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户"，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斗争环境极端残酷的情况下，觉悟群众舍身忘死、隐藏保护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子弟兵的住房关系户，是保护和积蓄抗战力量的基地。这几天找王怀道的资料，看到一篇文章，主人公是抗日期间的堡垒户，王怀道曾在他家躲过难。转发到此，侵删。

作者：郭九州

一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满洲里车站旁的东道口是连接铁路生活区和市区的主要交通枢纽，几十道铮亮的铁轨中间铺着一块块亮滑的大石板，遇到雨雪天石面就像抹了一层油，常有行人车辆在这里闹出笑话。过了路基往北是一个岔路口，岔路口前面就是苏联红军烈士陵园，几十位苏联红军烈士长眠在这里，每年来此悼念的中国公民络绎不绝。出兵东北时的硝烟已经散尽，只有公园里的苍松翠柏依然那么青绿，那么肃穆。

岔路口东面的路基下是片三角地带，零零散散的菜地中间坐落着几栋俄式老房子，其中有一栋坐南朝北的木刻楞小屋特别引人注目。木屋为三开间，由东向西依次住着王、陆、黄三户人家，都是铁路职工。清末，沙俄政府为了达到侵略中国东北的目的，通过各种阴谋手段同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从此开始修筑东清铁路，大批俄国人涌进满洲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又有大批俄国流亡人员进入满洲里，人口猛增至4万多人，其中有3.5万人为俄国人，中国人仅为5000人。这几栋俄式老房子是修筑铁路时一起兴建起来的，虽然历经沧桑，但是仍坚固如初。

1989年7月，作者重返满洲里，与陆树增老人及他的三个女婿在烈士公园合影。

这三户人家除了王姓一家外，陆、黄两家我都熟，他们都是河北肃宁县曲吕人，都是当年投亲靠友闯关东过来的。满洲里的曲吕人很多，几十户人家大多聚集在市区五道街，戏称曲吕街。几十年过去，他们仍然保持着家乡的习俗，婚丧嫁娶、百岁满月，大家互相帮忙，热热闹闹的，那满口的肃宁话让本地人听起来像天籁之音。

1969年冬季，我从肃宁入伍来到满洲里，开始并不知道这里竟有这么多乡亲。几年后的一天傍晚，我带着队伍从靶场回来，走过一片土豆地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是正宗的肃宁味儿。我心里一热，忙回头去看，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家，中等身材，穿着很一般，他走过来自我介绍：“我叫陆树增，曲吕人，住在东道口路基下的木屋。听说肃宁入伍的就剩你自己了，怕你孤单，早就打听你，部队的院儿又不能随便进，我知道你们打靶会路过这里，就在这里等……”我忙握住他的手。满洲里的初秋已经很冷，老人的手冰凉，硬茧粗糙。夕阳下，他眼里似有泪光在闪。

陆树增老人住宅，兴建于1902年，编号135，朝南一侧。

有句老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终于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的，离家4000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并且在郊外三番五次的等，这就是肃宁曲吕人。

从此，我叫他陆叔。铁道口路基下的小木屋，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二

陆叔是个忠厚人，很健谈，且表情基本不外露，历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沧桑。和他谈话就像阅读一本流落人间许久的古书，娓娓道来，曲折多情，使人良久沉思。陆叔一家七口人，四女一儿，老伴儿没有工作，生活的担子都压在他的肩上。为了生存，为了供孩子读书，他除了在铁路东货场每天三班倒外，还在路边的沟沟岔岔种了许多地，种的主要是土豆、大头菜和豌豆，除了留足自家吃的，其余可卖些零钱补贴家用。

满洲里这里种地很随便，你种两年不种了，别人可以接着种。满洲里的冬季很长，每年都不少于七个月，进入9月份就必须把漫长冬季所需的蔬菜准备齐。满洲里地区的地下三至四米就是常年冻土层，给人们窖藏冬菜提供了便利。西伯利亚的寒风夹带着大雪铺天盖地，满洲里的人们进入冬季以后，每天穿着鼓鼓囊囊的衣服上下班，除了打冰球、堆雪人，很少有室外活动。常年的高寒使人们增强了抵抗力，极少有人患感冒。

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陆叔邀我去家里作客，我去时提了两瓶满洲里大曲作为见面礼。部队的南门离他家有四五里路，和铁路相傍，走路不到半个小时便到了他家门口。上得几级木阶，走过约有两米长的雕花木廊便是门厅。门厅很小，只有不到3平方米，当时被当做厨房使用。里间很大，足有20平方米，是睡觉和会客的地方。靠东墙是南北大炕，南头摆着两个木箱，靠西墙是从老家托运来的一个躺柜，北墙上挂着不久前我送给陆叔的一幅玻璃画，上面是我精心写的“松龄鹤寿”四个篆字。屋里的摆设虽很简单却极干净，特别是红砖铺就的地面，连缝隙的地方都一尘不染。

陆婶是肃宁西芝兰村人，浓眉大眼，爱说爱笑，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笑声感染力极强，听了使人心花怒放，立刻开心起来。我和陆叔闲谈着，她便炒了仨菜，我们刚端起酒杯，她咯咯笑着又走进来说：“仨菜不喝酒，来，再给你们添一个。”说着放下一碟小咸菜，我尝了一口，非常清香，是上好的下酒菜。陆婶问：“怎么样？要是吃着顺口探家时我送你一坛。”望着她那笑眯眯的模样，我想起了故乡坐在老枣树下讲笑话的老母亲。

人到了老年容易怀旧，陆叔和我闲聊时经常讲起他过去的故事。陆叔的老家很穷，抗战时期，陆叔家是有名的堡垒户，许多抗日英烈都曾在他家开过会躲过难，至今他还能说出李谦、段洪、王怀道等人的名字。

1941年初春的一天后半夜，他代替父亲去后堤村送信，天刚下过一场透雨，道路泥泞，他穿着一件破夹袄，在黎明的土路上连蹦带跳躲避水坑。

突然，他发现前面有一队日伪军正拉开队形包围子由口村，他急忙躲进一片坟地，刚趴下身子，村里村外的枪声就噼里啪啦响了起来。眼见着一队穿便装的游击队员冲出包围，不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杀了回去，约有一袋烟的工夫又杀了出来。

连续三次拉锯战，枪声才渐渐平息。傍晚得到消息，原来那是队长李谦带领他的区小队冲出包围后，发现开会的县区干部还没有突围，于是带着小队又杀了回去。第二次冲出来后却不见了区长，他只好再次冲进包围圈。第三次杀出重围后，李谦已身中数弹，浑身是血，他拒绝了同志们背他突围的请求，大声命令道：“一班长，你把我的枪带走！”第二天，抗日军民含着热泪在吕家庄为李谦等四位烈士召开了追悼会，把他们的遗体埋葬在老唐河堤上。

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陆叔总是感慨万分。他对我说：“别不知足，想想他们，我们过得就很不错了。那时每天出去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我们现在过得很舒坦，吃得饱穿得暖，生活幸福，还要求什么呢。”

陆叔对生活没有奢望，只想平平淡淡地生活，仅此而已。抗战时期，他当过交通员，送过信，领过路，站过哨，也曾经把脑袋系在腰带上闹革命，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如今，他住在铁路下的这间小木屋里安安静静地生活，只觉得共产党对他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