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黔湘公路上飞驰着，离春节只有两三天了，坐火车或乘飞机回湖南都来不及了，我只好带着两名卫士，日夜兼程赶回长沙的家里。

夏天回湖南时，我刚下火车，就被郑太太催回重庆，这次回家乡，我准备多住些日子。

当然，回去并不仅仅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成功或探望母亲、妻儿，更主要的，是想去发笔财。

达官贵人们都在大发胜利财，我又何必那么“清廉”？

抗战期间，一场大火，几乎把长沙烧成平地，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要回家，现在回去买地盖房子，岂不是最合时宜？我清查军统财产时，捞的那几十根金条，也正好派上用场。

40年代招商局长沙码头

想起这几十根金条的来历，我也不由得有点自鸣得意，虽然数目不能与郑介民他们的相比，但通过这件事，我自信，如果我想捞钱的话，办法一定不会比他们少，而且，可以干得更“漂亮”，让任何人抓不住把柄。

那次清查工作的情景，如同电影一般，浮现在我的跟前……

早在戴笠死之前，军统就成立了财产清查委员会，主要由我负责，可因为其他事务太多，清查工作一拖再拖。

戴笠一死，外勤的接收人员趁机大发横财，毛人凤和我都认为，清查工作再不能拖了，可是我知道，这工作是件得罪人的差事，如果秉公办理，不但自己捞不到一点油水，而且还要得罪一大批人，树敌太多，对我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而若不秉公办理，问题被揭发之后，又势必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怎么办呢？我苦思冥想，最后总算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当时，局本部有个叫廖华平的督察主任，50开外，中等身材，常常有病，原在黄埔当过教官，后来是中共地下党军委委员，曾在北平被捕叛变，出卖了不少共产党人。

当了特务后，可能是受良心的谴责，或者是看破红尘，他开始信奉佛教，给自己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不赴宴、不收礼、不交游。

他在军统任督察主任，也只不过是个闲职，一天无所事事，一心研究佛经。不过，上面要是交给他什么事，他总是办得很认真。

他在局本部里，不管走到哪个处，只要看见某个科员不在办公桌边，他就坐下一直等到那个科员回来，非弄清是干什么去了，才肯罢休，所以，科员们没有一个不恨他的。

我认为，这个人正是一块挡箭牌，清查时，让他去做黑脸，于是，我借口一个人忙不过来，推荐他当了财产清查委员会主任，我任副主任，负实际责任。

清查工作的第一站就是上海，这里仍然像抗战前一样，灯红酒绿。

40年代上海外白渡桥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一到，军统驻上海办事处的特务就都争先恐后地请我们赴宴。当我拿着一张张请柬给廖华平看时，他总是对我挥挥手说：

“你去敷衍敷衍吧！”

说完，就又拿起佛经看起来，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许多人都知道他的脾气，有事从来不找他，都围着我转。

当时，我们住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的楼房里，那房子非常讲究，每一套都有会客室、卧室和办公室，我和廖华平各住一套。

我住的那套房子，正是曾任军统局人事处处长的龚仙舫过去的办公室，因为抗战胜利后，他又兼任了上海办事处人事组长，常常在上海办公。

上海的高级洋房 图片来自网络

他的住房摆设跟其他房子一样，也是地毯、沙发、办公桌、钢丝床，不同的是，办公桌边多了一个四周长满绿色铜锈的烧纸炉。

因为，特务们都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什么废纸，总是随手烧掉，从不往字纸篓里扔，以免泄密。

刚到上海的当天晚上，我赴宴回来，已经是10点多了，在洗澡间洗了个痛快澡，刚出浴池，就听见有人敲门。

这么晚了，谁还来？开门一看，原来是下午请我赴宴的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

他一进门就说：“你辛苦啦！我们也是老朋友啦，需要什么尽管说。这次你可要高抬贵手哟！”

我把他让到卧室的沙发上，连声打着哈哈，说：“老朋友嘛！好说，好说。”

我披着睡衣，挨着他坐下，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你老兄这么晚来，是不是遇着麻烦了，嗯？”

他看看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麻烦嘛，也就是报错财产的事，只要你老弟肯帮忙，也就没什么麻烦了。不过，今晚是给你送这个来的，你看看。”

说着，他从文件包里掏出两张照片递给我，一张是幢洋房的外景，一张是部漂亮的德国造小汽车。他说：“怎么样？”

我故作不解地望着他说：“什么意思？”

“你喜欢，就是你的啦！我已经给你办好手续，就看转在谁的名下了。”说着，便把房契和汽车执照递给我。

“哎，这怎么行？！我不要，我不要！”我假意推辞着。

“见财有份嘛！一点小意思。”

“那好，盛情难却，那就转在海燕堂名下吧！”因为我的别名叫沈沧海，妻子名中有个“燕”字，所以我们的房产都以“海燕堂”命名。

户主有的叫沈海燕，有的叫粟海燕，这是为了不让上面检查出来。

我知道，上海办事处接收的日伪财产不少，甚至连小特务都有房产和汽车，我懂得“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于是站起身来，从公文包里抽出上海办事处过去报到局本部的财产清单，对那个负责人说：“你看看，哪些东西报错了”

他接过清单，指了指汽车、房产、珠宝等项说：“就这几项。不过，还有一个西汉的毛公鼎，过去确实有过，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另外，听古董商说，上海前伪市长有一对鸡血冻图章，价值连城，我们一直没搜到。”

“那好，你们报错的拿回去改改，明天一早就给我，别让廖主任知道了。毛公鼎和鸡血冻图章由我们来查找。”

“够朋友，明天保证拿来！”

第二天一早，他果然派人把清单送来了。清单还是原来的清单，只是那几项数字改掉了。

不过，改过的地方，谁也看不出来，因为当时有一种外国进口的退字药水，改完后毫不留痕迹。

再加上，过去的原始清单都没有入账立案，全部在我的公文包里装着，只要我不说，他不说，就是天王老子也休想找出破绽。

在上海的清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特别对当时上海办事处把接收下来的日军对共产党作战的情报资料，保存得完整无缺表示非常满意。

因为，戴笠生前就对冈村宁次派人专门收集整理的这批资料很重视，这批资料对研究共产党的战略战术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上海一接收，他就亲自派人去管理。

尽管上海的特务们忙着抢夺各种财物，但对这批资料却不敢大意，一直严加保管。

廖华平在上海清查工作中一直没发现什么问题，只在有些财产的最后处理上和我发生了一点分歧。

我坚持要把所接收的日伪锯木厂、胶合板厂，连同锯木厂旁的码头，卖给上海有名的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他却主张由军统自己派人开办。

而他坚持要把大汉奸周佛海所办银行里的半仓库自制伪钞销毁，我却想把这些伪钞兑换成法币，来做军统的经费开支。

前者我坚持，是因为陆根泉过去与戴笠关系很深，他很会做生意，中美所内的房子大都是由他负责建造的。

我想把这个便宜让给他，以后我和他合伙做生意就不愁他不肯了，而廖华平坚持后者，则是为了防止这些伪钞流入市场，扰乱上海的市场经济。

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他同意我把厂子和码头卖给陆根泉，我则同意他把伪钞销毁。

上海的清查工作基本上结束了，可是，原来清单上的那个毛公鼎一直找不着，伪市长的那对鸡血冻图章也一直下落不明。

这两件无价之宝找不到，我和廖华平谁也不敢在清单上签字，而上海办事处的人怕廖华平在上海待的时间长了，会发现其他的问题，也很着急，他们特意请了几个老古董商来，让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两件古玩珍品的来龙去脉。

这几个古董商曾经对我们鉴别古物真伪帮了不少忙，我便请他们到我的办公室休息，同时，详细询问那两件珍品的情况。

那几个身着长袍的老古董商，客客气气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其中一个对我说：

“前伪市长钱某是从我手里买去的那对鸡血冻图章，那图章有五六寸高，两寸见方，碧绿碧绿的图章上几乎布满了大块像鸡血一样鲜红鲜红的印迹。那图章可是名贵呀！可是他只花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嘴张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了办公桌旁的那只烧纸炉，其他，古董商也随着他的目光看去，不约而同地呆若木鸡，一个个都像着了魔似的向办公桌边的烧纸炉扑去，嘴里发出不同的惊呼声：

“我的妈哟！”“老天爷呀！”“这可真是罪过呀！”

我被他们这种举动弄得莫名其妙，就说：“先生们，你们这是怎么啦？”

“毛公鼎呀！这就是西汉的青铜器呀！”一个古董商急切地指着那个龚仙舫用过的烧纸炉说。

“毛公鼎？这不明明是烧纸炉吗？”

“哎哟！我的处长大人，你看看，这上面还铸有铭文呢！在这铭文的上面拓一张就是多少钱，你们把它当烧纸炉，真是！”他心疼得直摇头。

毛公鼎 图片来自网络

想不到，这件无价之宝竟这样奇迹般地出现了。

这以后不久，上海办事处的特务根据古董商提供的线索，在钱某的保险箱洋灰夹层里，找到了那对鸡血冻图章，这两件国宝，解放前夕都被运往台湾去了。

这次上海的清查工作，实际上没有触及任何一个特务的个人利益，上海有的特务竟得了20来幢房产，但清查工作照样圆满结束。

后来，许多发了横财的特务，趁军统改组之机，自动要求脱离军统，带着财产到国外经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