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后，心有余悸的洪秀全对异姓大臣疑忌甚深，倾向于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他先是封其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翼王石达开，结果导致石达开负气出走。

洪仁玕投奔天京后，他又很快破格任命其为首辅大臣。后来，他又让自己的儿子洪天佑袭东王爵位，以所谓的“外甥”萧有和掌内外本章是否转献之权，另改封长次兄为信王、勇王，封堂兄洪仁政为恤王，并重用驸马钟万信、黄栋梁和他的一群侄子。

在洪秀全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五月间颁发的几道诏旨中，洪氏宗室成员在受诏人名次的排列顺序上均排在英王、忠王等异姓诸王之前，其厚薄亲疏十分昭然。

平心而论，洪氏亲属当中除洪仁玕才堪大用外，其余或过于平庸，或年幼无知，大多不胜其任，其结果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加剧了异姓大臣的离心倾向和抵触情绪。而此时的洪秀全又无心亲理政事，遂使这一局面愈益失控。李秀成在其供词中再三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问政事，虽言语偏激，但也确系有感而发。

然而，正如洪仁玕所云，洪氏亲属尽管地位显赫，但并无一人握有兵权和地盘，而这些正是李秀成等人与前者抗衡的资本。正因为李秀成等人握有兵粮之权，洪氏诸王在朝中尚且有所顾忌，在天京城外则更是无法颐指气使。在此意义上，双方的矛盾既是朝中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是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

洪仁坤

洪秀全一心想营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终对异姓诸王放心不下，但他同时却又不得不在军事上倚仗后者，这是他无法回避的一个矛盾。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两者之间搞些平衡。但是，洪秀全性情孤傲而又刚烈，本不擅长协调人际关系，更谈不上熟谙权术。因此，他在处理朝内纷争时往往过于偏执和意气用事，导致对群臣驾驭不力。由洪仁玕弹劾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一事所引发的频繁人事更迭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洪秀全先是将洪仁玕、陈玉成、林绍璋等人相继革职，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未几又起用林绍璋掌政，不准洪仁玕和自己的长次兄过问政事；但没过多久，他又将林绍璋贬出京城，让洪仁玕重新主政。如此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既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无法起到笼络人心的效果，只能促使原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需要指出的是，安庆一役后，陈玉成精锐尽失，元气大伤，其朝中首席大将的地位实际上已被李秀成所取代。可能是基于这一层考虑，洪秀全并没有追究李秀成、李世贤二人救援安庆不力的责任。

正是由于在用人思路上的摇摆不定，洪秀全远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无论是洪仁玕，还是陈玉成、李秀成、林绍璋，都没有赢得洪秀全的绝对信任，都曾有过被革黜的经历。这就使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中枢薄弱而又无力，始终处于一种波动、涣散的状况。李秀成在其供词中批评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由。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多少道出了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的症结所在。

中央尚且如此，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

太平天国的地方行政建制共分省（文将帅等）、郡（总制）、县（监军）三级，县以下另有乡村基层政权（乡官）。

太平天国疆域图

后期，诸王各镇一方，为各省的实际最高长官，省以下的各级军政实权也由其下属将领所操纵，官制混乱、职权不清的现象十分突出。不仅中央对地方调点不灵，各地方之间也较少呼应，彼此各自为政。

至于广大乡村，太平天国本就鞭长莫及，加之各级乡官大多由本地人出任，成员芜杂，虚与委蛇、朝秦暮楚者不乏其人，尤其是在太平天国与清方拉锯地区。这就使得太平天国在乡村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直接影响了筹措粮饷等要务。

对于太平天国的政权状况，几位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间先后与太平天国接触过的中外人士曾有所评述。

艾约瑟牧师虽对洪仁玕所设计的改革方案表示赞赏，但对其前景并不感到乐观。他指出：“不幸的是，为一些首领所沉迷的关于未来繁盛的梦幻，并没有征服和治理方面的天赋相伴随，而惟有征服和治理才能为实现这些梦幻提供机会。他们靠掳掠百姓而生存，因而乡村反对他们；他们在循规蹈矩的城市居民中也没有任何朋友。除非取得非凡的胜利或意外地时来运转，否则，他们无法赶走鞑靼人，甚至连一个省内的秩序也无法维持。在目前的混乱状况没有结束之前，他们与其臆想着可能实施的改革，倒不如致力于在其辖境内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政府。”他进而断言太平军并不是政治家，无力胜任所从事的政治事业。

富礼赐亦云：“坦率地说，我看不出太平军有望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因为他们除了实行一种最遭人反对的恐怖政治外，根本不能自己统治自己。但我同样也不认为满洲人能够恢复其从前的地位。……该国之所以一直陷入可怕的动荡之中，根源在于缺乏足够的文职行政人员——一地之长官在其任内居然对本地区的民情一无所知。”

容闳则认为清政府吏治的腐败是导致太平军揭竿而起的根本原因。基于这种认识和自己在旅途中的观察，他意味深长地建议洪仁玕将政府系统改由文职人员组成，并由有能力和经验的人来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

以上三人虽然出发点不一，两名洋人甚至还带有很深的偏见和误解，但他们都一致认为革新政治、改组政府是太平天国的当务之急，主张避免军人干政，可谓不无见地。

令人无限感慨的是，根据各自对太平天国政治远不全面的了解，他们均对太平天国的前景持怀疑或悲观态度，所言乍听起来虽不免有些刺耳，但历史却偏偏被他们不幸而言中。

李秀成、李世贤两大主力自撤出安庆战场后，一直致力于经略浙江。

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9日，李世贤部占领通商口岸宁波。12月29日，李秀成部再克省城杭州。至此，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二李率部征服了浙江大部版图，使苏、浙根据地连成一片。

眼见李秀成兵多将广，羽毛丰满，洪秀全惟恐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便继叠封皖省独当一面的将领为王后，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封李秀成的部将陈坤书为护王，后又陆续赐封他的其他部将为王，以暗析李秀成的兵权，削弱他的势力。

此例一开，一些未被封王的文臣武将难免心态失衡。为了固结人心，洪秀全便大量加官晋爵，遂致一发而不可收。李秀成就此回忆说：“自此之后，日封日多，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钱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而又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昭王黄文英则云天朝之王共分五等，“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西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了”。以上两说可互为参证。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最初所封的寥寥数王发展到封出二千七百多个王，政治之紊乱简直形同儿戏，实为亡国之前兆。

滥施爵赏是洪秀全晚年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它既助长了朝中贪污腐败的风气，同时又因赏罚不公苦乐不均而导致人心离散。更为严重的是，此举不仅丝毫没能改变内轻外重、事权不一的局面，相反，不但中央对异姓诸王依旧调点不灵，连李秀成等人对下属将领也不再驾驭自如，拥兵自重、各争雄长的现象愈演愈烈，从而为日后太平天国的败亡埋下了祸根。

有一种观点认为，洪仁玕寸功未立便骤封为王是太平天国后期铨政紊乱的起因，甚至认为洪秀全之所以广封王爵以分李秀成等人的兵权，是受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强化中央集权、防止弱本强末政纲的影响。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诚然，洪秀全当初之所以封洪仁玕为王，除爱才心切的因素外，明显是受家天下意识的驱使。在引起一班功臣宿将的不满后，他只好为安抚人心而陆续加封。

但是，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间，新封之王仅于王、英王、忠王、赞王、侍王、辅王、章王7人。这说明洪秀全最初把关甚严，远远谈不上滥封。也就是说，洪仁玕封王一事与乱政乱规局面的出现并无因果关系。另一方面，铨选制度紊乱的苗头早在洪仁玕封王之前就已经出现，这从洪仁玕《资政新篇》和《立法制喧谕》的内容上可以略见一斑。

《资政新篇》

正是针对假公济私、弱本强末等积弊，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严禁结盟联党，并拟定了权归于一、禁私门请谒等法例。这与主张广封王爵以分高级将领兵权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其文字本身也丝毫没有这一层含义或暗示。

反过来讲，倘若此举确是出自洪仁玕的主意，以李秀成对前者的成见，他在供词中不会有意避而不谈。而事实上，李秀成在谈到此事时，仅指名道姓地斥责王次兄洪仁达为“佞臣”，并说部将童容海变心即洪仁达怂恿所致，但只字未提洪仁玕。因此，将铨政紊乱、天王滥封王爵的责任推到洪仁玕身上，未免过于牵强。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洪仁玕既然位居军师，那么，他应对滥施爵赏、封王过多一事负一定的责任，至少应负没有设法制止的责任。这就必须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形来作具体分析。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五日（1862年2月23日），已遭斥革的陈玉成在庐州（今合肥）分别致函其部将和捻军首领酌议军机。信中共提到新封王爵者8人，分别是扶王陈得才（一作陈德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导王陈仕荣、沃王张洛行（一作张乐行，捻军首领）、敬王林大居、畏王秦日南。

除此八人外，新封之王可考者尚有顺王李春发、尊王刘庆汉、顾王吴如孝、从王陈德隆、护王陈坤书等。在上述诸王中，除顺王、尊王、顾王等人是在安庆失守前受封外，陈玉成部将的封王时间约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左右。

陈丕成

其时，洪秀全诏令陈玉成残部远征西北广招兵马，以期尽早收复安庆。面对陈玉成部士气低落和朝中人心浮动的局面，洪秀全寄希望于通过加官晋爵来激励群臣效命，但从新封之王仅可考者就达十余人来看，实已出现滥封王爵的端倪。

稍后，即咸丰十一年（1861年）末，洪秀全为了牵制李秀成兼笼络人心，又陆续封忠王部将为王，计有护王陈坤书、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归王邓光明等。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到同治元年（1862年）春期间，洪仁玕仕途落魄，先是遭到斥革，后虽恢复王位，但未复军师头衔，且被禁止与闻朝政，取代他的是章王林绍璋。因此，洪仁玕并没有参与此时发生的封王之事，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责任。至于洪仁玕复出后的表现，在天朝专制政治的氛围下，关键并不在于他是否曾设法制止，而应看他是否能够设法制止。

事权不一、铨政松弛是洪仁玕主政伊始便大力着手整顿的弊政，但当时就遇到不小的阻力，此时更是难以为继。一方面，碍于朝内的派系之争，他的权限早已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此前广施爵赏的冲击，原本脆弱的铨选制度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大小官员对升迁趋之若鹜，欲罢不能。后来，眼见封王太滥，连洪秀全自己也意识到失算，但“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便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在上述情形下，面对爵赏失控的局面，洪仁玕实难有所作为。

不过，对于朝内的派系纷争，洪仁玕多少负有一定的责任。受宗族观念的影响，洪仁玕对洪氏宗室成员，尤其是王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不无偏袒。

洪仁发

王长次兄本是平庸之辈，加之家天下意识浓厚，对异姓诸王猜忌甚深，故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是由于他们的频频干政，颐指气使，先后导致石达开负气出走和洪氏宗室与李秀成等人关系的恶化。

而洪仁玕却认为他们是“忠正人”。“忠”字无可非议，“正”则有文过饰非之嫌。在洪氏宗室和异姓诸王之间，洪仁玕并没有做到不偏不倚，而是带有倾向性。这是他的一大弱点，也是导致他不由自主地卷入朝内纷争的主要原因。

但是，洪仁玕毕竟不是个不识大体的人。

在掌政之初发布的《颁新政喧谕》中，洪仁玕曾专门就洪氏宗室与异姓大臣的同心同德强调说：“况我真圣主……宗藩笃爱，金枝与玉叶交辉。异姓者俨若同胞，永为腹心之寄托；同姓者更联一体，当效手足之勤劳。”在写给李秀成的《兵要四则》中，洪仁玕又以“廉、蔺相和，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为例，说明“师克在和”的道理，强调“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足见他深知团结的重要性。尽管他在朝内纷争中有所偏倚，但在总体上仍不失大局意识。

洪仁玕

如果说王长次兄与李秀成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权力摩擦和意气之争的话，那么，洪仁玕与李秀成之间的隔阂，则大多由具体决策上的争执而引起。

据李秀成后来回忆，当天京危在旦夕之际，他曾建议天王“让城别走”，结果遭到天王严斥。天王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俱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不知洪秀全这一番天话是在给自己打气，还是他真的一味信天，没有意识到危机已迫在眉睫。

洪仁玕对时局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对于一个恪尽职守的当政者而言，最大的痛苦可能莫过于自己的政见，被人漠视甚至误解，莫过于眼见大厦将倾却又独木难支。尽管洪仁玕早已抱定“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信念。但是，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复出掌政后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太平天国中央政权便告覆灭，他自己的人生旅途也随之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