色情报员
1945年秋，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董竹君的锦江茶室正式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站的重要据点。这间位于华龙路82号的茶室，白天是普通顾客进进出出的茶点店，夜晚则成为革命党人秘密联络的重要场所。
董竹君利用经营茶室的便利，为地下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她通过安排可靠的店员在茶室工作，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暗号联络系统。当有党的同志来接头时，店员会用不同的茶具摆放方式来传递信息，以此规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1946年初，董竹君在锦江茶室的后院秘密开办了一间印刷厂。这个印刷厂表面上承接商业广告业务，实际上却在秘密印刷《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为了掩人耳目，印刷设备被巧妙地隐藏在茶叶仓库的夹层中，而印刷工人则被安排在店里担任服务员。
1947年夏天，董竹君通过在锦江川菜馆结识的国民党将领陈某，得知国民党军队即将在上海展开一次大规模搜捕行动。她立即通过地下联络网将这一情报传递给党组织，使得多位重要同志及时转移，避免了被捕。
在1948年的一次秘密行动中，董竹君协助党组织成功策反了一位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高级官员。这位官员后来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其中包括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网络布局。为了掩护这次行动，董竹君特意在锦江川菜馆举办了一场商界茶话会，让这位官员能够＂名正言顺＂地出现在餐馆中。
1949年初，上海局势日趋紧张。董竹君的茶室和餐馆成为了党营救进步人士的中转站。她利用与上海滩各界的关系网络，为多位被国民党通缉的进步人士安排了藏身之处。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他们被安排在餐馆的员工宿舍中暂住，并伪装成厨师学徒。
在这期间，董竹君还协助地下党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资金周转网络。她通过餐饮业的经营，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并利用商业往来的掩护，将这些资金安全地转交给地下党组织。为了确保资金转移的安全，她开创性地使用了＂茶叶账目＂的方式进行掩护，将党的经费伪装成茶叶交易记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董竹君配合地下党组织，成功保护了大量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她将这些文件藏在茶叶箱底部，通过茶叶运输的方式，将其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在上海解放的最后几天，她的茶室还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地下工作人员的临时指挥所。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贡献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董竹君并未因革命胜利而停下脚步。她主动向政府提出，将自己经营多年的锦江饭店交由国家接管。这一决定为上海餐饮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树立了典范。在移交过程中，她还详细整理了饭店的账目和管理制度，确保了交接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0年，应政府要求，董竹君开始着手筹建新中国第一家涉外酒店。她将自己多年来在餐饮业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为酒店的筹建出谋划策。从厨师团队的组建到服务标准的制定，从采购系统的建立到管理制度的完善，她都亲力亲为。
1951年春，董竹君受命组建了一支专门接待外宾的服务队伍。她根据多年接待各界人士的经验，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在她的指导下，这支队伍不仅掌握了专业的服务技能，更学会了如何在服务过程中展现新中国的独特风貌。
1952年，一个重要的外交任务落在董竹君肩上。应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她负责筹备接待即将来华的印度代表团。为了这次接待，她特意研究了印度的饮食文化，设计了一套融合中印特色的菜单。这次接待的成功，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开创了良好局面。
1953年，董竹君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她提出了多项关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议。其中，她特别关注食品卫生和服务质量问题。基于自己在餐饮业的丰富经验，她提出了建立食品卫生标准和服务规范的建议，这些建议后来被采纳并在全国推广实施。
1954年，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摆在董竹君面前。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她主动请缨，前往东北协助筹建工业城市的职工食堂。在寒冷的东北，她走访了多个工厂，帮助建立起科学的食堂管理制度，改善了工人的伙食条件。
1955年底，董竹君又投身到上海市饮食服务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她深入到各个小餐馆，向店主们耐心解释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她的努力下，上海的餐饮业改造工作进展顺利，许多私营餐馆都实现了平稳过渡。
1956年，为了培养新中国的餐饮人才，董竹君参与创办了上海市饮食业职工学校。她将自己几十年来在餐饮行业积累的经验编写成教材，亲自为学员授课。这所学校培养的人才，后来成为了新中国餐饮业的骨干力量。
五、晚年生活与社会贡献
1957年后，董竹君虽已年过花甲，但仍坚持在餐饮业战线上发挥余热。她担任上海市饮食公司的顾问，经常深入各大饭店指导工作。在一次视察中发现部分饭店存在原料浪费现象后，她立即着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原料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后来在全市推广使用。
1960年，董竹君应邀参与编写《中国烹饪技术手册》。她不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技术资料，还亲自示范了多道川菜的烹饪技法。为了确保记录的准确性，她坚持将每道菜的制作步骤反复演示，直至编辑组完全掌握要领。这本手册后来成为全国烹饪行业的重要参考书籍。
1962年，董竹君开始整理自己数十年来收集的各地饮食文化资料。她将这些资料分类整理，并配以详细说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饮食文化档案。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各地特色菜品的制作方法，还包含了丰富的饮食文化背景信息，为后人研究中国饮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965年春天，已届古稀之年的董竹君仍然保持着每周到饮食公司指导工作的习惯。她特别关注年轻厨师的培养，经常为他们讲解烹饪技巧和职业道德。在她的建议下，上海市饮食公司建立了青年厨师培训制度，为餐饮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文化大革命期间，董竹君虽然受到冲击，但仍然坚持整理和保存珍贵的烹饪资料。她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菜谱和烹饪笔记小心保管，使这些宝贵的资料得以完整保存下来。这些资料在文革结束后，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传统烹饪技艺提供了重要帮助。
1976年后，董竹君重返工作岗位。她积极参与上海餐饮业的恢复重建工作，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贡献力量。在她的建议下，上海多家老字号饭店重新开业，传统特色菜品得以重现。她还帮助这些饭店恢复和完善了传统的管理制度，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1978年，已经81岁高龄的董竹君仍然坚持为饮食行业服务。她受邀参加全国饮食业发展规划会议，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意见。其中，她特别强调要重视传统烹饪技艺的传承，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老字号饭店的保护工作。这些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
1980年，董竹君将自己毕生积累的餐饮管理经验整理成书，这些资料后来被编入《中国餐饮业发展史料》。她还将个人收藏的大量珍贵照片和文献资料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为研究中国近代餐饮业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