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文死谏，武死战”，然而，“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在经受住了“武死战”的考验后，同样也通过了“文死谏”的测试。

彭老总个性刚烈，脾气不太好，在党内、军内都是众所周知的，他自己也知道。为此，他还曾自嘲“我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但熟悉彭老总的人都只知道，他实际上是“爱之深、责之切”。

朝鲜战争之后，彭德怀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如日中天，威望也日益提高。如果他想要善终，保住自己的官位和名声，是完全能够做到的。然而，他并没有选择安逸。

随着国内经济建设发生严重分歧，毛主席对周总理等人提出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59年庐山会议即将召开。

为了了解百姓的真实情况，彭德怀亲自来到农村开展实地调查，他目睹了人民公社、大跃进给农民带来的破坏后，再也坐不住了。

于是，彭德怀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将自己看到的情况进行了反映，着重写到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

很快，这封信便在会议上引起轩然大波，毛主席将这看做是对总路线的怀疑和反对，是右倾的表现。因此，针对彭德怀的批判随即展开，批判的调子也越来越高，甚至还翻出了所谓的“历史旧账”。

作为党内的高级干部，彭德怀是第一个站出来犯颜直谏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将自己的个人得失抛之脑后。

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也远离了中央领导核心层。他为什么倒得如此快呢？曾在党内有“笔杆子”之称的戚本禹对此说出了两个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刘伯承和粟裕。他认为，彭德怀在如何对待这两人的问题上犯下了政治大错。

战争年代，刘伯承和彭德怀曾因军事理念不同而产生矛盾，后也因种种原因始终无缘和解。

当年，在红军反“围剿”斗争中，刘伯承曾发表过批评毛主席、彭德怀等人“游击作战”的文章，对于这一脱离实际的观点，彭德怀颇为不满。

而在攻打南丰的作战中，彭德怀又出师不利，损伤惨重，他误以为攻打南丰是刘伯承的意思，却不知道刘伯承当时也是反对攻打南丰的。

由于战事频繁，彭德怀和刘伯承之间的这笔历史旧账始终没有解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刘伯承更是受到了错误批判，彭德怀更是“翻旧账”：

“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1958年7月10日，刘伯承拖着病体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主席台上作了自我检讨，许多人见状，眼睛里蓄满了泪水，这里面有对他的爱戴，也有对他的心疼。可见刘伯承在军队颇有地位和影响。

而刘伯承的遭遇，与彭德怀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刘伯承的那些老部下对彭德怀也是有怨言的。正因如此，戚本禹才会在提到彭德怀为什么倒这么快时，说出了刘伯承的名字。

同样，粟裕也是如此。他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在工作中与聂荣臻、彭德怀产生了误会，又没有及时消除。导致老帅对他的意见越来越大。

于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遭到了错误批判，并被安上了“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

当时，也有很多同志为粟裕辩白，其中不乏一些上将、中将，他们不约而同表示自己没有看出粟裕有野心。但粟裕还是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庐山会议后，彭老总在反思自己过去的工作中，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对刘伯承等人的批判犯了错，并表示“言过其实”了。

彭老总倒下后，粟裕、刘伯承坚决不落井下石，展现了他们作为共产党人的风格和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