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平50岁那年，突然收到一份当初被派往台湾的中共隐蔽战线牺牲人物名单。

其中，“刘光典，旅顺人”六个大字映入眼帘，也撼动了刘玉平长悬已久的那颗心。

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回应，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喜极而泣。

但理智告诉他，应该将这份喜悦藏于心间，并应为得到父亲进一步准确的消息，而继续努力下去。

小时候，刘玉平常问母亲王素莲：“爸爸究竟是谁？”

而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了他整个童年，为了得到问题的答案，刘玉平找了大半辈子。

“爸爸在哪里？怎么总不见他回来？”

“要等全国解放后，爸爸就回来了。孩子，以后别再问了。”

长大后，刘玉平回想起当年母亲口中“尚未解放的地方”，才知道，那是中国的宝岛台湾。

才知道，那个尚未解放的地方，也将父亲永远禁锢在那片土地上，台湾没有回归，父亲也没能再回来。

而刘玉平中的父亲，就是我党革命烈士刘光典。

至于他为什么要执着于不断寻找父亲的线索，实际上，是想给父亲平反当年的“冤假错案”。

由此说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是如何？

让我们回到那个暗流涌动的年代，去探求事情背后的真相。

1922年，刘光典出生在辽宁旅顺，尽管家庭困难，但父母依然克服重重阻碍供他读书。

不幸的是，在15岁那年，父亲由于操劳过度，因病去世，无奈之下，刘光典只得辍学打工，走进社会。

他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期间做过煤矿会计，也干过医药生意，后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工学院。

1942年，刘光典与同样出身铁路工人家庭的王素莲相识，二人暗生情愫，很快便结为夫妻。成家后，二人就共同回到山东老家谋生。

结果刘光典当上了伪警察局长，但他痛恨日寇，便利用职务之便暗中保护中国百姓和抗日人士。

尽管这份美差待遇优渥，但迫于民族自尊心以及爱国心的驱使，不久后，他就毅然决然放弃这项工作，并开始做自己的医药生意。

丈夫的肯吃苦，妻子的好持家，二人共同的操持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家庭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

每次刘光典出差，他都会提前给家里请好保姆，回来时，也会给妻子带一些精心挑选的礼品。

可以说，彼时20来岁的刘光典，已然过上“座上有佳宾、家中有贤妻、膝下有儿女、手中有黄金”的美满生活。

本可幸福安稳地度过这一生，但在1946年，刘光典的生命轨迹突然发生转变，或许命中注定，他要做出一番事业。

伴随着国共内战一触即发，刘光典受革命理论熏陶，毅然决定加入共产党，并也是在这一年，他在上海结识中共资深特工洪国式。

1947年年初，他成为党在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的一名交通员，并逐渐成为隐秘战线的骨干人员。

当洪国式等人在东北开展工作遇到困难时，刘光典义无反顾地将家中10两黄金以及1000美金的积蓄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并为他们提供免费住所。

解放战争期间，刘光典与洪国式等人在北平做情报工作，将收集到的情报放在一盒香烟中带到大连，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做出贡献。

除此之外，他还协助党组织从香港秘密接回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韩练成等人，并把他们安全护送到北平。

为了掩护身份，刘光典甚至还多次带着五岁的女儿到灯市口附近的一个电影院与战友对头。

肯把自己的年幼的骨肉至亲带到危机四伏的任务中，这不也正体现着刘光典对于革命的付出！

炮火轰鸣中，刘玉平在情报站出生，家中最小，排行老三。

家里来了新成员，夫妻俩自是满心欢喜，共同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很快，三大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准备工作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蒋介石兵败撤回台湾，这无疑对台湾的解放工作造成重重阻碍。

为打破情报封锁，党组织决定向台湾派进两大系统：

其一为以蔡孝乾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其二为李克农等党的隐蔽战线负责人在台湾建立的情报系统。

刘玉平后来回忆道：

“那时我们尚未在台湾建立电台，为了及时顺利取回情报，只能派交通员赴台。经过组织上的认真挑选，父亲被选中。”

“临行前一晚，我母亲默默给我父亲收拾行李，把衬衫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第二天一早，一辆小车把我父亲接走了。从此以后，母亲就拖着重病，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家中苦苦等待着丈夫归来。”

先赴武汉，再下台湾，担心妻子找不到自己，刘光典便寄了封书信给家里：

“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做生意，最多一两年会回来，到那时如果找不到我，我会在报纸上用刘芳这个名字刊登寻人启事，寻找妻子和子女，你们看到寻人启事便可找到我。”

就这样，他告别亲人，踏上为祖国一统大业而奋斗的艰难险途，殊不知，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直到王素莲去世时，也没能等到丈夫的寻人启事。

刘光典从香港乘船，跨过台湾海峡，抵达台湾，并迅速在那里展开情报的收集工作。

仅一个月，11月27日，刘光典就接到上级指示，组织上要求他把获取的情报带回香港。

刘光典当即用米汤将这些情报写在一张包茶叶的纸里，带回香港。

本次带回的情报中，包含大量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各军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等绝密情报，为我党进一步推进台湾工作，做出突出贡献。

1949年中旬，中共社会部派洪国式等人潜入台湾，成立对台情报工作组，并在此期间取得大量的情报。

为拿回这批情报，1950年1月，李克农安排刘光典再赴台湾，但其实，这时候，岛上形势已然变得十分严峻。

蒋介石本就生性多疑，在此之前，他就怀疑岛上有中共潜伏，便立即下令国民党特务大肆抓捕地下党。

庆幸的是，由于我党在台情报工作小组工作体系的完备，其实大部分情报人员虽被推上风口浪尖，但没有受到实际的杀害。

直到蔡孝乾被捕入狱后，他的投敌叛变直接供认出我党400多名地下工作人员，大量情报人员被捕，党在台湾的情报系统迅速崩塌。

只剩李克农将军直接对接的几个情报小组没有暴露，而刘光典就在其中。

走投无路下，刘光典只能只身前往我党在台南设置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这里生活着一位教师，同时，也是我党的情报人员。

但由于该处情报点长时间没有启用，该教师是否值得信任，还有待考验。

刘光典别无他法，只得冒险一试。

起初，这名教师还是比较乐意接纳他的，但由于他始终摇摆不定，又害怕特务搜查到这里，不久后，就找了个理由，把刘光典赶走了

岛上情报组织几乎已经被毁灭殆尽，期间他委托另一位潜伏多年的同志，向李克农将军传递岛上不容乐观的形势。

此后，组织上就再也没能收到他的任何消息。

1950年，我党在台湾的情报组织被彻底破坏，包括洪国式在内的所有同志都被逮捕，刘光典成为唯一希望。

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刘光典无处藏身，为避免被敌人发现并不连累其他人，最后只能被迫躲进台南的深山老林中。

他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洞中，生活长达四年之久。

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在山中掘地为穴，在林中搭过窝棚，饿了就吃树上的野果，渴了就喝自己收集起来的露水，导致他最后被捕时，蓬头垢面，几乎与野人无异。

纵使条件异常恶劣，除了要应对严寒酷暑之外，山中还有毒虫野兽，落石流沙，但即使如此，刘光典还是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坚持了下来。

“只要活着，革命就有希望，就会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

刘光典一直在等，等候鸟南归，枯木逢春，等希望的光明照彻黑夜，但最终，他等来的却是敌人的阴魂不散，特务的逮捕追杀。

“匿居山中，掘地为穴，长年过着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之深。”这是敌人逮捕他后，对他的评价。

原来是在1954年2月9日，当初那位教师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本就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他，交代了全部情报。

2月13日，刘光典终是没能脱身，被捕入狱，并在阴暗的监狱中被关押了5年。

在此期间，我党与刘光典始终处于完全断联的状态，他何时被捕，在狱中又是如何，一概不知。

“还在养病治疗的时候，我突然被调去8号病房，那里关的是刘光典，旅顺人，二十多岁。我们初见面，他就自报姓名，这点令我对他生出好感，因为我自己也这样。”

这是原国民党士兵张家林所说，他还说：

“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我因为对他一见面就有了好感，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案，却很同情他。渐渐我发现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

五年时间，蒋介石没能从刘光典那里得到一丝关于我党的情报信息。

1959年2月4日，立春，刘光典奔赴刑场，惨遭杀害，从容就义。

刘光典被捕后，敌人使用毒恶的离间计，在大陆大肆宣传刘光典已然叛变，并加入国民党。

他们甚至还找到一名身高、体型都与刘光典极其相似的特务，顶替他到香港发表拥护国民党，为党国效忠的声明。

由于缺乏实在客观的证据，“刘光典叛变”的帽子，经不住外界压力，最终还是被扣在刘光典的家人头上。

“父亲离开家的时候，我只有一岁多。由于他是中央情报部门派出，后又调到中央军事情报部门，各部门对我们家的照顾无微不至。”刘玉平回忆。

直到某一天，“刘光典叛变”的消息从台湾吹到大陆，他们的家中开始出现公安人员的监视，住所也从钱粮胡同的四合院搬到北新桥一个十平米的小破屋里。

当时的王素莲已卧病在床许久，加之如此噩耗传入家中，孩子们尚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有她心里最是清楚，默默地承受这份痛苦，一方面要承担养家糊口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去面对社会的舆论，街坊的指点。

“1955年的中秋节，母亲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躺在病床上的她，想起1948年与丈夫和三个孩子在北平一起度过的最后中秋夜，回忆起一家五口团聚在一起吃月饼、水果的情景。”

刘玉平还提到，在他的印象里，母亲虽然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但从不唉声叹气，不埋怨党和国家，更没有抱怨自己的丈夫。

不久之后，王素莲终是没能等到自己的丈夫，病逝离终。

这些年，刘玉平为得到父亲的消息，奔波辗转于大陆和台湾之间，不断去寻求答案。

历经20年，终于在亲友的帮助下，他找到大量可以证明刘光典在台湾进行隐秘战线斗争的铁证，一举推翻对于“刘光典背叛组织”的错误认证。

“到了2008年我们才彻底搞清楚，父亲没有背叛，一切都是敌人使的离间计，他是英勇牺牲的，是一名优秀的党的地下工作者。”

也是在这一年，组织上拨出经费，让刘玉平姐弟前往台湾去祭奠父亲。

时隔50年，刘玉平再次见到的至亲，却已然成了一坛忠骨，他将其中的半坛带回大陆，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剩余半坛则留在了台湾。

刘玉平说道：

“为什么我们只带回他的一半骨灰？因为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还没有统一。

等到祖国统一那一天，会把两部分骨灰再合在一起。”

而这些年来，刘玉平继承父辈遗志，努力做好文化的传播者。

“父亲离家时我才一岁多，母亲去世时我七岁。但是，我的血管里流着双亲的血液，他们的为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和姐姐、哥哥。

‘四有品质’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虽然生活比较艰难，但我和哥哥、姐姐自强自立地生活着。”

1967年，刘玉平到内蒙古草原插队，纵使草原的严寒冻得草木瑟瑟发抖，但没能冻住刘玉平滚烫的心，他经常自勉道：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那时候插队生活充满艰辛也充满乐趣。”

纵使再苦再累，条件再怎么恶劣，也没有父亲那个时候艰苦，还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

除此之外，刘玉平还热衷于公益，并尽可能向困难的地方伸出援手。

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得知两名高中生因贫穷读不起书时，他决定资助他们学习读书，而这一帮，就帮到了研究生毕业。

如今，刘老先生依旧走在这条红色文化的传播道路上，还常常应邀到中央党校授课。

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坐在讲台下，他仿佛又一次看到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爱国青年。

虽然岁月不再年少，但父子俩都用实际行动，传递着大爱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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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此间】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