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贵州的领导陪同一个叫何明的男子到遵义会议参观。听到讲解员讲到“遵义会议上大家都批评博古，只有一个人支持他”的时候，何明局促不安起来，面孔涨得通红，显得有些尴尬，把头深深低了下去。
何明本人跟遵义会议有什么关系？
红军进驻贵州遵义后，在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当时党和军队的核心骨干人员，共计有20个人。
他们分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10人，包括凯丰（何克全）；来自于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共计7人；另外三人是共产国际方面的代表、也就是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一位翻译人员伍修权。
遵义会议总共有两个议题：一是讨论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总结一下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无论是从参会者还是从后人角度上来看，都会认定第二项才是重头戏。
事实上，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了重大挫折，以至于不得不离开瑞金根据地，之后进行的湘江战役，数万红军官兵血洒疆场，人员折损大半，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字路口，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
逻辑很明了，如果参会人员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中存在问题，那必须就需要有人站出来对此负责，这些人就不能继续指挥红军。因此，到会人员神情凝重，表情严肃。
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他首先对第五次反“围剿”做了全面的总结。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承认自己存在指挥失误，而是一味地推脱责任，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对手的力量太过强大。
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呢？确实也是事实。
面对前四次都以失败告终的“围剿”，蒋介石倒是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他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来购置军火，加强军备；另一面则加紧聘请外籍军事顾问和专家。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让下属献计献策。
在政治上，他采纳了第一智囊，有“活诸葛”之称的杨永泰的建议，在刚夺到手的占领区笼络人心，实行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强化保甲制度，敲打贪官污吏的政策。
在军事上，蒋介石采纳了有“德国史迪威”之称的军事顾问佛采尔制定的“步步为营”的新战术。
佛采尔在一战时就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作战处处长，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就是因为采用了他的战术而取得胜利。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的军队首次采用了步、炮、空联合作战，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将冯、阎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
在第五次围剿中，除了复制了步炮空联合作战模式，还推出“步步为营”的新战术。此战术和侵华日军实施的“囚笼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日军的战术还要厉害。
说白了，就是改变了过去国民党军队的长驱直入，恨不得一口把红军吃掉的战术，而是每推进一步，就间隔一定距离建立碉堡（上面架起机枪），再拉起密密麻麻的铁丝网。
碉堡是“点”，铁丝网是“面”，点面结合，游击队致胜的法宝就在于游击，在于大范围的穿插活动，如今面临敌军这种一步步的束缚，想冲破包围，取得一场大胜，势必比登天还难。
就这样，敌人一步一步把中央红军向苏区压缩，最后把中央苏区圈定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让红军失去了生存空间，人数不断减少，想要避免最后被收拢包围的局面，只能突围转移。
幸运的是，敌人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已经被我地下党员、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向我党传递出去。
莫雄参加了蒋介石1934年9月在庐山牯岭召开的军事会议，等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回到专署保安司令部，将文件内容传送到了中央军委。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综上所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不惜血本，投入兵力最多，制定战略、战术也很有针对性。
面对蒋介石的绞杀，我军制定的战略战术有没有失误？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博古采用了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李德的建议，对国民党军队实行了硬碰硬，打堡垒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对敌之策。
李德的战术，让人想起凡尔登战役，他的战术不能说不对，但是用错了地方。
一战时期，德国和英法都是欧洲工业强国，战争是三个国家之间的较量。德国很强大，但是英法也不弱，双方的战争资源都很丰富，无论是人力、物力都足够支撑大规模的长期战争。说白了，英法不怕跟德国拼消耗。
可是当时的苏区实力是什么样子的？
传统的说法，中央苏区有21个县、5万平方公里、250万人口。当然也有统计说法是有超过450万人口、53个县。即便如此，苏区跟国民党统治区相比，也是天壤之别。
一是苏区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税收资源很少，缺乏军费，无法维持长期战争的资源。
毕竟沿海等发达地区和工业城市都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双方间的经济实力，天差地别。
二来苏区没有像样的兵工厂，战争资源匮乏。
还有一点，苏区控制人口只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没有足够的兵源。因此，阵地战肯定是不适合红军，跟着敌人的节奏对阵，硬耗火力，无异于自杀。
但是李德生搬硬套，建议寸土不失，博古采用了他的战略战术，酿成大错。
李德在一战的时候的确是打过几天仗，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但并没有将其掌握的军事知识进行系统的消化吸收，这就决定了他的战术水平要远在佛采尔之下，两人之间的较量还没开始，胜负已经毫无悬念。
所以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固然有国民党投入资源更多的原因，但是红军战略、战术失误，才是主要原因。
对此，博古应当承认，不该推卸责任。
可是在会议上，博古仍旧无法面对现实。因此，对于博古的说法，到场的人眉头紧皱，对他的讲话表示不满，觉得他分明是在推脱责任，没有担当。
他的发言刚刚结束，大家就展开了讨论，纷纷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到会的20个人中，除了李德沉默，大家都不赞成博古的总结。
还有人拿出了数据，说明博古“敌人强大”的理由站不住脚。
第三次反“围剿”，敌我兵力比悬殊，几乎是1:10，结果仍然还是红军取胜。第四次反“围剿”，敌兵50万，红军4万，比例是1:12.5，红军还是打败了敌人。
关键的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调集50万精兵，红军只有10万，敌我两军的比例是1:5。相比前两次反“围剿”的比例，红军实力反而是大增，可惜却在反“围剿”斗争中败北了。
你说不是战略战术失误，谁信？
后来，博古再次解释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了，无法集中力量对敌。
对此，大家依旧不赞同。
因为从根据地建立到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根据地从来没有统一过。而且苏区面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是最大的，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却都取得了胜利，这该如何解释？
接着，博古又说出了失败的第三条理由，后勤保障没有跟上。
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就是拼后勤的，后勤保障不到位怎么打仗？
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第五次反“围剿”时，苏区群众觉悟比以前更高，积极支持苏区保卫战，后勤保障工作出色完成。中央苏区的支前工作，比以前都到位。
博古的三次解释，都被大家反驳，他再也没有辩解，只能低头不语。
第五次反“围剿”时，除了博古之外，朱德、王稼祥和周恩来也是军委成员，他们都在遵义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这充分说明他们敢于负责。在这样的形势下，博古依旧不认错，大家对他自然要进行批评。
但是到会的人，有一个人持相反意见，觉得博古没错。这个人，就是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凯丰。
他不但支持博古，还贬低毛主席。凯丰说毛主席不懂军事，“顶多是看了些《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罢了。”
毛主席听了之后并没有发怒，而是微微一笑说：“凯丰同志，请问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全文有几章几节吗？”
凯丰听了当即语塞，他确实没有看过这本书。
问题来了，凯丰为何要跟大家唱反调？
首先，他与博古比较熟悉，在一起共事时间比较长，私交不错。
1927年，凯丰去了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在那里一学习就是三年，到1930年秋才回国。那时候，博古也在苏联，和凯丰在同一所学校，比早到苏联一年，而且还留校工作。
作为学长，又是在异国他乡，博古没少照顾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学弟，二人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
博古也是1930年回国的，他还是凯丰的入党介绍人。博古是自己的学长，还是革命引路人，凯丰站在对方角度说话之举，就不难理解了。
况且，两人接受的都是一样的教育，观点相同也很正常。
其次，凯丰在军事上同样也是外行，反“围剿”的时候凯丰主要是从事共青团工作，没有参与军事指挥，对其中的是非曲直不太清楚，这才发表了错误的言论。
还有，工作性质决定了，凯丰跟毛主席没有接触过，了解也不多。当时党内一部分盲目崇拜“海归”，觉得在苏联学习过的人更专业。凯丰认为毛主席没有“留洋”经历，能力不如博古。凯丰怀疑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这才发表了反对他的观点。
尽管凯丰反对，遵义会议还是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凯丰并不是花岗岩脑袋，在事实面前敢于认错。遵义会议结束两个月后，凯丰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检讨自己，转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
关于这一点，凯丰在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予以反思：“因为自己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观点，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
凯丰知错能改，这很难得，不愧是好同志。
在1941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再次自我反省，他联系当前的实际，反省自己，对以前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得到了组织的谅解。
看到凯丰检讨时的严厉措辞，毛主席本人还亲切安慰他：我们要向前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之后，凯丰一直从事共青团和宣传工作，他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为革命付出了毕生精力！
正是由于他为革命废寝忘食，把身体搞垮，49岁就去世了，让人惋惜。
那么，文章开头出现的何明，和凯丰什么关系？凯丰有四个子女，何明是长子。凯丰的原名叫何克全，孩子自然姓何。
20世纪80年代，何明在贵州当地负责人陪同下，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时候，解说员正在讲凯丰怎么反对毛主席。当解说员得知省里领导带着凯丰的儿子来了的时候，纪念馆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在短暂的尴尬过后，何明很快就调整了过来，微笑着对解说员说：“继续讲啊，实事求是嘛。”
其实凯丰是个明白人，他的确反对过毛主席，但是在事实面前，又转变为拥护毛主席，检讨自己的错误。他的人生短暂，更多的是跟从主席，拥护主席，无愧于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