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又来了一位客人。这位中等个子、脸圆身胖的国民党战犯，是乘飞机由重庆来到北京的。他在西苑机场上，受到了功德林管理员的迎接。他就是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
宋希濂是湖南湘乡人，字荫国，黄埔一期生。他在西南战役被俘后，关押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即白公馆）楼上正房里。他在白公馆里所住的房间，正是当年国民党"中美合作所"囚禁共产党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地方。和他同房间的国民党战犯，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曾扩情、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国民党军统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
重庆歌乐山山清水秀，松柏滴翠；白公馆楼台花榭，环境幽雅。倘若不是国民党在这里布下了漫山的铁丝网，布下了弥天的恐怖，这里应该成为一个风景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虽然也做监狱使用，却并不影响人们对歌乐山的向往﹣﹣这里发生过一个笑话：歌乐山下有一个农民，他看见从白公馆楼上依次下来的人，一个个穿戴整齐，走在地坝中间，排队做操；他又看见这里拉进去的是猪肉，扔出来的是蛋壳，于是忍不住上前打听一下这究竟是什么单位。这里的管理员告诉他这是一所学校。他问这所学校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进去。管理员说他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急了，说他今后可以争取呀。管理员也急了，劝他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白公馆的国民党战犯都知道这则笑话。可是宋希濂当时并没有笑。
-﹣非但没有笑，宋希濂在刚踏进白公馆的时候，他对落在共产党手里的花草都是怒目而视的。其实，他早年在湘乡进程潜办的学兵队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变党的时候，他退出了共产党。以后程潜保送他去日本留学，留学回国以后随张治中搞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的教导师（最后变为教导军），从而成为共产党的凶恶的敌人。相对的，共产党也成为他所憎恨的仇人。当时在记者进白公馆为他照相的时候，他是困兽犹斗，破口大骂。记者还没有来得及按响快门，他就用力地把头扭开。及至记者们动了脑筋，在他的两侧各站一位摄影师，他的头往哪边扭，就按响哪边的快门。就这样，一张国民党战犯宋希濂的照片，足足折腾了一个小时，直到第六次拍照方才获得成功﹣﹣其实也不成功﹣﹣作为照片来说，他的阴沉的表情显然掠去了他本来挺俊气的面容。
然而照片只不过是人在阶段意义上的纪念；宋希濂所面对的，是新中国的色彩斑斓、千变万化的镜头。他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当天报纸的全部内容看完，包括商业广告和电影消息。而包括商业广告和电影消息在内的一切事物，又无一不威胁着他的表情。他的表情开始出现平静，他在平静的表情之中，读完了他自己花钱买的《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开始发言了﹣﹣从理论生发开去；他开始批评人了﹣﹣从徐远举的骚言杂语谈起……
现在，宋希濂笑着走进功德林来。
他被编到邱行湘那个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的组员现在有陈长捷、林伟俦、梁培璜、康泽、文强、沈蕴存等人。董益三已接受为人民提供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机要的特殊任务，在另一条胡同里埋头伏案去了。
宋希濂是从四川盆地来的，他在功德林的第一次发言便使他站到黄土高原上，这使得生活在华北平原上的邱行湘等人，不由得暗自钦佩。
宋希濂挥动短而粗的手臂，慷慨陈词道，黄埔一期同学曾经亲聆孙中山先生的开学演说，孙中山痛述："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今天，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可是，蒋介石在北伐中公然背叛了孙中山，变"国民革命军"为反革命武装。乌云黑雾弥天际，血雨腥风遍人寰。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惨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关于这一点，每一个国民党战犯都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人。
宋希濂缩回短而粗的双腿，告诉大家说，陈赓将军曾经在重庆白公馆看望他和另一位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陈赓在请他们出外吃饭的时候，正遇上重庆特有的大雾。陈赓说他们的头脑里，现在也有大雾，然而雾总会散的，当太阳出山的时候．.
宋希濂说到这里，他的宽宽的脸部在发光，他的厚厚的嘴唇在发笑。他的迟来的笑容从此时时挂在脸上，迟迟不肯退去。微笑，成为宋希濂的形象特征。难怪文强说宋希濂酷似洛阳龙门石窟中一个笑眯眯的佛像时，众人连连点头，对文强的发现惊叹不已。
文强在四年时间内住了三次医院。他患有淋巴结核。文强高且瘦，脖子长而细。平日他的脖子就从来没有圆过，现在一个连一个的疙瘩，更是像长在他暴露在脖子两侧的青筋上。他只得躺在复兴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开刀。
这位当年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参谋长，此刻倒显露出军人的气质。虽然注射了麻醉剂，但毕竟有些知觉，当医生用刀划破他脖子上的疙瘩，开始将其中的黄脓往外扒的时候，只见他咬着牙，淌着汗，鼓着眼，伸长脖子，一动不动，半声未哼。就这样，他配合医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手术：不仅把他的淋巴腺割了，也把他的扁桃腺割了。以致他百病全除，健康如初，平日连感冒也不容易患。
养病之中，陪同他住院的管理员问他需不需要看书，如果需要的话，又想看哪方面的书。文强对共产党治好了他的病，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更使他对共产党由衷钦佩。所以他回答管理员的语句是可以认为发自其肺腑的："医生治好了我的躯壳，再找一个医生来治治我的灵魂吧﹣﹣凡有助于思想改造的书，都行。"
管理员替他请来了一个非凡的医生﹣﹣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卷﹣﹣这是管理员从陈长捷那里借来的。
文强接过《资本论》，看见封皮上的"陈长捷"三个字，暗自冷笑道：一个晋军军官，有何能耐附庸风雅？带兵打仗我文强不敢夸海口，舞文弄墨难道输给你陈长捷不成！
文强在这里并非出言不逊，他是当年黄埔四期第九次招生八百人当中的第三名。幸亏那时考试不考《资本论》，否则文强只有名落孙山的厄运﹣-在他的文字水平大大超过当年的今天，他居然从第一页起就不知马克思所云。然而就在他头晕脑涨的时候，他看见了陈长捷端端正正写在书上的顶批。
《资本论》第一卷第六十九到七十页，有一段文字为："由此可见，一个商品所有者必须得到另一个的同意，从而，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自己的商品时，占有别人的商品。他们必须互相承认是私有者。……在此，人是以商品代表者，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互相对待的。在研究的进行中，我们将会知道，人的经济化装，一般只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是当作这种关系的担负者来互相对待的。"
陈长捷对这段文字的顶批是：
"从抽象到具体，这种政治经济学方法，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终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六页写道："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任何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人们存在的条件，是永久的自然的必然性。"
陈长捷在这段文字下面画上曲线，所加的顶批是：
"构成价值的是抽象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是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也不能够离开物质过程。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之必然性，盖出于此。"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百八十四页写道："不仅积累的资本，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原垫支资本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陈长捷的顶批是：
"生意人的诀窍，剥削的秘密。"
《资本论》第二卷第五百八十七页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一般不能没有国外贸易。"
陈长捷的顶批是：
"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竞争，国外市场成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条件。国外市场是有限度的。并且国内市场不能帮助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如此看来，国外市场并不是受溺者理想的陆地（战争何尝不是一个道理）。"...
文强看了陈长捷的顶批，不大吃一惊。《资本论》是不容易看懂的书，陈长捷能够密密麻麻地写下个人的一得之见﹣﹣不管这个见解中肯与否﹣﹣可见陈长捷是真正看进去了。且不说深钻共产党人的经典著作，单是建立起一个理解客观世界、认识客观世界的信心，文强以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因此，文强断言，陈长捷手捧《资本论》的时候，一定露出了他在动手术时的痛苦表情，同时付出了比他伸长脖子、听凭医生扒出黄脓时更难忍受的精神代价。
文强以前没有和陈长捷见过面。当他得知这位蓄意研究马列的晋军将领是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第一名时，不禁对陈长捷愈发敬重。他研究了陈长捷的心理，发现他善于吸取战场上的教训，为了在人生的战场上成为永操左券的将军，陈长捷从"知己知彼"做起。这于文强是不小的启迪。他认为，凭陈长捷的才智和头脑，决不会去种没有收获的庄稼﹣﹣认识共产党的这块土地，是愿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国民党人的第一课。文强停止了手中的唐诗宋词对身体的疗养，开始了手中的马列经典对灵魂的急诊……
在整编后的学习小组里，尽管都是清一色的从战场上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人，但是由于没有陈诚集团的，邱行湘不仅没有回到娘家的欢欣，反倒增添了生活在陌生环境里的苦闷。如果说他在先前的小组里是孑然一身，无所牵挂，匹马单枪闯人生，倒觉得悠闲自在的话，那么现在他明白，他必须付出巨大的精力，去应付那些没有被共产党消灭掉而随着人体走进监狱里来的国民党官场里形形色色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开始思念起陈诚系的同僚来（其实，杨伯涛、宋瑞珂、覃道善等人，在此前不久，已由北京广安门转至功德林，只不过在另一条胡同里，邱行湘未能与他们见面）-﹣因为在他看来，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无须重新建立的。
邱行湘此间认识的人，只有宋希濂。1943年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的时候，长官部设于滇缅边境上的弥渡。邱行湘作为远征军长官部副官处长，曾由弥渡去相距不远的大理看望驻在那里的宋希濂。熟人见面，表情是自然的、传统的。邱行湘像当年看望他那样，向他问候；宋希濂也像当年接见他那样，向他点头。邱行湘唯一感到不自然的、反传统的，是宋希濂对他廉价地露出了笑容。
邱行湘虽然是第一次与陈长捷、林伟俦、梁培璜、文强、沈蕴存见面，对他们却是早闻大名的。当然在他们得知洛阳战役的主将就是邱行湘之后，也表示"久仰，久仰"。
邱行湘唯一碰到的钉子是康泽。
作为一个正规军人，邱行湘素来不愿理睬军事以外的事情。陈诚时常对部属说："国家党政大事，有领袖负责，大家不必过问。"所以，即令康泽等人搞起来的国民党复兴社活动范围很广，差不多整个国民党军队中都有人被吸收进去，但独在陈诚集团被挡了驾。1933年起任十一师师长的肖乾，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在国民党的二十一师里当了陈诚部属，他和陈诚关系之深，非他人可及。肖乾有一次到南京，因为他出身黄埔一期，免不了和复兴社首要分子、他的同期同学贺衷寒等人应酬往来，因而被拉入复兴社，当了一名挂名的干事。此事为陈诚所闻，大为震怒。适逢肖乾带十一师在宜黄草苔岗打了败仗以后，为了激励军心，自行颁发了一套旗帜、臂章、番号。陈诚到十一师视察时，发现部队变了样，更以为肖乾背叛了集团，于是怒不可遏，立即把肖的师长撤了，代之以副师长黄维。此事使整个陈系格外警惕。邱行湘作为陈诚的老部属，更是把"军人不问政治"奉为圭臬，对复兴社嗤之以鼻，对复兴社书记康泽亦不屑一顾。
然而，这只能是邱行湘内心的东西。蒋介石是国民党复兴社社长，康泽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邱行湘不能不对康泽敬畏三分。所以他满脸堆笑地对着康泽迎上前去，殊不料康泽纹丝未动，对邱行湘连眼皮也不肯抬一下。邱行湘一阵尴尬，面红耳赤，不便立即退转身去。他站在与他个子差不多的康泽面前，心中顿生千钧之力，咬着牙齿在心里骂道：你给我放明白点，这不是当年国民党的朝代了，你那官衔早已过期作废。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我是共产党任命的组长，我有权力，我有火柴！退一万步，我邱行湘也不是马马虎虎的军人！
其实，邱行湘真正的苦恼，并不在康泽身上﹣﹣康泽并没有挡住他的去路﹣﹣在一定意义上，康泽为他的行驰大开绿灯。
这是在小组学习的时候。学习的资料多以报纸为主。康泽不发言则已，一发言就照着报纸读。非但如此，他的声音又特别小，别人要他读大声点，他就大声吼："你高兴听就听，不高兴听就不听！"于是乎，学习落后者，康泽也﹣﹣这就成为整个小组的公论。
邱行湘在发言时，可以不看报纸，把当天社论或头条新闻的内容大体复述一遍。可是若有人问及社论的指导作用、新闻的社会意义，他就结结巴巴，喃喃作语了。
宋希濂、陈长捷、文强、沈蕴存等人就与前二者大有区别。譬如说，宋希濂可以将马克思关于在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时，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应当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的思想来解释共产党"勤俭建国"的长远方针；陈长捷可以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所阐明的关于真正的财富是在于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但价值尽可能少，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尽可能短的劳动时间内，有尽可能大的物质财富的余额创造出来的道理来赞赏共产党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根本措施．.
别人在发言中所具备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使邱行湘大吃一惊，相形见绌。他完全明白，倘若不是康泽在他后面保驾，他必定要成为全组的尾巴。这对于比一般的军人性子更急、脾气更躁的邱行湘来说，简直是要老命的事。他不能容忍人们仅仅从洛阳战役来认识他，他需要人们从一组之长来承认他。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拿起了别人已经放下的书。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针。"-﹣读到列宁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连连摇头，唉声叹气。
"理解，是多么的可怕，当理解者从它得不到好处的时候。"-﹣读到马克思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连连点头，拍案叫绝。
这时候，功德林的学习改为自学为主。倘若邱行湘能够像洛阳战役的尾声那样，"哪怕多坚持几分钟也好"，那么他可能对世界的认识更科学一些。但是，他的才能并不表现在读书方面。正如他不适宜当参谋而适宜带兵打仗那样，他是一个实干家。当然他毫不怀疑他的智力，他担心的是他只读过几年私塾的根底，要在功德林里充状元，康泽也比他更有条件。于是，他在望尘莫及之余，想起了兵家的一句名言：扬己之长，攻彼之短。
邱行湘之长，是他在学习小组里已经具有绝对权威的力气。关于这一点，组员们是无一不折服的。当他眼睛鼓圆的时候，人们怀疑他一只手可以连根拔起一株柏树来。就在人们的折服之中，邱行湘尽情地发挥着他的优势：在翻新粪池时，他第一个跳下粪坑，把几十斤重的石头，高高地举过了头；在挑水送饭时，他肩挑两个深铁桶，在碎石路上轻轻地迈开了腿……这实在是他最得意的时候﹣﹣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坚信条条胡同通大门。共产党人常说改造看行动，他不正是有行有动么？
败军之将话战场，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难以启口。如果说梁培璜、林伟俦对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同邱行湘一样不感兴趣，那么他们三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却是津津乐道。
梁培璜作为国民党临汾防守司令，谈到了临汾战役的情景。他说，他凭借临汾高十四米、顶宽十余米、底宽三十米的城墙，构成三道防线，配备各种火炮五百多门，自以为"固若金汤"，却不料解放军重兵压境，以十万之众对付他的两万人马，尽管他奋力死战，到底是寡不敌众。他惊叹道，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如此规模的攻坚战。
梁培璜是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生，原是阎锡山手下一个优秀的将领。他是河南人，没有山西将领的习气，比起功德林一位未来的客人、另一个阎锡山的老将、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孙楚，更显得锐气逼人。所以邱行湘安慰他道，临汾失守，不能怪梁培璜才力不济，正像他邱行湘失守洛阳，不能怪他没有经验一样。
林伟俦作为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谈到天津战役的种种。他说，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在天津成立指挥所后，催促天津警备司令部和天津市政府筹备构筑天津城防碉堡工事。上官云相说："美军走了，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没有坚固碉堡工事能守得住吗？我早年在江西'剿匪'时，所得经验教训太多了。"当年夏间，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和他（时任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为迅速完成工事，由天津市政府工务局主持，按照各碉堡大小图形和护城河的宽深土方多少，进行投标雇工承包建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线，长达八十四华里，挖了一道宽五米、深三米的护城河。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墙内每隔三十米有一座碉堡。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和电网，沿着护城河有大型碉堡三百八十多个，连同市内纵深的碉堡先后完成一千多个。陈长捷从西北调来天津任警备司令后，又加筑水泥钢筋碉堡几十个，分布在天津市郊的主要地区，企图凭借坚强工事而作顽强抵抗。
林伟俦又说，他没有想到解放军发展如此迅速，从少到多，从无到有，装备成了优势，炮火力量强大；更没有想到天津会被围成一个孤立据点；总以为将来主力作战会在天津外围一百里或几十里的地区，认为天津是后方而不是前线，以一个师或两个师必要时一个军防守天津就足够了。所以在1947年开始建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就是以一个军九个团的兵力配备位置而进行构筑的。所以解放军开始总攻天津时，一举就突破了陈长捷自夸为"大天津堡垒化"的城防线。
邱行湘听得很仔细。1945年9月美军在天津登陆后，接着空运他所在的国民党九十四军接收天津。一到天津，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就召集了第五师、第一二一师两个师长研究修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的计划。作为第五师师长，邱行湘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也有与林伟俦、杜建时以后规划相同的部分，当时因美军驻天津，方案尚未实施。邱行湘认为，他在天津的方案可以不比林伟俦高明，但是应该比他在洛阳的方案低劣。
邱行湘即使在战败之后也十分欣赏他在洛阳战役中的布置。此时他说，青年军士兵既缺乏作战经验，兵力又不足，他不得不特别寄希望于工事的加强。他刚到洛阳时，对洛阳的守备究竟是以主力守西工（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校址，距城两三公里），还是以主力直接守洛阳城，尚举棋不定。至阳分校校址，距城两三公里），还是以主力直接守洛阳城，尚举棋不定。至于外围据点的龙门、邙山，则决心不守（而蒋介石的意见，是要他必须守龙门、邙山的），以免分散兵力。起初，他认为如以主力直接守城，因为没有宽广的射界，难以发挥火力，又难以形成多数的独立支撑点，一门突破，全城瓦解。故有意以主力据守西工，以一部控制城垣。利用飞机场和西工四面八方的宽广的操场作为依托，又能独立支撑。但因为西工没有既设工事，又为时间所限，他最后仍决定以主力直接守城，以一部控制西工，并指定较有作战经验的第四团一个营配合民工构筑工事，采取"小而坚"的办法，在各据点之间的联系为解放军隔断之后，保证每一个据点都具有独立支撑的条件……
说来说去，三人的脑袋最后挤在一起，在林伟俦手中的画了红线的文字面前默默无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三人的脑袋分散开来的时候，邱行湘告诉梁培璜、林伟俦一个小笑话：1931年陈诚率十一、十四两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入赣"围剿"苏区，结果兜了三个月，一仗未打。而部队疟疾流行，损失过半。十一师副师长周至柔对邱行湘说："饭可以不吃，烟不可不吸。我掉队是为了吸烟；觉可以不睡，屎不可不拉。总指挥（陈诚）掉队是为了拉痢。"
邱行湘现在认为，国民党军队不是没有人才的。陈诚要算一个人才，蒋介石要算一个人才。之所以蒋介石永远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之所以共产党军队无坚不摧﹣﹣有洛阳战役就有"洛阳营"，有临汾战役就有"临汾旅"，有四平街战役就有"四平街连"，有襄阳战役就有"襄阳特功团"……那是因为在这些骁勇将士的后面，屹立着一座不可逾越的由思想和意志建造的长城。
【黄济人，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代表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命运的迁徙》，长篇小说《崩溃》《重庆谈判》，以及《黄济人文集》(1-5卷）等。其中《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部）获解放军首届文艺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后被改编为电影《决战之后》;《崩溃》获《当代》文学奖；《重庆谈判》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获"五个一工程奖";《命运的迁徙》获"五个一工程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