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李荣保次子傅清被朝廷补选为蓝翎侍卫，就此正式出仕，但仅仅是一个基层的普通侍卫武官而已，这样的官职在京师旗人中一抓一大把。
雍正四年（1726年），傅清长妹、十四岁的富察氏被雍正帝选中并指婚给皇四子弘历为嫡福晋；而这件事就成了傅清、乃至沙济富察氏李荣保这一支的成员，人生命运际遇发生翻天覆地改变的开端。
雍正五（1727年），傅清升任三等侍卫（正五品），雍正十二年（1734年），傅清又被选任为銮仪卫云麾使，成为正四品的皇帝侍从武官；而傅清在仕途上帝不断晋升，很难说不与他的妹夫、此时已经被雍正帝封为‘和硕宝亲王’的皇四子弘历有莫大的关系。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驾崩，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奉雍正帝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传位遗诏，得以顺利登基，改明年为乾隆元年，即乾隆帝；而傅清的妹妹、乾隆帝嫡妻富察氏也顺理成章地被乾隆帝册立为中宫皇后，即后来的‘孝贤皇后’。
凭借着新晋的皇帝‘外戚’身份，傅清于乾隆元年（1736年）年初直接晋升为銮仪卫銮仪使（正二品），随侍皇帝左右，成为了乾隆帝最亲近信任的臣子，仕途也由此更加地顺畅、飞扬。
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初七，傅清由銮仪使改外任武官、成为了正黄旗满洲副都统。此后，在一些公开的典仪场合，乾隆帝有选择性地让傅清也列班出席。乾隆三年（1738年），有外藩使臣入朝觐见，乾隆帝在朝廷九卿及内阁学士、八旗副都统中挑选大臣参与列班仪式，而傅清就在其中。
乾隆五年（1740年）十一月初四，傅清又自八旗系统武职改任绿营武职，外调为天津镇总兵（这是乾隆帝有意让傅清不断在不同的位置上历练，以获得更多的实际官场经验和办事能力）。
多年以后，已经成为朝廷重臣的傅清，对自己在仕途中的这一阶段特别经历，曾发自肺腑地多次追忆说：
‘臣自幼宿卫内廷、时随辇下、侍从圣驾、日觐天颜，可谓受恩深渥矣！’
可以说，身为皇后兄长的傅清，就是乾隆帝在位初期，最为信任倚重的外戚重臣（比他的兄长和弟弟们都要受重用）。
傅清在赴任天津镇总兵时，给乾隆帝上疏谢恩说：
“今复奉特旨补授总兵，沐圣恩之高厚，实叠进而弥深；殚臣心之驽钝，矢图报而愈难。况天津乃畿南屏翰，水陆卫要，臣膺斯任倍加惊惭。”
在傅清临行前进宫面圣陛辞时，乾隆帝赏赐给他孔雀翎和良马，以资鼓励；面对着皇恩浩荡，傅清发自内心地对妹夫乾隆帝万分感激，因此，在到任后的年底‘总结汇报’奏疏中，傅清向乾隆帝奏报：
“今备员天津，当此元旦届期，犬马恋主之私，即宜趋朝随班叩贺。但臣初膺重寄，又届隆冬，正宜熟筹整顿，深计巡防。虽日夕留心咨访，犹虞蚊负，似难于旬月之间即行擅离。伏乞皇上俯念微臣初任庸才，冰兢职守，仰体圣心，以地方营务为重，未敢遽行进京。惟是枫宸密迩，不克躬叩彤廷，愆尤莫逭，实切悚惶。”
傅清在天津总兵任上努力勤奋、认真的处理各项公务，期间还因脚气疾发作而导致头晕目眩、上吐下泻，不得不病休一段时间；乾隆帝得知后颇为担忧，专门派太医前去天津给傅清治病，还让傅清临时回京师休养一阵子。
当时，傅清还和兄弟们一起住在其父李荣保生前留下的老宅中，养病不是很方便，所以乾隆帝便特别赏赐给傅清一处房屋，以示对其的优眷之意。傅清在京师养好了病后，才重返天津总兵任上继续办差。
生病后得到乾隆帝的及时关怀，让傅清更加感激皇上，尽力报效之情溢于言表；但傅清出任天津镇总兵是初次外任，其在地方官场上的经验不足（以前在乾隆帝身边办差，都是乾隆帝的照顾和安排），人情世故的方面也有所欠缺（不屑沟通），所以很快傅清就在天津迎来了他仕途生涯中的重大打击，几乎因此一蹶不振。
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十一，在莅任天津镇总兵大半年之后，通过亲自下基层查验军务、走访营伍建设、询问驻防军士兵丁，充满了事业心和办实事责任感的傅清，将自己辖区内的军务及营房建设、马匹喂养等事务逐一总结，然后向乾隆帝递上了‘奏陈整饬营务四条事’奏折，请乾隆帝明察并允准、然后交付兵部堂议后执行改进措施。
傅清这四条‘奏事’的详细内容是————
一：营员之公费赔累日深，亟宜酌情变通（军营内的各项开支过于庞杂，但本镇的军费实在有限，因此而滋生出各种公费上的使用弊端，此事急需解决。）
二：津城附近伍营之春冬马耗，不宜分别大小（天津附近的军营中，马匹的喂养拨款不应和其他驻军地拨款有所区别；天津驻军的马匹经常用作护送和巡游的差事，不能经常出去牧青，但天津驻军拿到的马匹喂养费用比别的地方少，应该给的费用一样多，否则令天津驻军失望。）
三：州县官之修建墩台营房，宜计限以立处分（天津镇的营伍驻防墩台应抓紧补修，军营的一切营房因为不涉及地方州县官员的政绩考核，因此不被重视，春天修补到秋天仍没有完成，而夏天下雨后，毁坏情况很严重。需要设定维修期限，超过时间后给予相关地方官员处分，不要让驻防官兵因遭遇风雨而营房受损、居无定所。）
四：偏僻防汛之土房，宜俱补筑（偏僻地方驻军的土汛营房应该增补，修补危房，让驻守兵丁没有租房的困扰，有利于安定地方。）
老实说，傅清所奏的这四件事以及随后提出的解决办法，其实都很有道理；可道理归道理、人情世故归人情世故，傅清只考虑到天津镇这一处地方的情况，而兵部要考虑到全国各地的驻军问题，不可能按照一个地方的情况就修改所有的章程和制度。
因此，傅清自到任后就兢兢业业走访下属各营驻地了解情况，然后非常用心地汇总后上交给乾隆帝、又被乾隆帝转交兵部堂官专门讨论的‘奏陈整饬营务四条事’条陈，其中的三条都被兵部驳回，唯一没有被驳回的‘墩台营房补修’这一条，兵部也没有按照傅清原本的建议设定新执行章程，而只是同意相关驻军可以催促地方官员赶紧修缮墩台营房，如果驻军发现是地方官员故意延迟工程，可以等查明事情原委后分别上奏弹劾。
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忧国忧民的‘奏事四条事’直接被兵部堂官们给打回来，这一下傅清的耿直脾气就爆发了，他认为坐在京师兵部衙门里当大爷的兵部堂官们根本都什么都不懂，对军营中的这些长期以来所积弊的情况将要造成的严重性后果缺乏正确的认知，简直是官僚主义成风！
因此，在乾隆六年（1741年）十一月初一这天，心里非常不服气的傅清再次向乾隆帝递上了有关‘四事条陈‘的奏折，对皇帝重新强调，“军营积困”一定要整改、兵部的官僚和颟顸作风一定要整顿，请皇上直接下旨命兵部全盘接受他的‘改正’建议。
但正在气头上的傅清，因为对兵部堂官们的推脱抵制做法愤怒不解，所以在第二次奏折中的语气就很不客气了，口不择言、言辞十分激烈，甚至能感觉到傅清写（或者口述、文书代笔润色）奏折时的‘愤概之心’。
傅清的第二份奏折内容是这样的：
“部议仍令照旧办理营中诸务，实为势所不能，在今日若原令各兵每年捐备火药铅觔，又恐与恤兵之意有乖。若始终因循，不请变通，则营员之办公掣肘，赔累又日益月增，无所底止。请将余朋银两通融办理，早曾准行有案，而况今日乎？
此从前经画未能尽善之事，今日正宜补偏救弊以全圣治之美，而部议乃以各省事虽难于画一，若准余朋通融，恐有冒销情弊为辞。公费已悉不敷，报部有案，司库无存公可应，又不准动朋银，从何变通？是稔知无米令以为炊，其孰能之？
此臣属现在掣肘之情形也。是此章程若听而不议，营务如何得能整理？盖部臣总因钱粮为重，自未便轻议变通。臣虽至愚，岂亦不识经费原宜筹度，但若于公事无关紧要，乃坚请糜费，实属辜负皇上委任之恩，如职司整饬，目击周章，而竟㥏居上员，置若罔听，以致误公积累，隐忍不言，则恐上负天恩更有甚也。
此喂马至省之数众所共知，如此合算，则小干尚不敷麸草之需，料豆，兵全赔累，其何以堪？若于此，而又任各兵迁就节省马匹，奚能膘壮操腾？伏查，督臣所议者，系专为改建孔道营房而论，所以有除偏汛向无营房不议外之语，是不及议此非不应议之事也。今臣奏请，正为补督臣之不逮，以全营制之未齐。”
但傅清这满怀希望的第二次上奏，原本把能够实现自己心愿、推动军营改革的希望放在了乾隆帝本人的身上，但他在收到乾隆帝的朱批回复后，却再一次的失望、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了。
因为乾隆帝不但没对他的‘四事条陈’给予正面的回复，反而认为兵部堂官们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做错——兵部要考虑的是傅清所提的这些建议能否在全部的外地驻军军营中施行，而傅清只是根据天津镇的单独情况来奏事，这不是兵部迂腐自封，而是傅清考虑不周。
所以，乾隆帝在朱批回复中严厉地批评了傅清：
“汝所论者，一镇也，部所议者，合天下营伍而言也，如此致辨，非镇臣之体，戒之慎之。既有难处之势，将此奏交高斌（时任直隶总督），听其酌量议奏。若此奏不但不可行，亦且不便交议。看来汝颇自大而自是，如此则是无福之人矣！”
面对皇帝如此严厉、不留情面的批评，自就任天津镇总兵以来就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时刻想着要做出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能力的傅清，满腔的‘干实事’热情和‘报君恩’决心，被乾隆帝这道不过一百来字的朱批内容给彻底打懵了，之前自得满满的信心也被打击到千疮百孔。
百感交集、惶恐无措之下，傅清不得不满头大汗地给乾隆帝上了第三封奏折、也是请罪折，低头认错：
“臣本至愚极拙，谬膺重任；前所条奏止知一镇之情形，罔识经国之久计，遂乃冒昧复行琐渎荷蒙赐训，诲周详俾，臣憬然觉悟，愧悔莫及。臣跪读圣谕之下，不胜悚惶惕栗，莫知所措！”
此后，自信心和责任感同时受到乾隆帝严厉打击的傅清，觉得自己费尽心力想要干一番事业却落得如此结局，于是开始了得过且过，不但不再关注改革天津镇军营建设之事，日常的军事操练、营伍庶务管理也都开始疏忽怠慢，巡查军营敷衍了事，地方驻军的管理职责也不再积极参与。
这些事情很快就被乾隆帝知道了，面对大舅哥的‘躺平摆烂’举动，一向御下甚严的乾隆帝罕见地没有发火——他也知道这个长期随侍自己左右的亲信近臣的耿直性格，虽然平时办事时屡有差错、说话也口无遮拦，但做事一向有责任心、有主见。
这一次傅清之所以这么主动地‘摆烂’，大概齐是因为之前所提的‘条陈四事’建议，被自己毫不留情地否决、还严厉地批评了，这才在官场上一蹶不振。
于是，面对心会意冷摆烂的傅清，乾隆帝没有直接下旨去申饬、处罚他，而是选择了一个温和的方式来给他台阶下，以保全、鼓励这个心腹近臣重新振作起来。
乾隆七年（1742），新任直隶提督保祝（傅清三伯父马武之子）奉旨从广东回到京师，先进宫觐见乾隆帝，然后准备外出就职；乾隆帝在召对时，看似无意地对保祝说起了傅清这一年在天津‘懈怠、怠慢’的情况，然后告诫保祝说——
你和傅清是（堂）兄弟，你现在又做了直隶提督、节制直隶各镇，也算是傅清的领导上级了，就应该时刻教导他、关心他。
如果傅清在这之后还是不改进、不争气，那朕必然要重重处分他了，但你（保祝）如果在任上袒护他，替他隐瞒过失，朕也绝不轻饶你。
面对堂兄带来的乾隆帝的迂回传话，‘躺平摆烂’一年的傅清也终于不再继续颓废下去了，向乾隆帝上疏表达了自己收到皇上斥责后的愧疚之情，将来一定努力改进自己的错误：
‘事苟得已，何敢屡渎宸聪，自取咎戾’。
而乾隆这一次的朱批恢复也很温和：
‘以后勉力改过，慎之。’
傅清‘摆烂躺平’这件事情，就这么轻飘飘地被乾隆帝给揭过去了。
下一篇文章继续傅清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