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七年（611）二月十九日，隋炀帝从江都乘坐龙舟北上，通过“通济渠”进入“永济渠”，最终抵达涿郡（今北京市）。那么，为什么隋炀帝路过东都之门而不入，直接前往涿郡呢？他在二月二十六日途中发布的诏书中明确说明了原因：“高丽王高元缺失藩礼，朕将亲征辽东，恢复胜略。虽然此次行动主要是为了征伐，但也兼顾巡省地方，前往原郡，安抚民众……”

高句丽是位于朝鲜半岛上的一个跨越鸭绿江两岸的古代国家，是隋朝的藩属国。隋炀帝为何要攻打高句丽？诏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高丽“缺失藩礼”，即高丽王高元拒绝入朝拜见隋炀帝，也不派遣使臣向隋朝进贡。

事实上，早在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二月，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谅为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率领水陆大军三十万进攻高句丽，但最终未能成功，军队损失惨重，死者达十八九之多。

隋炀帝即位后，再次征召高元入朝，但高元担心因之前的事件被扣留或杀害，因此没有应征入朝，并暗中与东突厥联络，共同对抗隋朝。

有一次，隋炀帝北巡至启民可汗的牙帐时，高元的使者已经先一步到达。启民可汗被隋炀帝沿途展示的强大国力和威严所震慑，不敢隐瞒境外的交往，于是带领高元的使者入帐拜见隋炀帝。这一事件进一步激化了隋炀帝对高句丽的不满，最终决定亲自出征，讨伐高句丽。

裴矩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揣摩到了隋炀帝的心思。他分析道：“高丽之地，原本是我古代的孤竹国。西周时，将其封给了箕子；汉朝时，这里设有三个郡；晋朝时，也统治过辽东。如今，高句丽却拒绝臣服，自视甚高，先帝对此早已不满，欲加讨伐，但因杨谅无能，未能成功。如今正值陛下盛世，怎能就此放弃，让文明之地沦为蛮夷之邦？”

裴矩进一步建议：“请陛下当面诏告高丽使者，让他回国告知高元，迅速前来朝见；否则，将率领突厥军队立即前往讨伐。”

隋炀帝采纳了裴矩的建议，召见了高元的使者，并命令吏部尚书牛弘宣读圣旨：“朕因启民可汗忠诚侍奉朝廷，故亲临其帐。明年朕将前往涿郡，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应当前来朝见，勿需心存恐惧，朕待他将如同对待启民。若不前来拜见，必将率启民巡行你们的土地。”

隋炀帝的话语中隐含着杀机，使者听后十分惊恐。高元得知后，担心入朝会有生命危险，因此决定不入朝，也不派遣使者，而是全力备战。实际上，如果高元前来朝见，所受待遇绝不会低于启民。然而，他的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隋炀帝的征伐高丽，使隋朝国运急转直下。

隋炀帝北巡结束后返回东都洛阳，见高元并未前来朝见，意识到他不愿臣服，于是开始策划征辽。大业四年（608）一月，隋炀帝下令开凿“永济渠”，以确保运输畅通，这同时也是为北伐高丽做准备。次年，隋炀帝又在涿郡修建了临朔宫，作为辽东战役的行宫。

在战略上，隋炀帝采取了先西北、后东北的策略，即先打通西域，再用兵辽东。在西北取得成功并巡视江南后，隋炀帝才将征伐高丽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从他在江都北上的具体部署到正式发兵，时间已到了大业八年（612）一月。这意味着，隋炀帝给了高句丽整整四年的时间来备战，这场战争也因此变得更加艰难。

大业八年四月十五日，隋炀帝抵达涿郡临朔宫，准备展开对高句丽的征伐。

隋炀帝亲自部署了两支大军：

水路方面，任命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为统帅，率领楼船舰队横渡沧海，直接进攻平壤。

陆路则分为左右两路，由兵部尚书段文振、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共同指挥。每路下辖十二军，共计二十四军，从琢郡出发后，兵分二十四路，最终集结于平壤城下。

隋炀帝一向认为于仲文具备“将领之才”。在北伐突厥、西征吐谷浑等战役中，于仲文的表现十分出色。因此，隋炀帝特别委任他为各军的“滔察节度”，即在战场上仅次于隋炀帝本人的最高指挥官。

一切准备就绪，隋炀帝询问曾担任过太史令、后因故被贬为含水（今甘肃省庆阳市）县令、现被征召参战的皮质：“朕继承先皇遗志，亲自率军征讨高句丽。高句丽的土地和人口不过相当于我朝一个郡的规模，你觉得我们能取胜吗？”

面对皇帝的质问，皮质不敢轻言失败，于是回答道：“依臣之见，进攻必定能够攻克。”然而，这只是他话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但臣恳请陛下不要御驾亲征。”

隋炀帝闻言，心中不悦，脸色也变得阴沉，语气中透露出不满：“朕亲自统帅大军出征，怎能未见到高句丽王就自行撤退呢？”

皮质解释道：“陛下若亲自前往，恐会影响将领们的威望。臣希望陛下留在这里，派遣勇猛的将领指挥作战，迅速行动，出其不意，兵贵神速，迟缓则难有成效。”

皮质的意思很明显：隋炀帝的亲临战场只会妨碍军事行动。

隋炀帝却不以为然，说道：“如果你不愿意去，可以留在这里。”

隋炀帝怎么可能放弃这次机会？有人评价他是“用写诗的浪漫情怀治理国家，用艺术家的思维处理政务，用桀骜不驯的想象力掌控权力”。尽管这种说法缺乏充分的证据，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隋炀帝生性好动。在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即将展开的宏大战争中，他怎会甘心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坐享其成？当他策划这场战争时，心中或许充满了诗兴大发时的那种激情。当时，反对他御驾亲征的人并不仅仅是皮质，但既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的决定，劝说也就成了徒劳。

大业七年（611）即将过去，隋炀帝征服高句丽的大军也即将出师。然而，他个人的历史与帝国的命运，却在此刻悄然发生了转折。

隋炀帝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在东莱海口建造三百艘船。官吏们催促工程进度，工匠和役丁们日夜站在水中工作，导致许多人腰部以下长满了蛆虫，死亡者占到了总数的三四十成。此前，隋炀帝曾下令征召全国的士兵，无论距离远近，都要集结在涿郡。

同时，他还征调了江淮以南的一万名水手、三万名弩手和三万名岭南的排镩手。命令河南、淮南和江南地区制造五万辆兵车送往高阳，用于运送军服、帐篷等物资。此外，还征调了河南、河北的民夫以满足军需。

从江、淮以南地区征调民夫和船只，将黎阳和洛口各粮仓的粮食运送到涿郡，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余里。这些船只上装载着兵器和攻城器械，来往于道路上的人员多达数十万，道路拥堵不堪，昼夜不停。死者的尸体堆积如山，恶臭弥漫，整个国家因此动荡不安。

由于大量征调人力运送物资，导致农业生产严重受影响，田地荒芜，东北地区的粮食价格飞涨，一斗米价值数百钱。加之官吏贪婪残暴，借机压榨百姓，使得民众生活困苦，财力枯竭，最终被迫反抗，开始聚众成为盗匪。

最初，邹平的王薄聚集了一支队伍，占据了长白山，自称为“知世郎”，宣称世事已经可以预见。他还创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劝说人们逃避徭役，许多逃避劳役的人纷纷投奔他。

随后，平原的刘霸道、漳南的窦建德等人也相继起事，一时间盗匪四起，难以计数，有的团伙人数多达上万人，攻陷了许多城池。都尉、鹰扬郎将与地方官员联手追捕这些盗匪，捕获后立即处决，但仍然无法遏制局势的发展。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首次征讨高句丽。左翼十二军分别从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夫余、朝鲜、沃沮、乐浪等地出发；右翼十二军则从粘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带方、襄平等地出征。各路人马络绎不绝，总数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随行民夫超过两百万。每天派遣一军，每军之间相距四十里，连营渐进；四十天后才全部出兵完毕，首尾相接，鼓角声声，旌旗飘扬，绵延九百六十里。御营内设有十二卫、三台、九省、九寺，分别隶属于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最后出发，队伍绵延八十里。此次出师的规模，堪称近古未有。

隋军抵达辽水西岸，高句丽军队则驻守在辽水东岸。隋军开始架设浮桥准备渡河，但当他们刚刚过了一半时，高句丽军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隋军中的英勇战士纷纷跳入水中迎敌，但由于高句丽士兵占据地利优势，隋军损失惨重。

在这场战斗中，隋朝的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麦铁杖，以及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叉等多位将领阵亡。隋军被迫撤回西岸，几天后浮桥建成，隋军再次渡河，与高句丽军队在辽水东岸展开激战。最终，高句丽军队大败，伤亡惨重。隋军乘胜追击，包围了辽东城，也就是汉代的襄平城。

在隋军准备继续向东推进时，隋炀帝特别叮嘱各位将领：“我们此行是为了拯救百姓，讨伐暴政，而非追求个人功名。不得轻举妄动，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所有军事行动必须上报，等待批准后才能执行。”

高句丽军队多次出战失利后，选择退守城内。隋炀帝命令各路军队攻城，并特别指示将领们：如果高句丽人请求投降，要予以安抚和接纳，不得随意劫掠。

然而，高句丽人常常在城池即将失守时假装投降。将领们遵照隋炀帝的命令，不敢擅自决定，每次都派人快马加鞭向隋炀帝汇报，等待回复。等隋炀帝的命令返回时，高句丽已经重新加固了城防，继续坚守。这种情况反复发生，但隋炀帝始终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城池长时间未能攻克，数十万大军被困在城下，无法取得进展。

隋炀帝亲临辽东城，视察城防情况，见到各路军队久攻不下，勃然大怒，责备将领们说：“我此次前来，正是要看看你们的表现，如果你们不尽全力，我就要斩了你们。难道你们以为我不敢杀你们吗？”

众将领闻言，惊恐万分，面如土色。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率先渡海，从水路进攻高句丽。当他们距离平壤六十里的地方时，与高句丽军遭遇，大败敌军。

来护儿打算乘胜追击，直接攻打平壤。然而，副总管周法尚劝他等待其他部队到达后再共同进攻。来护儿并未听从建议，而是挑选了四万名精锐士兵，直奔城下。高句丽人在罗郭内的空寺中设下伏兵，先与来护儿交战，随后假装败退。来护儿率军追击，进入城内，士兵们开始掳掠，队伍变得混乱。此时，伏兵突然出击，来护儿大败，仅以身免，只有几千名士兵幸存下来。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路军从泸河、怀远两镇出发，携带了可供一百天食用的粮草，同时还要携带各种装备，每人负重超过三石，使得士兵们难以承受。

宇文述下达命令：“士兵如果丢弃粮食，一律处斩！”因此，军士们纷纷在帐篷周围挖坑，将粮草等物资掩埋起来。然而，行军未到一半，粮食便已耗尽。

高句丽的大臣乙支文德注意到宇文述的士兵面带饥色，决定利用这一点使隋军疲惫不堪。每当与隋军交战，他总是迅速撤退。宇文述在一天之内连战七次，均取得胜利。凭借连续的胜利，宇文述率领军队继续前进，东渡萨水（今朝鲜清川江），到达距离平壤城仅三十里的地方，并依山扎营。

乙支文德派遣使者前来诈降，对宇文述说：“如果隋军愿意撤退，高元一定会前往朝见皇帝。”宇文述见士兵疲惫不堪，难以再战，且平壤城地势险要、防御坚固，认为短期内难以攻克。

于是，宇文述决定撤军。高句丽军队随即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宇文述等人边战边退。当退至萨水时，大军争相渡江，高句丽军队从后方袭击隋军后队，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在这场战斗中阵亡。随之，各路隋军纷纷溃散，士兵们四散奔逃。

来护儿得知宇文述等人大败的消息后，也率军撤回。在各路隋军中，唯有卫文昇所部得以保全。最初，九路隋军渡过辽河时共有三十万五千人，而返回辽东城时，仅剩下二千七百人。无数的军需物资和器械几乎全部损失殆尽。隋军第一次征讨高句丽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大业九年（613年）四月，隋炀帝的军队渡过了辽水，派遣宇文述和上大将军杨义臣率领大军进攻平壤，这是第二次征讨高句丽。

然而，此时杨玄感在黎阳发动了叛乱。当时，隋军已经长时间围攻辽东城而未能攻克。为了攻城，隋炀帝命令士兵准备了数十万个土袋，用这些土袋堆砌了一条宽达三十步、与城墙等高的土堤，以便士兵可以登上土堤攻城。他还下令制造了八轮楼车，楼车比城墙还要高，安置在土堤两侧，准备从高处射击城内的守军。

就在这个时候，关于杨玄感叛乱的消息传到了隋炀帝那里，他非常惊恐。当天夜晚二更时分，隋炀帝秘密召集将领，下令全军撤退。所有军需物资、攻城器械堆积如山，营地和帐篷也都原封不动地遗弃了。

兵部侍郎斛斯政平时与杨玄感交好，得知杨玄感叛乱后感到不安，于是逃往高句丽。

隋军不知道为何突然撤退，导致军心动摇，队伍混乱，各路兵马分散。高句丽军虽然有所察觉，但不敢贸然出击，只是在城内敲鼓呐喊。直到第二天中午，高句丽军才逐渐派出部队出城，进行四周的侦察，但仍怀疑隋军是在假装撤退。

两天后，高句丽军派出数千兵力跟踪隋军，但由于害怕隋军人数众多，始终不敢靠近，双方通常保持八九十里的距离。当接近辽水时，高句丽军得知隋炀帝的车队已经渡过辽水，这才敢靠近隋军的后方。当时，隋军的后方还有数万名士兵，高句丽军袭击了隋军的后方，杀死了数千名老弱士兵。

隋炀帝遣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讨伐杨玄感。宇文述等人此时不被隋炀帝掣肘，拼命追赶，在皇天原追上杨玄感。双方大战，杨玄感且战且走，一日三败。

后来，杨玄感在董杜原列阵，隋军各路人马二话不说，一窝蜂地向前进攻，杨玄感大败，仅率十余骑逃往上洛。

杨玄感抵达了葭芦戍，身边仅有他弟弟杨积善，自知不能幸免，就对杨积善说：“我不能忍受别人的侮辱，你杀了我吧！”杨积善抽刀将杨玄感杀死，又用刀自杀，但未死，被追兵抓住，将他和杨玄感的尸首一并送隋炀帝的行营。

隋炀帝将杨玄感的尸首处以车裂之刑，在东都闹市陈尸三天，又将尸首剁碎焚烧。事后，隋炀帝非常气愤：“杨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可知天下人不能多，人多就会相聚为盗。不尽加诛，无以惩后。”于是用严刑惩治杨玄感的党羽，牵连者达三万余人。凡是接受过赈济粮米的东都百姓都被坑杀在城南。

大业十年（614年）二月，隋炀帝再次下令征调全国军队，分多路进军。隋炀帝亲自前往涿郡，途中不断有士兵逃离。尽管隋炀帝多次处决逃兵，但逃亡现象依然无法遏制。

当时，天下已经陷入混乱，被征调的士兵大多未能按时到达，高句丽也在多次大战中疲惫不堪。来护儿率领军队在毕奢城（即卑沙城，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东大黑山）击败高句丽，进而逼近平壤。高句丽王高元感到恐慌，派遣使者请求投降，并将斛斯政关押在囚车中送往隋朝。

隋炀帝得知后非常高兴，派使者召回了来护儿。然而，来护儿不愿遵命，他对部下说：“我们已经三次出征高句丽，却未能将其平定。如果现在返回，将来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次劳而无功，实在是一种耻辱。如今高句丽已经疲惫不堪，不久就能取得胜利。如果能俘虏高元，凯旋而归，岂不是更好？”

但长史崔君肃坚持认为应当遵从圣旨撤退，并恐吓众人说：“若违抗命令，必将受到惩罚。”众将领因害怕受罚，纷纷要求撤退。最终，来护儿无奈之下，只得下令班师回朝。

隋炀帝三次亲征高句丽，均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只在第一次征讨时攻占了高句丽的武厉逻，并在那里设立了辽东郡和通定镇。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隋炀帝班师回朝的路上，邯郸的贼首杨公卿率领八千部众袭击了车队的第八队，抢走了四十二匹皇家良驹。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隋炀帝权威的严重下降，还预示着其统治的危机。回到长安后，隋炀帝命令高句丽王高元前来觐见，但高元拒绝了。这令隋炀帝勃然大怒，打算再次出兵高句丽，然而最终未能如愿。

魏徵后来评论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时说：“他内恃国家的富强，外图疆土的扩张，因骄傲招致怨恨，因愤怒发动战争。如果这样还不灭亡，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虽然魏徵的评价是在事后作出的，但无疑是对隋炀帝政策的深刻总结。

不久之后，隋炀帝再次前往江都巡游。此时的大隋帝国已经千疮百孔，各地起义频发，平叛大军疲于奔命。

高颎，字昭玄，是渤海郡蓨县（今河北省景县）的人，是隋朝时期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不仅帮助隋文帝杨坚登上了皇位，还统一了天下。在辅佐隋朝两代皇帝的二十多年间，高颎制定律法、改革税制、指挥军队征伐陈国、抵抗突厥，对形成隋朝“开皇之治”的盛世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样一位忠诚的宰相，最终却因为隋炀帝的暴政，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含恨而终，实在令人惋惜。

高颎的父亲高宾曾是北齐的官员，后来为了躲避谗言，投奔了北周。北周的权臣独孤信非常赏识高宾，任命他为僚佐，并赐予“独孤”作为家族的姓氏。

当杨坚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后，想要拉拢高颎，便派人去试探他的态度。没想到，高颎毫不犹豫地表示：“我非常愿意追随杨公左右，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从此，高颎成为了杨坚的得力助手。

杨坚登基后，高颎迅速被任命为左仆射，兼管言官事务，进封为渤海郡公。之后，他又被封为左领军大将军，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满朝文武无人能及。然而，高颎心中十分清楚，职位越高越容易招致嫉妒，因此他总是表现出谦逊的态度，并向隋文帝极力推荐德才兼备的苏威，甚至主动请求免除自己的仆射职位。

隋文帝胸怀大志，计划吞并江南时，曾向高颎征询讨伐南陈的意见。高颎提出了一个周密的策略：“首先，我们应该放出风声，声称要进行偷袭，让南陈因加强防御而消耗精力，从而逐渐削弱他们的斗志。接着，派遣特工潜入陈国境内，焚烧、破坏对方的军需物资，使其因缺乏补给而无法有效抵抗。最后，选择合适的时机，兵分多路发起进攻，这样一定能够一举攻克南陈。”事实证明，高颎的计策非常成功。

后来，晋王杨广率军讨伐南陈时，高颎被任命为长史，全权负责军中的各项事务。在吞并南陈后，杨广想要收纳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为妾。高颎以历史上武王伐纣后立即处死妲己为例，坚决反对杨广纳陈后主的遗妃，并最终下令处死了张丽华。这令杨广极为不满。回到京城后，高颎被提拔为上柱国，加封为齐国公。

善于运用高明政治手段的隋文帝，一方面高度信任高颎，另一方面也警惕他可能心存异志。为了牵制高颎，隋文帝不久后将太子的女儿许配给了高颎的儿子。

高颎的父亲高宾曾受到独孤信的赏识，因此高家与独孤皇后的关系非常密切。

高颎的原配夫人去世后，隋文帝在独孤皇后的多次请求下，打算赐妾给高颎，但高颎婉言谢绝了。隋文帝见状，便不再勉强，此事也就此作罢。

然而，不到一年，忽然有消息传来，说高颎的爱妾生了一个儿子。隋文帝得知后非常高兴，准备亲自前往祝贺。但独孤皇后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勃然大怒。隋文帝询问缘由，皇后愤愤地说：“皇上曾有意赐妾给他，他却以焚香敬佛为由推辞，没想到他府中早就藏有美妾。他竟敢如此欺君罔上，皇上还怎能信任他？”

事实上，独孤皇后此举完全出于嫉妒之心。她性情极为忌妒，在她生前，身为天子的隋文帝从不敢涉足后宫嫔妃。若五个皇子中的任何一个宠妾生子，那孩子必被下令抛弃；文武百官中，若有大臣的姬妾产子，她必定会劝说隋文帝罢免其官职，将其驱逐出朝廷。因此，高颎的爱妾生子自然也引发了皇后的不满。

后来，高颎因废太子一事得罪了皇后。独孤皇后不顾往日的情谊，处心积虑地想要将高颎逐出朝廷。此时，隋文帝正计划出兵高句丽，但高颎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坚决反对。隋文帝并未采纳他的建议，执意任命高颎为元帅长史，随同汉王杨谅出征高句丽，结果大败而归。

独孤皇后乘机进谗言道：“高颎本来就不愿意去，只是迫于皇上的命令，不得不从命。”

隋文帝对高颎说：“你平定江南之后，有人指责你有谋反之心，我早就有所预料。”年轻的汉王杨谅缺乏军事经验，而高颎未能完全遵从他的命令，导致此次战役失败。汉王因此怀恨在心，诬告高颎意图谋害他。

隋文帝听后怒不可遏，打算惩治高颎。朝中的贺若弼等大臣纷纷为高颎辩护，但这反而激怒了隋文帝。他下令将这些说情的大臣一并交由狱吏严加审讯，从此再无人敢为高颎求情。最终，高颎被罢免官职，被迫回家养老。

高颎追随杨坚数十年，鞠躬尽瘁，勤勉有加。他在平定江南、征讨高句丽、抵御突厥以及制定朝廷制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年，杨坚曾对高颎许诺：“即便大事不成，面临灭族之灾，也无须害怕。”然而，当大业已成，高颎却遭到了贬官回乡的待遇，这让他怎能不感到悲愤交加、泪流满面？

不久之后，有人揭发高颎曾发表不忠不敬的言论。尽管如此，隋文帝杨坚还是不忍心杀死这位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仅将他贬为平民。

回想当年，高颎刚升任仆射、官拜相国时，他的母亲曾告诫他：“你现在位高权重，家财万贯，深受皇帝恩宠，将来必会招致杀身之祸，务必小心谨慎。”因此，高颎一直行事低调，生怕遭遇不测。此次被贬为平民，高颎反而觉得逃过了一劫，表现得异常高兴，毫无怨言。

隋炀帝继位后，重新任命高颎为太常卿。然而，隋炀帝荒淫无度，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疏于朝政。高颎对此深感忧虑，对大臣李懿说：“昔日殷商和周朝皆因君主沉迷享乐而亡国，今日我们怎能重蹈覆辙？”

不料，这话传到了隋炀帝耳中，他勃然大怒，以“诽谤朝政”之罪将高颎处死。

事实上，早在隋炀帝觊觎太子之位时，就与高颎结下了梁子。从高颎再度受到重用，直到隋炀帝借故将其诛杀，这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

史书记载：“高颎文武双全，深谙政事。他被委以重任后，尽心尽力，推荐贤良，以国家大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人，皆是他举荐的，各展所长，成为一代名臣。此外，许多有功于国的人士，也是不计其数。高颎在朝中执政近二十年，深受朝野上下敬重，无人异议，使国家迎来了太平盛世。人们认为他是真正的宰相。当他被处死时，天下人无不哀痛惋惜，至今仍称其为冤魂。”这样一位文武兼备的奇才、忠心耿耿的名臣，却因忠诚而获罪，最终屈死于猜忌、诽谤和谗言之下，被荒淫无道的暴君所害，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高颎死后不久，短命的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迅速覆灭。

在农民战争的烈焰中，隋朝迅速走向崩溃。令人意外的是，罪行累累的隋炀帝，并未死于那些饱受其压迫的农民起义军之手，而是被他最为信任的近臣所绞杀，这一幕生动地诠释了暴君难逃恶果的命运。

自大业十二年（616年）起，隋炀帝第三次巡幸江都，国家局势日益恶化，朝廷政治混乱不堪，农民起义的烽火蔓延至南北各地。尽管隋炀帝不断派遣将领镇压，试图扑灭起义的火焰，但这显然已非易事。

最终，隋炀帝被他最亲近的重臣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和他的宠臣司马德戡逼迫致死，这对这位昏庸残暴的君主来说，无疑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

《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了隋炀帝临终前与近臣们的一段对话，颇为耐人寻味：

裴虔通对隋炀帝说：“百官都在朝堂上，陛下需要亲自出去慰劳他们。”他递上一匹马，强迫隋炀帝骑上。

隋炀帝嫌马鞍破旧，换了一副新的才骑上。裴虔通牵着缰绳，手持利刃走出宫门，叛乱分子欢呼雀跃，声震大地。

宇文化及大声喊道：“为什么要带他出来？快把他交给我们！”

隋炀帝问：“世基在哪里？”

叛军中的马文举回答：“已经枭首了！”

于是他们把隋炀帝带回寝殿，裴虔通、司马德戡等人手持利刃站在一旁。

隋炀帝叹息道：“我有何罪过，竟落到这一步？”

马文举说：“陛下背弃宗庙，频繁出游，对外频繁征战，对内极度奢侈淫逸，使壮丁死于战场，妇女儿童葬身沟壑，四民失去生计，盗贼四起，专宠奸佞，掩饰错误，拒绝忠言，怎能说无罪！”

隋炀帝说：“我确实对不起百姓，但你们这些人，荣华富贵兼得，为何如此对待我？今日之事，是谁为首？”

司马德戡回答：“天下人同仇敌忾，岂止一人！”

宇文化及又派封德彝列举隋炀帝的罪状，隋炀帝说：“你是读书人，为何也这样做？”封德彝面红耳赤地退下。

隋炀帝心爱的儿子赵王杲，年仅十二岁，一直在他身边哭泣不止。

裴虔通将他斩首，鲜血溅到隋炀帝的衣服上。叛军准备弑杀隋炀帝，隋炀帝说：“天子之死自有规矩，怎能用刀剑！”马文举等人不允，命令令狐行达按住隋炀帝坐下。

隋炀帝自己解下丝巾交给令狐行达，最终被缢杀。

可笑的是，杨广做了那么多的坏事，竟然还恬不知耻地问自己有何罪过。在列举了他的罪行后，他还厚颜无耻地辩解道，虽然他对不起百姓，但万万没有想到他恩宠的近臣也会背叛他。

《隋书·炀帝纪》在记载隋炀帝被杀之后，对这位统治国家长达十四年的帝王进行了总结性的评价。史臣认为，隋炀帝在年轻时聪颖好学，因此赢得了海内的赞誉。在南征吴、会，北击匈奴的战争中，他是文帝五个儿子中功勋最大、成就最突出的一个。

隋炀帝在早期确实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正如史臣所言：“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货币），流溢于都内；红腐之众，委积于塞下。”

然而，杨广将聚敛来的财富视如粪土，肆意挥霍浪费，全部用于个人的声色享乐和频繁的巡幸征伐。于是，史臣进一步评论道：“他凭借国家的富强，放纵无尽的欲望，效仿殷、周的制度，崇尚秦、汉的规模。自恃才华，骄矜自大，轻视有德之人，内心险恶躁动，外表却装作沉稳简朴，用华丽的服饰掩饰他的奸诈，设立谏官来掩盖自己的过失……”

隋炀帝亲手酿造了自己的苦酒。自登基之日起，他的一切行为皆以自我为中心，围绕着个人的利益、享乐与暴政。这样的行径，使他逐渐成为一个真正孤立无援的人，除了自己，无人能亲近或信任。史官评价道：“亿万民众中无感恩之人，九州之内无勤王之师。”

隋炀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摧残天下苍生。在其五十年的生命历程中，他挥霍了无数的民脂民膏，夺去了无数无辜的生命。实际上，隋炀帝的残暴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然而，历史终将是公正且无情的。隋炀帝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最终将他推向了历史的审判台。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五《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中写道：“窃取他人的国家，却将对方的子孙斩尽杀绝，这种残忍的行为，简直毫无人性！”他进一步引用《尚书》中的名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强调了恶行最终会自食其果的道理。

赵翼指出，隋文帝的五个儿子，都没有好的结局，他的长子杨勇被废黜，后来被杨广赐死；而次子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害；三子秦王杨俊早逝；四子越王杨秀被废黜并死于江都之难；五子汉王杨谅因谋反而被处死。

除了秦王杨俊之外，其他四个儿子都未能善终。

杨勇的十个儿子中，杨俨被毒死，杨裕、杨筠、杨嶷、杨恪、杨该、杨韶、杨煚、杨孝实、杨孝范都被流放岭南并杖毙。杨俊的儿子杨浩、杨湛，以及杨秀、杨谅的子女，也都在宇文化及的叛乱中被害。

隋炀帝的三个儿子中，长子杨昭早逝；次子齐王杨暕和幼子赵王杨杲都在江都之难中被杀，且无后嗣。杨昭的儿子代王杨侑被唐朝立为皇帝，不久后禅位，封为酅国公，几个月后去世。次子燕王杨倓也在江都之难中遇害。幼子越王杨侗在东都称帝，后被王世充杀害。

至此，隋炀帝的子孙几乎被斩尽杀绝，只有齐王杨暕的一个遗腹子杨愍跟随萧太后逃到突厥，后来归顺唐朝，担任尚衣奉御，杨家的血脉才得以延续一线。而隋炀帝本人也是被一个姓宇文的人所杀，这难道不是天道循环的明证吗？

对于隋炀帝这样一位作恶多端、滥杀无辜的残暴荒淫之君，历史的审判无疑是公正的。相比之下，北周宇文氏皇族在禅让帝位后被杨坚杀害，人们在了解这一悲剧的详情后，往往会感到一些怜悯与同情。然而，对于隋炀帝子孙的悲惨遭遇，人们或许只能将其视为前人结下的怨仇，导致后人遭受不幸。

扬州观音山曾是隋炀帝沉溺于声色犬马的“迷楼”所在地。后人以此为鉴，在迷楼被焚毁的旧址上建造了“鉴楼”，以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