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一天，大渡河畔风急浪高，石达开的太平军被困于暴雨洪水之中。
那条宽阔的河流仿佛一条绝命之锁，将他们的生路死死封住。三天后，清军大队赶到。
饥饿、疲惫、孤立无援……面对将士痛苦的眼神，这位曾万军之中取敌帅级的翼王，最终走出营帐，冷静地向部下开口：“留我一命，换你们生路！”
两个月后，成都刑场万人空巷，他被推向一根沉重的木立柱。
清军用最残酷的刑罚——凌迟——迎接这位曾让整个南方震颤的大军统帅。
当行刑官扬起第一刀时，围观者中甚至传出低沉的抽泣，可石达开却从头到尾一声不吭。他是天生刚毅，还是早已壮志成灰？
石达开出生于广西贵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年少的石达开从小便参与家中农务，时常与父母一同在田间劳作。
农闲之际，石达开就开始兼职涉足小生意。他常常背着仅有的几只鸡鸭，步行几十里地到集市上叫卖。
从鸡鸭生意开始，石达开的目光逐渐拓展到了更大的买卖。
他很快学会了与客商交流，从谈笑风生间洞悉对方的意图，并积累了许多经商的经验。
后来，他又尝试做牛贩，不仅跨乡镇收购耕牛，还积极利用市场信息探索更远的地方，将牛卖给需要劳动力的农户。
除此之外，石达开还常常到平天山矿区贩卖木炭。
平天山矿区是一个工人和商人云集的地方，石达开年轻时在那里穿梭往来，显得十分活跃。
他或是与商人谈价钱，或是与矿区的工人一起喝碗老酒，大到市场行情，小到家长里短，石达开总能与人打成一片。
他尤其擅长倾听，有时还能说出一两句让人豁然开朗的话，于是许多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
在矿区不断往来的过程中，石达开不仅熟络了矿区工人，还接触到了天地会的首领罗大纲、大头羊张钊等人。他常常与这些在乡间有着影响力的人物深夜畅谈。
据《贵县志》记载，石达开年仅十二岁时，已经显得和同龄人完全不同。他能够背诵和讨论《孙子兵法》，展现出对军事谋略的兴趣和理解。
他时常把村落的伙伴聚到一起，讲述书中描绘的兵家精妙之道，还组织大家模拟行军布阵的小游戏，这在村民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人们看到这个孩子如此聪敏，总免不了感叹他必然不是池中之物。
石达开正是凭借这种少年时期的积累，与各阶层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网。
这为他后来参加拜上帝会，追随洪秀全，成为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856年9月，太平天国的天京突发一场重大的内讧，史称“天京事变”。
当此之时，翼王石达开正在前线与清军展开对峙，作为战场上的一员统帅，他时刻关注着天京城内的动向。
一条密报从天京经无数曲折辗转送达石达开军中，纸上寥寥数语，提到天京局势不稳，东王杨秀清与北王韦昌辉之间可能出现争端。
天京危机一旦爆发，太平军内部的团结将面临考验。
他当即决定放下手头的军事部署，快马加鞭赶往天京。
千里之行怎么可能一帆风顺？一路上，石达开不眠不休，每到一处便详细询问沿路的消息。
渐渐地，他得知东王杨秀清已被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合谋杀害，城中大乱，数万人的东王部众遭到无端屠戮。这让赶路中的石达开内心焦急万分。
当石达开终于抵达天京时，东王的尸首已几近冰凉。东王府内血流成河，昔日耀眼的殿堂变成了惨绝人寰的屠杀现场。
目睹此情此景的石达开怒火中烧，直接闯入韦昌辉面前，毫不客气地当面质问韦昌辉为何滥杀东王及其部众。
韦昌辉辩称此举是为了维护天国的稳定，但石达开一针见血地骂道：“天国稳定本是东王与众兄弟共同之志，岂因一己之私变成噩梦！”
石达开的仗义激怒了韦昌辉，后者早已对石达开的威望感到不安，公开表面和解的同时，暗中谋划害石达开。
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避免更多无辜的杀戮，石达开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撤出天京，放弃已同甘共苦多年的城池和将士。
他的撤退代价极为惨重。石达开的家眷，如他的妻子和几名年幼的子女，皆成为牺牲的对象，悉数惨遭杀害。他最为忠诚的一批部属也没能幸免，几乎全家覆灭。
1857年9月（咸丰七年），天京的局势已然急转直下，太平天国内部因为“天京事变”而元气大伤。
石达开撤离天京后的独立行动，让太平军内部一度陷入混乱，其久负盛名的威望和强大的军事能力，也让他成为太平天国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外敌日益强压，源源不断的清军进攻让洪秀全被迫重新考虑与石达开的关系。
他最终派出使臣，手捧象征高位的“义王”金牌至石达开军中，以示召回诚意，希望“天国肱骨”重返天京，共谋大局。
收到消息后，石达开命侍卫将使臣安置于营帐一角，自己在军帐内负手踱步。
天京事变后，他便明白，太平天国的高层已经沦为相互倾轧的权力场。
他并未责怪洪秀全未能拯救自己的家眷，但对这一位“天父之子”在政务、军事上的无为深感不满。
特别是洪秀全在入主天京后，偏安东南一隅，将原本的“向北进京”战略转为固守东南，这让石达开这一志在革清朝天下的战略家难以苟同。
他理解以南京为中心形成根据地的必要性，但长时间的退守让清军有了喘息和反扑的良机，江南地区的经济动荡也进一步削弱了民生基础，而这些决策背后洪秀全的不作为甚为关键。
面对召回，他以“待机再议”的场面话回绝了使臣。他开始仔细谋划自己的独立战略，试图以不同的方法抗击清军。
1861年9月，石达开从广西桂南一带出发，计划北上攻占四川。
从军事地形来看，四川地势险峻、资源丰富，一旦进入，便可凭险建立根据地，实现长期抗清。
从政治格局来看，今后以成都为中心展开的全新战线，能够有效牵制清军的中央力量，并为其他太平军分支提供战略上的掩护。
石达开的部队开进四川时，正值冬季，山路上寒风呼啸。
纵然地势复杂为这支大军提供了短暂的隐匿机会，但山区的深峻地形也让士兵们负重难行。
加之物资调配不畅，队伍中开始出现怨声，有人怀疑这种深入敌腹地的战略是否过于冒险。
石达开并未因此而动摇。他花了大量时间巡营，给士兵们讲述他对战争全局的判断和未来的战略规划。
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同治二年（1863年）的过程中，石达开率领队伍辗转于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他带领部队四次进入四川，与清军展开拉锯战。
他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避开正面冲突，常常通过奇袭打乱敌人的部署。
清军虽倾尽全力围追堵截，却始终无法彻底歼灭这支太平军。
长期作战带来的物资消耗和补给的匮乏，却逐渐成为石达开最大的障碍。
太平军士兵长期缺乏足够的粮食和装备，他们被迫以采集野果、捕猎为生，甚至身上的衣物也渐渐破烂不整。
面对士兵困顿的现状，石达开没有抱怨，他自己省吃俭用，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得绝大多数将士依然愿意追随他。
1863年5月，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在千辛万苦中抵达四川的大渡河畔。
彼时的太平军已历经数年的长途跋涉和与清军的反复交战，从曾经的数万之众减至数万人，士气虽未完全溃散，但粮草近乎耗尽。
为了尽早渡河，石达开下令士兵准备竹筏和船只，争取第二天开始渡河。
然而，就在这个夜晚，天幕骤变，暴雨倾盆而下。
河水顷刻间水位暴涨，急流湍急，平日里或许还能渡过的小河段，此时成了一条吞噬生命的洪流。
任凭将士们如何查看水情、调整船筏，也无法确保安全渡河。
三天后的雨后初晴，清军的数千援军赶到，并迅速在对岸布防，建立起防御工事。
大渡河成了一道不可能跨越的屏障，清军在岸上高处紧盯，太平军却只能苦守已无险可阻的河滩。
清军总指挥骆秉章深知石达开部队已经陷入极大的困境，因此下令对敌人逐步围剿，同时展开心理战。清军派出劝降使者，试图通过谈判削弱太平军本已脆弱的士气。
石达开在自己的营帐内不断思考，他盘算着每一条出路，却发现无论如何都难以挽回局面。
最终，石达开作出一个无比沉重的决定。他主动向清军使者传话，表示愿意投降，但前提是清军必须保全剩余太平军将士的性命。
清军将领骆秉章不敢轻视这位叱咤整个南方的太平军领袖，因此答应与石达开协商。
石达开明知这不过是清军的权宜之计，但为了尽可能保护手下士兵不被屠戮，他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份谈判的重担。
他换上整齐的军服，佩戴象征翼王尊贵的饰物，最后一次站在将士面前，声音沉稳有力：“我去赴死，只为你们活。”
将士们无不跪倒痛哭，但这一切已无法挽回。
为了最大限度地震慑世人，彻底摧毁反清势力的士气，清廷决定对石达开实施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刑罚——凌迟。
这种酷刑，被称为“千刀万剐”，行刑者需用刀具在犯人身上反复割剐，直到犯人因极度的疼痛或失血过多而死亡。
令人发指的是，大清刑律对凌迟的要求不仅在于其结果，更在于过程——犯人必须保持清醒，承受每一刀带来的彻骨剧痛。
刑场当日，围观的百姓挤满了成都的大街小巷。
有胆小者甚至蒙住眼睛远远躲在墙角，不敢直视；也有胆大者挤到前排，想亲眼见证这位翼王最后的英雄姿态。
然而，行刑时发生的一幕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根据当时的相关野史记载，石达开在凌迟的过程中竟然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发出一声惨叫，甚至没有一丝挣扎。
这种异常的表现令人感到既震撼又疑惑。难道是石达开的意志力和忍耐力超越了常人？或者，他其实在行刑前便已昏迷甚至死亡？关于这个问题，后世众说纷纭。
一些学者推测，清廷或许在行刑之前对石达开使用了某种麻醉或毒药，使他处于意识模糊的状态，以确保行刑过程中的“顺利”。
这种做法在清代刑场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石达开的嘴被塞上了布料或其他物品，以强行压制他的哭喊。
无论推测如何，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石达开的确在极其苛虐的刑罚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气度。
根据记载，执行凌迟时割剐超过一千刀已属常规，而石达开的行刑整整持续至三千余刀后他才停止呼吸。
参考资料：[1]刘清珍.也谈石达开天京出走的原因[J].中州学刊,1987(1):11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