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但有一种情形出现时，国家就无法垄断暴力了，那就是国家处于内战状态。
为什么内战会发生？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里的“分”，不只是指国家分裂，而且往往还是指国家处于内战状态。即便像汉唐明清这样的盛世王朝，也都出现过七王之乱、安史之乱、朱棣夺位战争和三藩之乱这样的内战状态。
八一南昌起义
其他国家的内战也不少见，比如17世纪的英国内战，19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等等。
无疑，内战对各方都意味着巨大的痛苦。组织战争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战争还意味着贫穷、苦难与死亡。既然如此，为什么内战还总是跟人类历史如影随形？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不少国家难以摆脱内战的魔咒。
关于内战为什么会发生，国际学术界已经贡献了很多重要的理论，主要解释包括怨恨理论、认同危机、资源争夺、权力争夺、失败国家、政治革命等。
但无论这些理论是什么，它们大致都支持这样一个基本逻辑，就是社会当中存在着反叛的巨大动力，而原来应该垄断暴力的国家，却缺少控制反叛的能力，这时内战就发生了。
比如，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不少都是“流民生变”。普通老百姓活不下去，只好逃离家乡，四处流窜，终于变成了武装叛乱。如果政府无力控制，就会变成一场长时间的内战。
又比如，20世纪50年代，在非洲国家尼日利亚的东区、在伊博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发现了储量巨大的石油。但北区控制的中央政府，后来想要通过国家石油公司来控制东区的石油生产。东区则认为，这是一种资源掠夺，于是1966年就宣布独立了。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无法阻止东区的独立，内战就爆发了。
你看，这两个例子尽管具体情形不同，但大体逻辑是相似的。从理论上讲，社会怨恨和国家能力，是理解内战的两个关键变量。
C-H模型：理解内战爆发的原因听到这里，你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既然内战的逻辑是相似的，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更容易爆发内战呢？这个问题一度还引起了世界银行的重视。
后来，世界银行索性委托两位学者——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和安科·霍夫勒（Anke Hoeffler）对内战进行了专门研究。
2001年，他们的研究报告发布了，提出了一个解释内战的新模型，被称为科利尔-霍夫勒模型，简称C-H模型，发现了影响内战的5个关键因素。我这里为你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发现：
第一个因素是反叛武装财务资源获取的容易程度。特别是，当一个国家有储量很大的油田、金矿、钻石矿时，反叛武装就更容易获得反叛的财务资源。
比如，非洲有个国家叫塞拉利昂，它有丰裕的钻石资源，一小兜钻石就能换回一卡车的AK—47突击步枪。这就更容易导致内战。著名电影《血钻》，就是以塞拉利昂的钻石开采、武器购买与内战为背景的。
第二个因素是武装反叛的机会成本高低。比如，20世纪早期，中国的军阀混战维持了相当长时间。为什么呢？一个解释就是，当时中国非常穷，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饭，当兵就算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所以，军阀的兵源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供给。
C-H模型发现，一个国家小学入学率越低，人均收入越低，经济增长率越低，就越容易发生内战。
第三个因素是反叛武装可能获得的军事优势。简单地说，如果一个国家就是一小片一马平川的平原，就不容易发生内战，因为反叛武装都无处藏身啊。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面积广大、地形复杂、人口分散，就更容易发生内战，因为反叛武装更不容易被剿灭。这一点应该容易理解。
美国南北战争
第四个因素恐怕是最重要的，就是社会怨恨的严重程度。因为严重的怨恨，是引发内战的最重要动力。但这种怨恨并不会凭空产生，常常跟一个社会的少数集团支配严重不平等以及族群宗教集团之间的严重对立有关。
第五个因素是人口规模。研究发现，人口规模愈大的国家，愈有可能发生内战。这里可能有两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是，人口越多，社会群体的分化就更严重，一个集团跟另一个集团发生冲突的概率就会增加。
第二个逻辑是，人口越多，往往对应着国家规模越大，地理复杂性也会增加，反叛武装就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总之，C-H模型给出的结论尽管是概率上的，却给我们呈现了内战为什么容易发生的全球图景。
为什么内战很难和平解决？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既然内战都意味着巨大的苦难，有的内战还持续几年，为什么人们不选择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内战呢？
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用到博弈论的知识。博弈论关注的是政治行为者的策略选择。
从博弈论视角看，一个政治行为者会评估外部的约束条件，然后根据其他政治行为者——比如对手或盟友的策略，基于理性计算原则，来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
因此，博弈论往往把政治过程看成政治行为者的博弈，把政治结果看成政治行为者经过博弈后达到的均衡。
比如，政治学者芭芭拉·瓦尔特（Barbara F. Water）就用博弈论来分析内战。她研究了1940年到1990年之间的41场内战，发现只有17场内战达成了和平协议。但要命的是，这些和平协议半数以上都没有得到执行。总共算下来，41场内战，仅有8场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而33场都是以其中一方的决定性胜利来收尾的，也就是一方用武力战胜了对手。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即便内战各方达成了和平协议，和平协议也常常无法执行呢？瓦尔特发现，关键是缺少一种“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s）机制”。
简单地说，执行和平协议的关键步骤，是内战各方要把军队移交给中央政府或联合政府。但问题是，只要任何一方首先放弃自己的武力，而另一方反悔的话，就会给前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即便达成了和平协议，当真正需要执行协议时，没有哪一方会首先放弃武力。这样一来，和平协议就成了一纸空文。这个分析，就是博弈论的思维。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8场内战的和平协议得到了执行呢？差别在于，那些执行和平协议的国家，都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干预者。正是这个强大的外部干预者，为执行和平协议提供了一种“可信承诺机制”。
瓦尔特的分析，就讲到了两个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和卢旺达，过去发生的两场内战。这恰恰展示了她这套理论的魅力。
从结构上说，津巴布韦发生于1972年到1979年的内战，跟卢旺达发生在1990年到1994年的内战非常相似。津巴布韦内战的和平解决，关键是英国的介入。英国敦促内战各方谈判，签署了《兰开斯特宫协定》，并在关键时刻接管了津巴布韦政府，为和平解决内战提供了一种“可信承诺机制”。
而卢旺达内战更为血腥，因为出现了族群灭绝式的大屠杀。但当时的美国由于干预索马里内战的失败，不愿意介入卢旺达内战。欧洲国家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结果，尽管胡图族和图西族早在1993年就签署了和平协议，但协议完全无法执行。直到卢旺达爱国阵线最后打败了政府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才结束了卢旺达内战。
所以说，这两个国家内战的主要不同，就在于卢旺达内战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干预者。
2024年7月21日至23日，应中方邀请，包括法塔赫、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共14个派别在北京举行了和解对话，北京为和平解决巴勒斯坦内战提供了一种“可信承诺机制”。
巴勒斯坦14派别签署《北京宣言》
政治学认知升级清单今天我们分析了内战何以发生以及为何难以和平解决。
我们希望可以给你的启示是——博弈论是分析政治现象的重要视角。博弈论的思维，主要就是基于政治行为者的互动策略，来分析他们可能的选择。
举例来说，美国总统宁可政府关门，也不愿意跟反对党作重大让步。主要原因就是，总统相信，一旦政府关门，白宫通过新闻传播，会让反对党背上更大的政治包袱。总统希望美国公众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印象——正是反对党的恶意阻挠导致了美国政府无法运转。
这样一来，当再次重启谈判时，总统觉得只需作较少让步，就能达成协议。借助博弈论思维，这样的事情就会一目了然。当然，真实的情况往往要比这里分析的更为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