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清朝外交官许世英应邀看脱衣舞，被问及感受时，他如何答的

世人都说清末的外交官不堪大用，可在1910年的巴黎，却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当时，一群法国人故意邀请清朝外交官许世英观看脱衣舞表演，想要让这位东方来的官员出丑。谁知这位看似古板的清朝官员不仅神色自若地看完了整场表演，面对法国记者刁钻的提问，更是说出了一番令全场哗然的话。这番话不仅让在场的西方人对这位东方外交官刮目相看，更在次日登上了巴黎各大报纸的头版。究竟许世英说了什么，让这些傲慢的西方人如此惊叹？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许世英的早年生活

在安徽秋浦，有一个叫许家滩的小地方，这里便是许世英的故乡。1873年初秋时节，许世英降生在这个耕读世家。许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在当地也算得上殷实人家，尤其是许世英的父亲许延祚，更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秀才。

在许世英六岁那年，许延祚便把他送进了私塾。这个私塾的夫子姓汪，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不少学生在他门下都考中了功名。汪夫子最让人称道的，便是他那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每天早晨，汪夫子都会让学生们在清晨的露水未干时，捧着《三字经》在院子里大声诵读。他说这样不仅能让学生记得牢，还能练就一副好嗓子。果然，许世英后来在外交场合那响亮的嗓音，便是从小练就的。

汪夫子见许世英天资聪颖，便格外关照。有一次，他让许世英背诵《左传》，本想着这小小年纪能记住个七七八八就不错了，谁知许世英一口气背了三章，且一字不差。从那以后，汪夫子常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到了许世英十八岁那年，正值科举考试。他闭门苦读了三个月，终于在1891年考中了秀才。这一年的考试特别激烈，整个秋浦县能考中的也不过十来人。许世英能考中，一时间成了本地的佳话。

然而，科举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在随后的两次乡试中，许世英都名落孙山。这对年轻的许世英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但他并没有就此气馁，而是更加发愤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1897年，许世英终于考取了拔贡。这个＂拔贡＂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清朝规定十二年才选拔一次，每次各省选拔的名额都极为有限。能考取拔贡，说明许世英的学问已经相当了得。

考中拔贡后，许世英立即进京参加礼部选官考试。这场考试可谓龙争虎斗，来自全国各地的拔贡生都使出浑身解数。但许世英依然脱颖而出，考了个第一等的好成绩。

第二天，礼部的官员便领着许世英来到刑部报到。刑部虽然不是六部中最显赫的衙门，但对一个刚入仕途的年轻人来说，能在京城六部任职已是难得的机遇。许世英初来乍到，便遇到一桩棘手的案件。

原来是山东一个商人告御状，说他被当地官员冤枉入狱。许世英仔细查看卷宗，发现这案子确实另有隐情。他一连写了三份详细的审理报告，终于为这个商人洗清了冤屈。这一案子，让刑部的同僚都对这位新来的年轻官员刮目相看。

就这样，许世英在刑部一干就是三年。期间他审理了不少案件，每次都能抓住案情关键，辨明是非曲直。渐渐地，他在司法界有了名气，为日后走上外交之路打下了基础。

二、从司法官到外交官的转折

1907年的东北，正值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东北三省百废待兴，尤其是司法制度亟待改革。这一年，许世英接到朝廷的调令，前往奉天筹建司法机构。

当许世英踏上奉天的土地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这里不仅有清朝的衙门，还有俄国人和日本人开设的法院。由于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外国人在中国犯了事，中国官府根本管不了，只能交由他们自己的法院审理。这种耻辱性的待遇，让许世英深感不平。

在奉天期间，许世英一边筹建新式法院，一边研究西方的司法制度。他发现，要想收回领事裁判权，就必须先把自己的司法制度改革好。于是，他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法律，还专门请教了几位留学日本的法学生。

就在许世英为东北司法改革忙得不可开交时，朝廷突然传来一个重要消息：准备派遣考察团前往欧美考察司法和监狱制度。这个消息让许世英眼前一亮，要知道，当时能够出国考察的机会可是少之又少。

1910年春天，许世英随考察团先后访问了俄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在莫斯科，他们参观了沙皇新建的中央监狱；在柏林，他们考察了德国著名的模范监狱；在巴黎，他们还参加了一场重要的法学研讨会。

正当考察团准备结束欧洲之行时，一封来自美国的邀请函改变了行程。原来，美国政府邀请清朝派代表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监狱改良大会。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仅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司法改革，还能学习各国先进经验。

许世英作为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司法改革现状》的演讲。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在国际会议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演讲。演讲中，他详细介绍了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改革，特别是在司法领域取得的进展。

一位美国代表听完演讲后说：＂没想到东方大国也开始注重法制建设了。＂这句话虽然带着几分傲慢，但也反映出西方对中国改革的关注。

会议期间，许世英还结识了不少各国的司法界人士。他们互相交流经验，讨论司法改革的难点。通过这些交流，许世英更加坚定了改革的信心。他说：＂中国的司法改革，既要借鉴西方经验，又要符合国情。＂

就这样，许世英在司法考察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他发现，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不仅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有高超的外交智慧。这为他后来从司法官转向外交官埋下了伏笔。

三、巴黎脱衣舞表演背后的较量

从华盛顿回到巴黎后，许世英本想继续进行司法考察，却不料遇到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文化较量＂。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的法国社会对东方人存在偏见，认为清朝官员古板守旧，不懂得欣赏西方文化。

一天傍晚，几位法国官员突然邀请许世英等人去观看一场＂特别演出＂。这些官员打着＂了解法兰西文化＂的幌子，其实是想看看这些东方来的官员在观看脱衣舞表演时的窘态。

当时的巴黎蒙马特区有一家著名的红磨坊剧场，正是法国＂康康舞＂的发源地。这种舞蹈以舞者高抬腿、翻飞裙摆闻名于世，在当时的欧洲可谓是轰动一时。但对于清朝的官员来说，这样开放的表演无异于一场＂道德考验＂。

演出开始前，法国官员特意把许世英等人安排在前排就座。其他几位清朝官员面露难色，有的低头假寐，有的频频擦汗，有的甚至借故离席。但许世英却不慌不忙地坐在那里，时而品茶，时而与身边的法国官员交谈。

台上的舞者翩翩起舞，裙摆飞扬。每当舞者做出令人惊艳的动作时，全场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许世英也跟着鼓掌，这让那些刻意关注他反应的法国人感到意外。

演出结束后，一位早已等候在旁的法国记者立即凑上前来，用带着挑衅意味的语气问道：＂尊敬的许先生，请问您对这场表演有何感想？＂在场的人都竖起了耳朵，等着看这位东方官员如何应对这个尴尬的问题。

许世英优雅地放下茶杯，用流利的法语回答：＂这是一个很好的娱乐项目，它可能能够帮助贵国增加人口。＂这番话既幽默又不失风度，还暗含对法国当时人口增长缓慢的调侃，顿时让在场的法国人哑口无言。

第二天，巴黎的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个趣闻。《费加罗报》以《东方智者的妙答》为标题，详细描写了这场文化较量。许世英的机智回答不仅化解了尴尬，还赢得了法国人的尊重。

这场巴黎的文化较量，展现了许世英高超的外交智慧。他既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显得扭捏作态，也没有为了迎合西方人而失去自己的立场。他用幽默而得体的方式，完美地化解了这场文化冲突。

从此以后，许世英在欧洲外交界有了＂东方智者＂的美誉。这个称号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打破了西方人对清朝官员的刻板印象。正是这次经历，让许世英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如鱼得水，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

四、民国时期的外交生涯

1912年，清朝覆灭，许世英并未随之沉沦。凭借在欧洲积累的外交经验和人脉，他很快就得到了北洋政府的重用。这一年，段祺瑞派他出任外交部参事，专门负责与各国使节的接洽工作。

在外交部任职期间，许世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当时俄国驻华公使突然提出要求增加在华领事馆数量，这显然是想借机扩大在华影响力。许世英在与俄国公使的谈判中，不卑不亢地指出：＂贵国在华领事馆数量已经远超其他国家，这与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不相称。＂最终，俄国方面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要求。

1924年的一天，孙中山在天津病重期间，专门召见了许世英。这次会面成为许世英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当时，孙中山躺在病床上，对许世英说了一番让他终生难忘的话：＂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番话让许世英深受触动。从此以后，他在外交活动中更加注重维护国家尊严。有一次，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名官员在谈判时态度傲慢，许世英立即起身说道：＂如果贵使馆认为这样的态度有助于谈判，那我们不妨改日再谈。＂这一举动让英方不得不改变态度。

1927年，华北大旱，许世英被任命为赈灾委员会主任。他深入灾区实地考察，发现灾情比报告中描述的更为严重。在一个叫东阿的县城，他看到灾民们以树皮为食，当即拍案而起：＂必须立即调拨粮食！＂

为了筹集赈灾物资，许世英四处奔走。他首先找到了在上海的几位老朋友，这些人都是当年在欧洲结识的商界人士。通过他们的帮助，很快筹集到了第一批赈灾物资。

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忙于＂围剿共产党＂，对赈灾工作并不重视。许世英多次向政府请示增加赈灾款项，却总是得不到回应。在一次会议上，他愤怒地说：＂国家危难之际，却无人过问百姓死活，这让我如何向死去的先生交代！＂

这句话里的＂先生＂，指的正是孙中山。许世英始终记得孙中山临终前的嘱托，要为民请命，为国争光。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努力收效甚微。

1930年，许世英离开了赈灾委员会，回到上海居住。但他并未就此消沉，而是继续关注国际局势。每当有外国使节来访，他都会以私人身份接待，保持着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这些活动为他后来出任驻日大使奠定了基础。

五、抗战前夕的最后努力

1936年的东京，樱花盛开。许世英作为中国驻日大使刚刚抵达不久，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请柬。时任日本首相广田弘毅邀请他参加一场茶会。这位老相识在二十多年前就与许世英相识，当时两人都是年轻的外交官。

茶会上，广田弘毅笑着说：＂许先生还记得我们在巴黎的那场演出吗？＂许世英立即明白他指的是当年那场脱衣舞表演。但此时的许世英已经不是当年的年轻外交官，他正色道：＂广田君，今日中日之间的问题，可不是一句玩笑话就能化解的。＂

这番话让现场气氛骤然凝重。许世英接着说：＂强权固然可以逞一时之凶，但唯有公理才能永垂千古。＂这句话虽然说得平和，却字字如针，直指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许世英频繁与日本各界人士接触。一次，他在东京的一家寿司店遇到了日本海军大将冈田启介。两人相谈甚欢，冈田突然说：＂中日若能联手，何愁亚洲不兴？＂

许世英放下筷子，说道：＂但贵国现在的做法，恐怕不是联手，而是要钳制中国啊！＂这句话说得冈田默然无语。

1937年初，许世英召集了一次特别的晚宴，邀请了包括陆军大将、政界要员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席间，他提出了＂中日苏三国协议＂的设想，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化解矛盾。

然而，日本方面的回应却十分敷衍。一位日本陆军中将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和平固然可贵，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番话让许世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七月初，许世英回国述职。临行前，他特地拜访了几位老朋友，希望能够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但所有人的态度都十分暧昧，这让他感到事态已经无法挽回。

七七事变爆发后，许世英立即从国内赶回东京。他在机场就召开了记者会，向日本政府送上了＂悬崖勒马＂四个大字。这次记者会上，许世英的发言掷地有声：＂中国虽然不愿战，但绝不畏战！＂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方记者，许世英不卑不亢地回应：＂贵国若执意发动战争，必将自食其果。历史会证明，谁是正义的一方！＂

最终，当许世英确认所有外交途径都已无望后，他毅然决定回国。临行前，他在给日本外务省的信中写道：＂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见。但愿贵国能及时醒悟，莫要重蹈德国一战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