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命论》是三国时期文学家李康创作的文学作品。此文是一篇亦骈亦散的论说文，全文清新流畅，言简意明，没有以往骈文奇字怪词的堆砌，而排比格的大量使用，又使文章汪洋恣肆，气势磅礴。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一个人所处于乱世亦或治世，这是有国运的；他是穷困还是发达，要看他的命；他能否身份尊贵，要看时运。所以国运要兴隆的时候，一定会有圣明的领导者。圣明的领导者，会招揽忠贤的干部。他们的相遇，不是求来的，而是自身就会吸引；上下非常亲近，不是因为有人撮合，而是自然感觉亲近。上唱下和，下谋上从，上下一心，不会因为利益而彼此怀疑，也不会因为小人谗言就离心离德，这样的君臣关系，必然能够成功。能够取得这种关系，岂能是人可以做到的？这是天命所授，神明启示，是成功者的运气啊。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
正所谓，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天有异相）。你看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姜太公，原是渭水边上的贫贱老人，却辅佐周朝成就霸业。百里奚在虞国做官，而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这不是因为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张良受黄石公点拨，学习了《三略》的知识，然后开始游说群雄。但是他的言论却像水泼在石头上一样，没法浸入人心。当他遇到汉高祖以后，他的话就像石头投入水中一样，不会受到抗拒。这不是因为张良在劝说陈涉、项梁的时候笨口拙舌，也不是因为他在劝说沛公的时候就能说会道。张良始终都是张良，为何会有如此不同？贤君良将，能否共事，这是神明的安排。所以这四位贤者，能够名传千古，（做事）应天顺人，只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品质吗？孔子说，“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1诗经记载，“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2这些说的就是命运啊。
1：孔子说：“圣人清明在身，气度志向如神。君临天下的欲望产生时，神明也会为他预备好辅佐的贤臣。就像天要下雨时，山川中会有云彩。”
2：《诗经》说：“就是因为中岳嵩山降下神灵，生下了吕侯和申伯。然后他们才会辅佐周朝成就霸业。”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岂止是兴国如此，祸乱也是如此。周幽王被褒姒惑乱，原因可追述至夏朝；曹伯阳能遇上公孙强，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叔孙豹宠信竖牛，祸乱的征兆在庚宗时就有了。吉凶成败，也是有命数的。不用寻找，自己就走到了一块，不用介绍，自然就很亲近。古时，圣人看到河图洛书上说，依靠文德建立的国家，七世九世之后就会衰落；用武力夺去的天下，六世八世之后就要好好谋划续命了。周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时，曾占卜得知会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天命。所以在幽王、厉王的时候，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了；齐桓、晋文二霸之后，礼乐就衰落下来了；文德浮薄的弊病，在灵王、景王时渐渐地产生；巧辩欺诈的风气，在战国时形成。严刑峻法的积怨，导致秦朝的灭亡；夸饰文章的风气，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就算有孔子这样至高道德的人，颜渊、冉有这样的圣贤者，秉持规矩，在洙水、泗水之地教学，也不能阻止当地浮薄风气的产生；就算有孟子、孙卿，这样继承了圣人之学的大贤，胸怀浩然正气，以身作则，也不能维系乱世，眼看着天下大道不行，溺于浊流之中也无法加以援救。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孔子这么有才华，却不被鲁国、卫国重用；孔子口才绝伦，也说不动鲁定公和鲁哀公；孔子品德谦逊，还被子西妒忌陷害；孔子仁义道德，却和桓魋结下了仇恨；孔子机智过人，也曾困顿于陈国、蔡国，衣食无着；孔子行为端正，依然招到叔孙的诋毁。孔子就算有济世救人的能力，也无法获得尊位；其言论经得起万世的考验，却不能在当时被人信服；其德行足以应合神明，也不能在世俗间得到推广。在七十个国家里游说君王，也没能遇上一个明主；在蛮夷之地被驱赶，在公卿之处受屈辱，人不得时也不过如此了吧。而孔子的孙子子思，用圣人之道修身养性，虽然未能达到完美，却因为自己高尚的德行，获得君主的赏识。他在诸侯之间讲学的时候，各国驾驶快车，争相拜访，即便如此，也有不能得见的时候。孔子的弟子子夏，只是窥得了圣人道理的表面，还没能深刻领会。但是当他隐退在家的时候，魏文侯拜他为师，西河地区的人都恭恭敬敬的向他学习，归顺于他的德行，把他比作孔子本人，没人敢反对。所以说：治乱，是由运势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而后来的君子，固守着一个国君，叹息于一个朝廷。屈原因为建言不被采用就自沉于湘江，贾谊因为不被重用就忧郁而亡，这样不是太过分了吗？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沈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涂；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如此说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们能够安于天命而自得其乐。所以他们遇到困厄时并不生怨，居于高位时也不生疑。就算身心受到压抑，他们对于道义的信仰也不会屈服；你可以排挤他们的地位，但是不能损害他们的名节。以水比喻，一路畅通，就是大河，遇到堵塞，就汇成深渊，上升到天，就施云布雨，下落于地，则体润万物。自身清澈，就可以洗涤物体，却不会被污秽乱了心智；自身浑浊了，就滋养别的物体，不会损害本身的清澈。所以圣人无论发达还是穷困，都是一样的。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本来就是如此。所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堤高于岸浪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后来的车也因为同样的问题而翻覆。然而仁人志士，依然前赴后继，矢志不移，绝不后悔，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成就自己的名节。为了实现志向，顶风冒雨不畏险涂；为了成就名节，甘愿承受时人诽谤。他们能够如此泰然处之，是因为相信命数。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志向得以施展，命运将要显贵的时候，就像伊尹和吕尚帮助商朝和周朝兴盛，百里奚和张子房被秦朝和汉朝重用，不是求来的，不是追来的，都是自然遇上的。当一个人志向不得施展，地位降为卑贱，难道他是因为羞耻而不作为吗？只是因为他知道命数如此，不可强求。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筭也，亦各有尽矣。
凡是苟合世俗，阿谀谄媚之人，趋炎附势，不管对错，赞之如流；无论是非，应之如响。以琢磨别人心思为指导精神，以变通向背为处世之道。这里若是势力集中就像赶集一样奔赴，这里要是势力衰微，就弃之如敝履。他们说，名声和利益哪个更实惠？得到与失去哪个更便宜？荣耀和屈辱哪个值得珍视？所以穿金戴银，夸耀宝马豪车，贪求金银珠宝，沉溺声色犬马，探头探脑的，以为自己获得了许多。你看龙逢和比干虽然被害身亡，陷害他们的飞廉、恶也被灭尽族群。都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却不知道费无忌也是在楚国被诛杀的。只讥讽汲黯到老只做到主爵都尉，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遭到了以牛车安葬的灾祸。敢嘲笑萧望被迫自杀受挫于前，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所以发达之人的好运也是有定数的，终有用完的一天。
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那么说，世上之人为了富贵，奔走不息，是为什么呢？立德树人，一定要地位高贵吗？那么周幽王、周厉王虽然贵为天子，也比不上孔子这个陪臣。一定要有权有势吗？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董仲舒门庭冷清。一定要富贵在身吗？那么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不如颜回、原宪检束其身。要追求实际吗？在河边饮水，撑死不过灌满肚皮；跑出屋外淋雨，湿透的也只是自身；超过这个限度，是不能承受的。要追求名气吗？善事、恶事都被记于史册，从此毁誉流传千载。赏罚是由天道安排的，吉凶只有鬼神最明白，这是值得敬畏的。是为了娱乐耳目，放纵任为吗？假如驾车游览五国都城的市场，那么天下所有的货物都在那里。提着衣裳登上汶阳的山丘，就看到天下的庄稼就像云彩一样绚丽。挽着椎髻的士兵守卫敖庾、海陵两座粮仓，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粮食堆积在眼前了。插上衣襟登上钟山和蓝田，夜光、玙璠这样的珍宝就可以看到了。像这样，天下的物产之丰富，能够用于自身的没有多少。不爱惜身体，悭吝精神。就像风一吹，灰尘就散落天空，无法聚集，等待他的是无穷尽的疾病和伤害，刚刚取得一点利益，就会被人夺去。他还自以为看清了身名之贵贱，荣辱之利害那。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安身知命。能够守身安位就是仁，能够端正人心就叫义。所以古代的贤君，虽然是一个人治理天下，但是不会让全天下奉养他一个人。古代的良相，通过做官来施行道义，但是不会利用官职谋取利益。古代的君子，耻于得了官位却无所作为，但是不会因为能够作为却不得官位而羞耻。其根源在于人的先天之性，能够区分正邪，权衡福祸，知道荣辱，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所以君子知道舍弃什么，拿取什么，择机而动，适时而说，就像群星随天空而旋转，但是北极星仍停留原处；璇玑像车轮一样不停转动，而衡星像车轴一样居掌其中。君子明哲保身，深谋远虑，福泽后世，仿效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