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曾给中华民族带来过重大伤害的国家，而这次排污又勾起了国人对日本的新仇旧怨。我们很多人在提到日本时都不可避免会带有个人主观情绪。有些人为了宣泄这种情绪就往往把日本的一切都贬得一文不值。这其实恰恰就是抗日神剧曾一度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抗日神刻意丑化敌人歪曲历史是对先烈的侮辱。事实上当年抗日先烈们的斗争是极为艰苦的。

可在如今的抗日神剧中日本人仿佛是在中国坚持了八年好不容易逃出去的。虽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判抗日神剧，可为什么这样的作品拍出来却有人看呢？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作品确实迎合了一部分观众宣泄情绪的心理。可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这种逢日必贬的心理会使国人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因此这些人往往会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然而这样发展到一种极端之后又会出现逢日必赞的现象。

这就导致我们很难客观看待日本：要么就是一味贬损，要么就是无限吹捧。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承认包括我本人可能都很难真正做到完全以客观中立的态度看待日本，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尽最大可能以相对客观的立场看待真实的日本。日本曾有如禽兽一般伤害过中国乃是客观事实。可我们对此除了咒骂之外还能干别的吗？首先声明骂日本并没错。难道日本的所作所为不该骂吗？问题是骂完之后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如此偌大一个国家在历史上为何会被东洋弹丸岛国欺凌？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反思的问题吗？我们光是骂一骂日本解解气就能抹杀中华民族所曾经受过的创伤吗？我们可以在抗日神剧中无数次战胜日本，但这样做其实和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有何区别？我们对付日本除了精神胜利法还有没有别的？日本对于中国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研究了几千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1878年日本参谋本部成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侦察中国地理、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当时日本派出了大批间谍在中国活动。日本当时的间谍组织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军民一体。当时在中国活动的很多日本商业组织、学术组织乃至一些浪人、妓女都加入到了谍报工作中。1884年日军参谋本部大尉伊集院兼雄在汉口开办的乐善堂以贩卖药品、书籍、杂货为掩护从事情报搜集活动。

1890年荒尾精在上海成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打着研究贸易的旗号从事搜集情报的活动。1882年日清贸易研究所出版的《清国通商总览》一书内容遍及中国的工商交通、风土人情堪称一部百科全书。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间谍的足迹不仅遍及交战的东北、华北地区，而且一度深入到四川、西藏、新疆等西部地区。当时日本政府甚至比清政府更了解中国各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当兵打仗、征调多少税收用于前线作战。

日本的军事地图能详细到对农民家的水井、猪圈清晰标注。当时在中国活动的日本间谍除了在民间活动的商人、学生、浪人、妓女之外也有一些渗透到了中国政府高层：日本间谍川岛浪速就与清朝的肃亲王善耆交好。善耆甚至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过继给川岛浪速就是日后的川岛芳子。另一位日本间谍西利八郎先后得到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曹坤、黎元洪等人的赏识在华纵横20余年。

坂西利八郎担任北洋政府顾问期间主持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主导了段祺瑞时代的西原借款。坂西利八郎创立的坂西公馆培养出了土肥原贤二、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一大批日后臭名昭著的侵华战犯。曾几何时北洋政府的各位大佬都和坂西利八郎称兄道弟。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就这样被日本间谍渗透了，那么日本在中国民间社会的间谍活动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你以为日本对中国如此细致的研究仅仅只是战争时期的事吗？事实上如今日本对中国的关注研究并不比战争年代有所减弱。1901年日本在上海成立了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在1920年之前只招收日本学生。该书院曾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其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1945年日本战败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为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

1946年原东亚同文书院人员创建日本爱知大学。1948年原东亚同文会人员组建“霞山俱乐部”，后更名为“财团法人霞山会”。1967年霞山会在东京赤坂设立东亚书院开办中文班且附设东亚文化研究所。该机构依然是日本外务省下属情报机构。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该机构以教育交流为名开始重新进入中国活动。前段时间曝出的毒教材问题背后就隐隐约约似乎有日本间谍的身影存在。

事实上现代的情报搜集工作并不一定需要像战争年代那样通过非法的间谍活动进行。事实上现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通过合法手段搜集情报的方法。1988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与日本方面合拍了由日本导演佐藤纯弥执导的电影《敦煌》。日本人为什么会拍关于中国历史题材的电影呢？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日本对敦煌学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同时起步的。

如今西域学、敦煌学在日本学界已是一大显学。如果说战争年代日本着重于收集中国地理、军事方面的情报，那么现在日本在收集政治、军事情报之外也注重收集中国经济、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报。除了通过间谍活动之外还有相当部分的情报其实是通过合法的经济文化交流途径获得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一方面我们自己积极主动在国际上推广中华文化，另一方面日本却在有意识地系统研究中国文化。

这其中当然不排除有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但也有一部分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化的心态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如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已形成官、学、研三位一体的格局：日本政府中的外务省、防卫省、国土交通省、经济产业省、警察厅警备局和公安调查厅等都从各自的领域对中国进行研究；日本很多著名的大学都有终身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教授，也有专门研究中国各方面问题的专家。

日本民间还有诸如日本中国学会、现代中国学会等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一些日本大企业中也设有中国部。光是一个三井物产在中国就设有17个点。这17个点分布在中国境内东至青岛西至成都北至呼和浩特南至香港的广大区域内。一带一路、中美贸易等各种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被日本广泛研究。反观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远远不及日本对我们的研究。

《孙子兵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处的“战”并不全然理解为战争之意。如今我国虽处于和平状态，但实际上国际局势却并不安稳。国与国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兵戎相见之外还会通过间谍战、经济战、外交战各种竞争博弈。这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战”。即使是在平常的人际交往中对彼此双方的了解也是必需的和必要的。两家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都需要充分了解对方，那么两个国家之间相处是否需要了解对方呢？

日本方面早就在对中国进行深入研究了，可我们对日本又了解多少呢？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实力到底如何？日本的政治体制是怎样的？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有过怎样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如今日本与我国除了历史恩怨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争端？我们要弄明白这些问题就得对日本这个国家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展开深入的观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