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考公务员热”一直在持续，甚至公务员考试是越来越火爆，硕士、博士都在挤破头抢一个有编制的公务员职位。
为什么？大多是因为公务员工作稳定，收入优渥，福利待遇又有保障，在这个大家似乎都觉得经济“不太好”的时代，公务员再度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香饽饽”。但实际上，剥开公务员光鲜的外衣，其实很多县乡又出现了公务员发工资难的问题，保障公务员工资成为了许多县乡政府的“头号任务”。
上一次，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那为什么30年以后，县乡又出现发工资难的问题了？
· 上世纪90年代，为什么发工资难？
虽然我国考公务员的热潮一直没有退却，但是县城里那些已经“进入围城”的公务员们却也抱怨连连，要么说工作压力太大，总是加班；要么就是说工资被拖欠，几个月才能发一次，而且各种补贴都已经停发了。
一问就是县里也没钱，领导们为了公务员的工资伤透了脑筋，想尽办法拆东墙、补西墙，但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有人表示，这就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公务员也曾有过一段“发工资难”的困难时期，许多公务员也是在那个时候“辞职下海”。因为那个时候，公务员的收入远不如个体户、私营业主等自己做生意的老板们，加上国家还有相关“停薪留职”的政策，希望能够借此增强经济的活力，进一步推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以，大批公务员选择“下海”。
数据显示，光是在1992年南巡过后，就有12万公务员辞职从商，还有1000多万公务员选择停薪留职。
但那个时候，公务员出现工资发放难的情况，也是有时代因素的。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不久，全国经济水平都比较低，大城市里的经济发展都一般，更别说是县城了。县城里工业企业少，税源不足，财政收入自然也就比较低，在公共开支之外，能够保障公务员工资的资金自然也就不多了。
另外一方面，当时我国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人员管理混乱，许多人通过各种“关系”“条子”进入“体制内”，导致许多单位超编严重、机构臃肿。人员超编严重，就意味着工资开支进一步增加，让本来就财政吃紧的县城更是“亚历山大”。
不过，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房地产热潮之后，县城经济也开始“起飞”，地方财政收入迅速增加，手里有钱了，公务员的工资自然也就有保障了。
再加上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实现了“凡进必考”，严格控制了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所以，县乡公务员发工资难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不仅是“得到了解决”，而且是随着县财政的腰包“鼓了起来”，公务员工资水平不断提升，补贴也不断增加，公务员逐渐再度成为了一个“香饽饽”。
不过，看起来是好景不长，县乡公务员发工资难的问题才解决了20多年，现在公务员又开始抱怨“不发工资”了，为什么到现在，公务员又出现“发工资难”的问题了呢？
· 财政收入都不够发工资？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县乡确实又出现了发工资难的问题。公务员降薪、减少福利待遇、推迟发放工资的事情近年来是时有发生。毕竟，从数据上来看，县乡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拿去给公务员发工资都不够。
比如，在2023年时，《半月谈》就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调研，结果显示，乌蒙山区A县就因为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持续扩增，而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调研数据显示，A县当年“保工资”预算总支出为26.3亿元，其中在职人员20亿元，临聘人员4.6亿元，还有1.7亿元为离退休人员工资。
而2022年A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7.02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只有4.14亿元。也就是说，就算2023年A县财政收入再怎么提高，都不可能提高到能够覆盖公务员工资的程度，甚至光是临聘人员的总工资收入，就超过了全县的总税收收入。
可见，光从财政收入这方面来看，县城财政确实连公务员工资都覆盖不了，当然那也就发不出工资了。
那么，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靠哪笔钱发出来的呢？具体来说，就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在《半月谈》的调查中，A县工作人员也承认，工资“大多需要从上级财政的一般转移支付中腾挪资金”。
根据《半月谈》所言，类似乌蒙山区A县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大多数县城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国“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也曾发文指出警惕县城只剩“公仆经济”，这就是因为转移支付保障了公务员的工资，从而保障了县城的“吃喝经济”。
数据显示，我国中西部很多县市，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6亿元，年支出却有几十亿甚至更多，几乎都是依靠转移支付在维持。2022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达到了9.71万亿元，2023年，则增长到了10.29万亿元，其中四川省转移支付高达5882.53亿元，位列全国第一，河南省则以5095.21亿元位居第二。
数额庞大的转移支付，大多都首先被拿去“保工资”了。比如，2023年，鲁南某县的财政收入为19.68亿元，但“保工资”的支出则达到了20.71亿元，“保运转”的支出也有7000多万元，大约13亿用来“保基本民生”。
而财政收入不够的部分，就是依靠转移支付补上的。简单来说，县城公务员的工资，其实是珠三角、长三角的“牛马”们兢兢业业工作支付的，如果没有转移支付，县城的财政收入，最多也只能勉强支付公务员工资，甚至连工资都不够发。
那么，为什么30年后，县乡又出现了发工资难的问题呢？
· 三十年转了一个圈，还是发工资难？
上世纪90年代，公务员发工资难，是因为国家经济不好，那么现在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县乡公务员又出现了发工资难的情况呢？
首先，这与国内房地产业热度消减，政府卖地收入大幅减少，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很有关系。一些资料显示，多数县城卖地的收入已经降到了过去的20%左右，这对于县级财政是一个重大打击。财政收入不够，公务员的工资自然得不到保障，公务员的收入也就只能下降了。
其次，由于前几年县城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甚至不惜大幅举债建设，导致县城债务负担比较高，很多县城的债务负担多达数十亿元，很多县级财政甚至不能按时支付利息，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要支付利息的时候，公务员的工资似乎就又不是“最重要的”了，至少得先把利息还了才行。
县乡财政供养的人员数量庞大，同样也是现在县乡发工资难得一个原因。虽然我国已经实行了“凡进必考”，编制人员的数量得到了严格控制，但在县乡，财政供养人员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公务员收入相较于县城平均水平高出很多，甚至高于北上广等很多大城市的“打工人”，从某种程度来看，他们的工资似乎是“高得不合理”。比如，虽然编制人员数量不多，临聘人员却是数量庞大。尽管临聘人员收入并不高，但架不住数量大，财政开支也不小。再比如，不少县乡居民大量进城打工，人口流失严重，但公务员数量却依旧庞大，导致许多公务员“无事可干”，机构也十分臃肿，其实根本“毫无必要”。比如，仍旧以乌蒙山区A县的数据来看，该县临聘人员的年均收入只有1.61万元，总人数却达到了2.8万多人，数量是编制人员的1.8倍之多。而编制人员的人均年收入则有大约12.83万元，总人数则有1.5万多人。
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人员数量的差距，足以反映出县乡财政供养体系存在的一定问题。
最后，新冠疫情的影响，也对县城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疫情防控对企业的正常生产造成了影响，使得企业利润下降，当然也导致政府收入减少。而且，为了进行疫情防控，政府还要投入大笔资金进行核酸检测、人员隔离，对政府财政也是不小的负担。
总的来说，县乡公务员出现发工资难的情况，与县乡经济发展出现困难有很大关系，当下，各个县政府还是应该好好想想，如何才能真正依托自己当地的长处，发展特色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只想着躺在“转移支付”的温床上，指望着发达省份来对他们进行“救济”。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