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耻与安史之乱，在华夏的历史进程中，都是极为惨痛的片段，只要一说起，人们就会忍不住感叹。要说这两个哪个更悲惨，着实难以轻易下结论，毕竟它们都是封建王朝在特定政治形势下造就的极度悲剧，反映出“以文制武”和“文人掌权”这两种形态走向扭曲后所带来的惨痛结局。
说起宋朝，很多人常常把它的软弱无力归结为“以文制武”、“重文轻武”的政策。确实，这一政策严重限制了宋朝军事力量的发展，导致宋朝在周围强敌的威胁下，艰难地生存着，被打了长达三百年。
要是能心平气和、理智地分析一下，就能够明白制度本身并不是什么罪过，它最初的设定其实也包含了不少无奈和难处。文官里面不都是像蔡京、秦桧、贾似道那样的奸臣，武将当中也不是个个都像狄青、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大英雄，人有好有坏，群体也是有优有劣。
回顾往昔，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了一场令人震撼的兵变，而后披上黄袍，就此开创了北宋的基业。他出生在后唐，那是五代十国的乱世时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所看到的尽是军阀相互争斗、以下犯上的血腥夺权场景。
那时，朝廷的权力更替就像走马灯一样频繁，今天的掌权者明天就可能变成囚犯，强大的藩镇和凶悍的将领凭借武力掌控权力，朝廷的纲纪毁坏，国家衰败。赵匡胤本身作为臣子，趁着后周世宗柴荣去世、孤儿寡母难以掌控朝廷局势的时候，发动了“陈桥兵变”，这才穿上了黄袍，登上了皇位。
往前细算，西晋的司马家，隋唐的杨氏和李氏，全是前朝的重要大臣，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改朝换代了。处在这样的历史漩涡之中，赵匡胤哪能确定自己的江山可以永远传承下去呢？
再看文臣这个群体，就像温顺的绵羊一样，自古以来就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样的说法。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混乱不堪，战火不断，然而却很少有宰相谋反成功的事例。这样一来，重视任用文人来压制武将，就成了北宋赵氏皇族得以生存立足的最佳选择。
这一选择虽说在短期内成功压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让往后的封建王朝里大规模的地方叛乱变得极为少见，然而也是留下了不少隐患。
大宋的科技发展得相当兴旺，钢铁冶炼的技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武器装备在当时也是顶尖的。按说凭着这些优势应该能够在各方势力中大展拳脚，可没想到在军事方面却软弱无力，追根究底，就是“重文轻武”的国策在捣鬼。
文官、宦官以招讨使、监军等临时职务，肆意分割武将的指挥权，使得战场上的武将顾虑重重，无法放开手脚，作战计划也常常被外行之人打乱。要是打了败仗，武将就会成为替罪羊，而文臣、宦官却能凭借自己“临时工”的身份溜之大吉，不受惩处。
在宋夏之战中，那时还没成为位高权重之人的韩琦，担任陕西四路经略招讨使，他指挥作战的结果糟糕透顶，导致大宋不得不割地赔款，丢尽了脸面，然而他自己的仕途却依旧顺利，没受到任何影响，在这种状况下，军事上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而言，明清两代在“以文制武”的策略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明清虽然依旧保持着文官对武将的节制传统，但并不是生硬地沿袭宋朝的方式。
其一，权力和责任是相互匹配的，文官要是掌握了军事指挥的大权，那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像宋朝时那样互相推卸责任。就拿东南抗倭的战场来说，胡宗宪作为总督，统领着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如果战事失利，内阁问责首先针对的就是胡宗宪，他可能会被罢官、发配，甚至被斩首，各级督抚身上的责任很重，做事自然得格外谨慎。
其二，将领的自主权得以提高，被允许自行招兵和练兵。戚继光前往义乌招募兵员，打造出了“戚家军”，声名远扬，这就是明清时期武将拥有练兵权的生动例子。再看北宋，将领出征前只能在禁军中匆忙挑选陌生的士兵，根本没有磨合训练的机会，战斗力当然会大大减弱，就像狄青要是胆敢私自招募和训练士兵，谋反的重罪马上就会落到他头上。
明清时期虽说吸取了宋朝的经验教训，对制度设计进行了优化，然而依旧无法摆脱历史周期律。朝廷牢牢掌控着军队中人员的任免以及物资补给的调配权力，目的是防止武将擅自拥兵，可是一旦这种管控出现问题，像明末的辽东铁骑、清末的北洋水师等力量在能够自给自足后，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就又会重新出现。
说到底，这是复杂的人性和权力较量所带来的必然结局，就算制度设计得再好，执行时只要稍微出现偏差，就会全盘皆输。
这么来看，“以文制武”并不是瞎扯，宋朝最先进行尝试，不过当时还处于摸索之中，很多问题没能够搞明白、加以改正。但宋朝开了这个头，这功劳不能被否定，而且也给后来的朝代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让华夏大地不至于再次陷入像中晚唐时期那样不停打仗、如同地狱般的混乱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