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八年（1869年），直隶保定府白洋淀畔的柳树屯，因漕运兴盛聚集着三百余户人家。镇东头崔家染坊的靛青池终年泛着诡异蓝光，坊间传闻池底沉着光绪初年失踪的税吏。命案发生前夜，货郎王二更亲眼见染坊主崔大年在池边焚烧纸人，纸灰中混着未燃尽的碎银——这正是后来破解迷案的关键物证。
绣花鞋底的靛青泥九月初九重阳节，崔妻李氏被发现溺毙于靛青池。仵作验尸发现蹊跷：死者鼻腔无靛青残留，后脑却有钝器伤，绣花鞋底沾着西街独有的红胶泥。而西街正是李氏姘头、米商赵广财宅院所在。更离奇的是，崔家账房先生作证，案发当夜崔大年在通宵赶染贡品蓝绸，但衙役在染缸夹层搜出未拆封的鹤顶红药包。
县令周秉钧提审相关人等，得到三份截然不同的证词。染坊学徒称亥时见李氏往西街去，打更人却说同一时辰李氏在池边烧纸，更离奇的是赵广财家仆指认李氏子时仍在赵宅厢房。周县令对照《洗冤集录》记载的"尸斑位移法"，结合当天酉时降雨，推断真实死亡时间在戌时初刻，戳破所有伪证。
消失的砒霜账册调查砒霜来源时，周县令乔装药商暗访。发现保和堂账簿有撕页痕迹，残留墨迹显现"九月初八"字样，正是案发前日。掌柜被迫交代崔大年曾购买二两砒霜，却备注"驱鼠用"。更惊人的是，在崔家后院掘出二十只死鼠，均呈中毒症状，与李氏死因截然不同，证明砒霜另有用途。
锡箔元宝里的碎银周县令命人筛检染坊纸灰，从中分离出半钱官银碎屑。经户房比对，正是半年前失踪的河工饷银。顺着这条线索，查出崔大年与漕帮勾结，利用染坊漂洗私铸银两。而李氏正是发现丈夫罪证，欲向官府告发才遭灭口。染池边的纸灰，实为崔大年焚烧账本所致。
潜水夫探查靛青池，在池底发现特制铁钩阵。这些铁钩与漕帮运私盐的"沉江钩"形制相同，用于固定水下赃物。同时打捞出五口密封陶罐，内藏河工饷银三千两。漕帮小头目受审时供认，崔大年借染布之名，实则用靛青为私银做旧，每千两抽成二十两。
双环计中的生死局周县令重审砒霜案，发现惊人反转。染坊学徒供出崔大年指使其毒杀老鼠，实为制造"李氏误触鼠药"假象。而真正致死李氏的，是藏在她每日必饮的燕窝中的慢性毒药。这种下毒手法，与《洗冤集录》记载的嘉靖年间"双毒案"如出一辙5。
贡品里的致命配方查抄崔家库房时，发现特制燕窝罐。罐底夹层填充着雷公藤粉末，遇水蒸气便缓慢释放。这种来自云南土司的秘药，正是李氏暴毙的元凶。崔大年借每年进贡蓝绸之便，通过内务府太监获得此药，其心计之深令三司会审官员都脊背发凉。
追查私银流向时，周县令假扮粮商混入漕帮。发现他们利用运粮官船夹带私银，船底特制暗舱可载十万两。更惊人的是，这些官船夜间悬挂绿灯笼为号，沿途税卡见灯即放行。这种手法，正是咸丰年间两江总督何桂清发明的"绿船法"，本用于军需运输，却被漕帮盗用。
黄绫贡单里的暗码案情牵扯内务府，周县令冒险进京。在崇文门税关查获的贡品清单中，发现用满文篆书标注的暗码5。破译后证实，崔大年每批私银都有一成"孝敬"给储秀宫太监总管。这种官商勾结模式，与同治初年安德海案有着惊人相似。
处决当日，崔大年突然翻供。称真正主谋是其胞弟、河道衙门书办崔永年。周县令急令暂停行刑，在崔永年书房搜出与漕帮往来的"阴阳账册"，账目显示近三年走私白银达八十万两。这种兄弟反目的情节，正是参照乾隆朝"杨氏兄弟盐案"的审讯策略。
册库里的生死簿案件终审时，周县令搬出黄册库秘档。这些盖着漕运总督印的船单显示，崔氏兄弟走私船队竟有兵部批文。最终牵扯出从九品河泊所大使到正二品漕运总督的二十三官员，震动朝野。结案后，白洋淀畔立起"周青天碑"，碑文详述此案，成为清末司法改革的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