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暴乱的悲剧，源自国家财政的崩溃？

翻开明末的那段过往，看到的尽是残酷的折磨与血腥的杀戮，官兵在杀，李自成在杀，张献忠在杀，清朝同样在杀，把整个华夏大地杀得血流成河。而这所有混乱的缘由，仅仅是国家财政的垮掉。

建国伊始：稳固财政状况

大明在 1368 年建立，开国时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财政稳定下来，把财源巩固好，在全国范围内征税，其中农业税是主要的征收项目。在《魏忠贤与全球化》里，提到过万历六年的财政情况，那时候国家财政的总收入是 2652.7 万两，农业税有 2080.2 万两。工商税是 223.8 万两，杂色收入是 348.7 万两。农业税对国家特别重要，占了全国总收入的 78.4%。

现今，但凡有点学问的人都清楚，搞农业这行，日子过得艰难，风险还大，也不容易赚到钱，要是征税的话，就该把工商业给搞活，从他们那儿征税才是关键。万历六年的时候，工商税在全国税收里只占了 10.7%，到了崇祯初年，农业税的比例提高到了 81%，可工商税依旧只占 12%，那为啥明朝工商税就收得这么少呢？

问题的根儿在朱元璋那儿，他重视农业抑制商业，要是农民不安心种地，跑去做生意，就会被当成无所事事的流民，官府得把他们抓回来接着种地。他还坚决不许出海做贸易，把贸易变成了朝贡制。这朝贡制就好比日本、真腊、琉球、安南这些穷亲戚到富人家要吃的。他们拿几个西瓜来串串门，咱们却得给他们回一车葡萄，这分明是亏本的事儿。

朱元璋为遏制更多人从商，设定了社会等级次序，“士、农、工、商”中，商人处于正常社会的末位，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1381 年，朱元璋颁布命令，农民家庭能够穿绸纱绢布，而商贾家庭只可以穿绢布。要是农民家庭里有一个人经商，那这全家都不能穿绸纱。在《大明王朝 1566》里，海瑞之所以敢大声质问身着绸缎衣服的沈一石，原因就在于此。

朱元璋并非一味地对商人进行打压，他也采取了一些有力的办法来推动商业经营。总的来讲，之所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是因为开国战争导致人员伤亡惨重，国家有很多土地需要开垦，而且也没有精力去解决沿海的倭乱问题。在那种情况下，恢复生产是最为重要的，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有部分历史资料表示，说因为对商人抑制得太过了，所以朱元璋就不给商人收税来作为补偿。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朱元璋是向商人收税的，只不过税额比较低。这不是为了给商人补偿，而是他担心税额太高会让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在 1369 年，明朝就明确规定，商品进行交易时必须交税。

1364 年设立了宣课司，在府州县设置了通课司，它们专门承担征收商税的职责。1362 年时，商税是十五分之一。过了两年，朱元璋觉得税额太高，会对物价产生影响，百姓也难以负担，就改成了三十分之一，有些百姓日常用的商品甚至不用交税。朱元璋的全部举措都与当时的生产力情况相符，其目的是让农民群体变得强大，压制商人群体，防止流动性太强的商人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朱元璋没啥错，问题是在情况有变后，大明的后代子民还是死脑筋，不想着改变。咱们在讲大明的书或者影视剧里老是能听到“祖制”这个词，那这祖制到底是啥呢？说白了就是朱元璋定的规矩，包含制度法令、机构安排、皇帝咋做事、官员咋行事、后宫咋守规矩等好多方面，啥都有，要是有人违反了，那惩罚可狠了，严重的能被千刀万剐，全家都跟着倒霉。具体的有《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洪武礼志》《礼仪定志》《孝慈录》《大明律》《诸司职掌》等，这里面尤其《皇明祖训》《大明令》《诸司职掌》最为关键。

原本的制度逐渐被拿来与皇权相抗衡

朱元璋订立的这些祖制，起初施行得特别严格，动不动就会要人性命，然而到了后期，多数内容慢慢崩溃，像重用太监、追求豪奢、设立内阁、沉醉于美酒佳人等情况，全都是违背祖制的举动。往后，祖制变成了一块盾牌，大家有挑有拣地去遵循，对自己有利的就用，不利的就不用。朱元璋制定祖制，原本是想确立皇帝的绝对权威，打造权力运行和制衡的体系，没想到却被文官集团用来反过来制衡皇权。永乐和万历确定储君的时候，文官们集体哭闹着搬出祖制，以此来对抗皇帝的权力。

万历的皇后没有生孩子，有一回他去给母亲请安的时候，心血来潮和母亲的一个宫女发生了关系。过了几个月，这宫女有了身孕，然而万历却觉得自己和宫女的这事挺丢人的，想要抵赖不认账。他老妈拿出起居注，讲道：“儿啊，你别想赖，这大孙子我要定了。”就这样，那宫女被扶正封为王恭妃，朱常洛作为嫡长子被养在宫里，当作皇位继承人来培养。

万历后来找到了心爱的郑贵妃，还和她有了儿子朱常洵。因为对郑贵妃爱得深切，万历想要立朱常洵为太子。可这做法不合正统，于是他打算先把郑贵妃封为皇贵妃，让她在宫里的地位比朱常洛的母亲还高，以此来试探大臣们的态度，结果大臣们都明白万历的想法。户部给事中姜应麟上书说这样不行。万历讨厌他管自己的家事，就把他罚到大同去当一个小官。没想到这一处罚反而把大臣们激怒了，大家不再害怕万历的惩罚，纷纷争着要求正式立朱常洛为太子，把万历折腾得神经衰弱。

万历和群臣争斗到了 1601 年，那时朱常洛已然二十岁了，朱常洵也有十六岁了，时间可不等人呐。万历无奈之下只得立朱常洛为太子，且在第二年的二月让其完婚。最后，朱常洛当上了泰昌皇帝，可仅仅在位一个月就被人给毒死了，接着木匠天启皇帝登上了皇位，而万历和郑贵妃的爱子朱常洵被封为了福王。待到朱常洵五十五岁的时候，在洛阳被李自成给抓住了，听说还和鹿肉一起被放进铜锅里煮了，然后分给众人吃了。

文官集团跟朱常洛没啥深厚感情，他们拿祖制压万历，就是为了抢话语权。这看着没啥大用的话语权，其实也是一种权力展示，就是想跟对方说：“我对付你的办法多着呢。”这是皇权和文官集团的一场全面较量。万历最后输了，说明文官集团在某些方面的力量已经超过皇权了。朱元璋肯定想不到，他本来用来维护皇权的祖制，最后倒成了文官抵抗皇权的手段，那些不甘心在政治权力争斗中失败的皇帝，当然就愿意养着太监和锦衣卫，让他们去打压文官集团。

事实上，不管是皇权还是文官集团，权力要是过度扩张，那都不见得是啥好事。当皇权太大的时候，心里琢磨的是咋能把天下的东西都搜刮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当文官集团权力太大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咋能把天下的东西搜刮来满足他们这个集体的私欲。朱元璋和朱棣那都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他们从来没向着文官过。

皇权不断变弱，文官群体的势力则逐步增强

明初时，皇权和武勋集团压制着文官集团，皇帝直接控制武勋，而武勋把控着五军都督府，皇帝也就直接掌控了暴力机构。要知道，这世上最基础的力量就是暴力，在坏人那里它会搞破坏，在好人那里它能起维护作用。但是，明英宗朱祁镇冲动之下，引发了土木堡之变，让武勋集团在土木堡彻底覆灭，五军都督府从此只是空有其名，兵部接管了军队，皇帝从独自掌握最高暴力机关变成了和文官共同拥有军权。从那以后，天下的大事多多少少都得和文官集团商量着来，而且文官集团全是利益共同体。从永乐到崇祯，164个阁臣当中，浙江、江苏、江西的人占了一半。

皇帝要对付单个官员还算轻松，可要对付整个文官集团就特别难办了，总不能把公司里从高层到基层员工全都给开除吧？开除一个，新上来的还是他们那伙的，毕竟选拔人才的队伍也被他们把控着。就像万历皇帝贬谪的姜应麟，离开京城都 20 年了，朝廷里还有人帮他说话，盼着他能回来。万历赶走一个，就上来一帮劝他的人，再赶走，又来一帮。文官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啥都不怕，反正自己不管出啥事儿都有人帮着解决。

现在大家清楚了吧，为啥万历三十年都不上朝呢？就说立太子这档子事儿，他跟群臣争得那叫一个激烈，逼走了内阁四任首辅，一百多位朝廷官员被罢官免职，有的还被发配充军，结果呢，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搁谁心里能好受啊？像这样的事儿那是没完没了，皇权老是搞不过文官集团，这朝不上也罢。

由于皇权不断削弱，文官集团日益强大，明朝出现了一个怪异状况，那就是税收持续减少，国家财政越发艰难。到了明朝中后期，工商业逐步繁荣，这时国家的重点应该从农业税征收转向工商税征收，只要工商税能增加，就有钱训练军队，对落后的军户制度进行改革，军队训练好了，西南和东北的外敌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国家碰到灾荒时，有足够的钱用于赈灾，出身事业单位的李自成也不会造反了。内忧外患，所有问题都是财政问题，都是因为工商税收不上来。而工商税收不上来，是有人故意从中作梗。作梗的人正是高喊“祖制”以及“藏富于民”的文官集团，当资本和文官集团紧密勾结的时候，就是大明财政干涸、天下大乱重新调整的时候。

现在要是说起明朝的覆灭，那肯定得提到党争。一讲到党争呢，就是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争斗。实际上这争的是财政，是皇权跟文官集团的较量，阉党是皇权的延展，东林党是文官集团的延展。而且啊，阉党和锦衣卫也有不受控制的时候，文官集团也不单单只有东林党，还有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跟东林党乱战一通。东林党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三个案子里取得了胜利，在天启年间变成了第一大党派。所以啊，任何东西都有内部和外部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都得重视，两边都得抓好。

官员和商人相互勾结，制度存在腐败问题，局面犹如大厦将要倒塌一般。

我们一般觉得东林党和江浙士绅资本集团相互勾结，这是工商税难以征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看法并不完备。在明朝后期，有好几个不用纳税的超级资本集团，其中首要的是江南的工商贸易士绅资本集团，其次是晋商的走私贸易集团，再就是明廷内部的官僚资本集团。明朝的九边重镇里，山西省的大同、宣府两镇的驻军数量最多，对军饷的需求也最大。不过这个地方气候寒冷，不适合搞屯田。为了解决边境军队的吃饭问题，1370 年开始实行开中制，把盐的专卖权（盐引）给了山西商人，让他们把粮食和货物运到边疆，然后凭借盐引到规定的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去销售。

到明朝中期的时候，开中制变得腐败不堪，晋商跟朝廷里的权贵相互勾结，一块儿谋取盐业的巨额利润。1492 年叶淇搞了改革，把开中制变成了开中折色制，晋商因此受到了冲击，随后就跟北方的蒙古以及后金做起了走私买卖。晋商搞的是陆上走私，规模比较小。明朝的权贵把控着东江、登莱那一片的海上走私，和后金交换人参、貂皮，其规模比晋商大多了。当然了，所有的这些集团都没法跟江南士绅资本集团相较，毕竟西班牙人挖出来的白银最后都到了他们手里，而且这些人还靠着科举的优势，把半个朝堂都给垄断了。

要是国家收不到税，财政方面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会把压力施加给农民。农民承受不住沉重的赋税，不是起来造反，就是离开土地变成流民，没工作的人到处乱跑，土匪、海盗、地痞无赖之类的人大量出现，使得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在明朝中晚期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凶气，动不动就打人杀人，最后发展成了全民暴力的局面。

明末时刘宗周表示，当时整个社会都已变形，“妇女竟相互争斗，市井把控着对官员的评价，道路上充斥着谣言”，人们不相信官府的权威，而只相信市井的流言蜚语，每个人都处在极度紧张且彼此不信任的情形之中。因而查看明末的历史，随处可见暴虐的折磨以及残忍的杀戮，官兵在杀人、李自成在杀人、张献忠在杀人、清朝也在杀人，将华夏大地杀得鲜血淋淋。

而这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财政的垮掉。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难题，一个国家能不能稳住大局，一方面要看暴力机关能不能完全把控，另一方面要看财政体系能不能长久维持下去。政府在某些地方和公司有相似之处，雇员不断增多，成本花费持续加大，财政收入也得跟着提高，这样才能满足新时候的工作需要。并且政府得知道在合适的时候灵活变化，不能自己给自己设限制。好比朱元璋定下的制度，到明朝中后期就彻底没法用了，该否定的就必须否定，要不然工商税收不上来，国家随时可能垮掉。我国的税收进行过多次变革，包括统一全国税收、利改税以及工商税的全面改革、出口退税、国地分税制、金税工程等。

明朝时出现了工商业新阶层，然而中央政府没能顺应时代发展，最终走向崩溃。现今中国，文娱互联网领域不断冒出高价片酬、电商直播打赏等新情况，好在及时把税收方面的不足给补上了，这才出现众多明星网红接连被查的情形，而且每隔一阵子就会查处一批，以此起到警示作用，让这个行业慢慢形成很强的自觉性。

当地方政府依赖卖地获取税收的惯性终结后，面对存量市场的房产税就无法再逃避了，中国的财政收入必定要迈向多元化，得从税收、国有资本经营、外汇收入、其他收入等方面来充实国库，这样才能做好建军、扶贫、基建等工作。当然，看看明朝，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最为要紧的还是得防止文官集团和商业资本勾结，把政商旋转门在刚出现时就遏制住，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少些暴戾之气，多一些长久安稳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