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魏救赵，是太平军最擅长的谋略。

在太平军西征、两破江南大营等作战中，太平军屡次以围魏救赵之法破敌，屡试不爽。

1860年，当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法二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又制定了一个新的围魏救赵之策，意在解安庆之围。

然而，这一次，围魏救赵却失败了，并因此导致安庆失守，太平天国的局势瞬间恶化。

既是屡试不爽的谋划，为何又没有再次成功呢？

对此，不少朋友，甚至不少专家就认为：这有什么奇怪的？你老用这一招，人家自然就看透了，你还有什么计谋好耍的呢？

这么看问题，就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并不客观。

这样的看法，低估了“围魏救赵”，将“围魏救赵”理解成了单纯的“奇谋妙策”。

实际上，围魏救赵也好，瞒天过海也罢，这些古老的谋略之所以能沿用几千年，在于这些方法本身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可以反复使用的。

“围魏救赵”的“原创者”孙膑，以这样的方法两次击败了庞涓。

显然，这并不是因为庞涓是个平庸之辈，更不是因为他是个不知道吸取教训的家伙。

孙膑之所以能两次以相同的方法击败庞涓，在于围魏救赵之法吃住了魏国的命门：地处四战之地的魏国，只要对任意一个方向大举用兵，就必然会出现后方空虚的情况！

同样，太平军此前的“围魏救赵”之法能一再得逞，也不是因为此前的清军将帅“想不到”太平军会“围魏救赵”，而是因为清军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兵力，但能战之兵较少；地方大，“必救之地”多，因此，侧翼和后方有大片地区缺乏保护，很容易被太平军以“围魏救赵”之法牵着鼻子走。

后来，我们的敌人当然听说过咱们的“十六字方针”，但依然奈何不了我们的游击战战法！

为什么呢？

因为，好的方针，好的谋略，并不寄希望于对方的愚蠢，也不侥幸于对方“想不到”，而是因掌握了客观规律，抓住了敌人的命脉，而能使敌人即便知道了也防不住，也就是能够让敌人“防不胜防”！

所以，仅仅因为太平军曾反复使用“围魏救赵”之法，就认为太平军再用此法必然失败的看法，是不客观的！

因此，不如让我们回到太平军在第二次西征中“围魏救赵”之策的策划与实施过程，再看他们此计不成的原因。

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

天王大喜，请求众将“登朝庆贺”。

庆贺之余，众将自然讨论起了下一步的打算。

当时的形势，是比较复杂的。

一方面，随着江南大营的击破，太平军在东线打开了局面，存在一举东进，下取苏常，夺取富庶的苏南，甚至浙江的有利机遇。

另一方面，在西线，曾国藩的湘军步步紧逼安庆。

因此，众将对下一步的行动意见不一。

陈玉成主张，立刻集中兵力回救安徽，先击破湘军对安庆的进攻。

而洪仁玕、李秀成，则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更全面的主张。

洪仁玕、李秀成的意见是：天京在东部，因此，乘胜而下，一直打到海边，彻底解除东线的威胁是最有利的。而在夺取苏南后，“出兵进取江之南北，两路直到湖北会归”···

显然，洪仁玕、李秀成的方略，就是先取东线，然后以“围魏救赵”的方略解决西线的问题！

最终，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李秀成的建议。

同时，洪秀全也认识到：安庆不容有失！

因此，洪秀全在发布东征命令的同时，严令：限期一个月，无论打得怎么样，必须转头西征！

于是，先东征，然后在西征中采取“围魏救赵”之策的战略企图就此形成了。

后世常将太平军这一决策视为重大失误，认为这是太平军“重视下游，轻视上游”，导致后来安庆失守的关键决策失误。

其实，就决策本身而言，并无大错。

1、先实施东征，是有利的。

当时，东线出现机遇，而西线出现危机，如何确立用兵顺序，确实值得考究。

就形势而言，先立刻东征是有利的。

东线之敌，以原江南大营的部队为主。

一来，此时东线之敌的兵力仍然不少，如果立刻回师西征，那么，情况就会和当初杨秀清一破江南大营时一样，敌人喘息过来后，重新构成对天京的威胁。

二来，江南大营既破，此时东线之敌兵力虽不少，但士气低落，部署未定，正可一举击破之！

三来，苏南乃富庶繁华之地，如果夺取，不独是扩大控制区，更能在经济上、兵源、装备上迅速增强。

事实上，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李世贤的军队兵力大为膨胀，装备大为改善，与他们在东线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相比之下，西线安庆虽然紧要，但当时仍不可能很快解决。

这个方向，湘军耐战，稳扎稳打，不具备迅速解决的条件；同时，由于太平军在安徽经营已救，有坚城险要，敌人看起来也不可能很快打开局面。

所以，无论太平军是否立刻增兵西线，西线都会出现较长时间的僵局。

这一情况下，先打东线，自然是最有有利的！

2、明确了时限。

如上所说，先东征再西征，实际上是打一个时间差。

洪秀全明确规定：无论效果如何，东征以一个月为限，然后要立刻西征！

所以，太平军在做出此决策时实际上并没有“轻上游”。

3、立足于争夺主动权。

洪仁玕还认为：如果打到上海附近，可以从洋人那里购买火轮船，然后就可以回头与湘军争夺制水权了。

虽然洪仁玕的这一想法有些天真，但显然，他们抓住了与湘军交战的关键，立足于从根本上改善局势！

而即便购买火轮船的决策有些天真，太平军确立的从大江南北夹击武汉，以围魏救赵的举措，实际上也是抓住了湘军的软肋！

湘军虽然强悍，但兵力比较有限，主要集中于沿江而下。

太平军主力不沿江与之死打硬拼，而是从南北直接抄袭其战略后方、必救之地武汉，确实是可能调动敌人，从而掌握战役主动权的！

因此，太平军的决策，本无大错！

东征开始后，双方都进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太平军或许想不到，只差一点，他们甚至不需要西征，就可以实现“围魏救赵”的企图了。

原来，太平军东征期间，咸丰为保苏浙，多次严令曾国藩撤安庆之围，调兵救援苏南！

一般情况下，天子严诏，曾国藩也就只有乖乖听从，安庆之围也就解了。

然而，这个时候，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

咸丰爷自顾不暇，要忙的事情实在太多，有就不敢过分刺激曾国藩，所以，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湘军东援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此，清军，算是躲过了一次决策失误。

而同时，太平军却出现了严重失误。

我们还记得，洪秀全严诏：限期一个月，然后西征！

实际上，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太平军在苏南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然而，富庶，既是财富，也是毒药。

夺取了富庶的地盘后，李秀成等人视之为自己的地盘，已将重心放在了这里。

因此，李秀成还要打上海，然后又要救嘉兴，耽误了很多时间。

更可惜的是：陈玉成虽然重视安庆安全，但也不愿将苏南全部让与李秀成，虽然停止了大规模用兵，但也在苏南各地驻军，企图与李秀成争夺地盘。

如此，搞来搞去，又搞了四个月！

恰就在这四个月间，敌人完成了对安庆的合围！

“赵”已经危了，接下来，“围魏”的回旋余地就小了！

1860年9月，李秀成、陈玉成等将领回到天京，再次讨论救安庆之事。

洪秀全延用洪仁玕当初的谋划，继续实施“围魏救赵”之策。

具体部署是：兵分五路。陈玉成自江北，李秀成自江南，分路进军武汉，“合取湖北”；其余李世贤、杨辅青、刘官芳等部则在皖南、江西等地作战，牵制湘军。

显然，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月，比计划推迟了4个月，此时再施此策，效果自然远不如当初了！

首先，湘军已经形成了对安庆的合围，“结硬寨”，深沟高垒。

敌人既已在安庆城外站稳脚跟，并且建立了巩固的阵地，自然就取得了更多的主动权。

因此，曾国藩就可以在留下必要兵力继续围攻安庆的同时，抽调兵力回救武昌。

实际上，后来，曾国藩一面调李续宜、鲍超等部回援武汉，一面又严令曾国荃坚持围攻安庆。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湘军在外围已经建立了坚固阵地，曾国藩又何能如此淡定？

而另一方面，太平军的凝聚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此前，太平军势振，主要赖李秀成、陈玉成的紧密协作。

然而，如前所说，经营苏南期间，李秀成与陈玉成为了争夺地盘，几乎发生火并，二人关系已经极为紧张，甚至后来要洪仁玕从中协调才能让二人共定大计！

兵分两路实施钳形攻势，而两路统帅关系如此紧张，自然是会严重影响彼此的协作！

同时，就在这段时间，“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段时间，大清对英法认输，汉口成了通商口岸！

如此，与上海一样，武汉也变成了英法有着紧密利益的地方，太平军的行动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大的阻碍和挑战！

如此，“围魏救赵”，策还是那个策，但形势已经不再是那个形势啦！

尽管稍微晚了一些，但是，如果诸将紧密协作，此策仍然可能成功。

然而，陈玉成、李秀成之间的裂痕，使“钳形攻势”变成了“先后打卡”。

双方约定：1861年3月，李秀成与陈玉成会师武汉。

到了3月，陈玉成如期抵达了。

但是，李秀成还迟迟未到！

如此，陈玉成要攻武汉，就只有自己单干了。

更严重的是：陈玉成活动的江北，敌人的力量较强。

因此，陈玉成所部的许多部队受到阻击，无法抵达，陈玉成抵达黄州时，手上只有5万人。

而当时，敌人在武昌紧急集结了1万余人；同时，安庆湘军部分水师正在“上驶应援”；在武昌的西路、东路、北路之要害处，也集结了勇丁和马队联合防守。

武汉乃江汉纵横之城，陈玉成又无水师之利，兵力也无优势，要强行攻打，难度极大！

此时，英国巴夏礼也出面干涉！

经过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衡量，陈玉成知攻克武汉难度加大，遂只好先撤离了！

李秀成没有如约抵达，他迟到了3个月，直到6月，他才姗姗来迟。

此时，陈玉成早已经回救安庆了。

尽管如此，只靠李秀成自己，仍有相当机会继续执行攻武汉，“围魏救赵”的方略。

陈玉成来得及时，但是一路赶路，遭到阻截，带去的兵力不足以单独攻武汉。

李秀成相反，来得晚，但是，一路吸收部队，到湖北时，兵力已经膨胀到几十万人。

所以，如果李秀成坚决执行计划，攻打武汉，即便不能一举而克（毕竟制水权不在手），也必能震撼敌军，吸引湘军抽调大批回援，至少能大大缓解安庆的压力。

然而···李秀成调头走了···

对此，就连敌人也十分不解！

后来，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专门就此事询问李秀成：当时你在湖北南部，再进一步就能使武昌动摇，就能解安庆只围了，怎么一听鲍超来就跑走了？

李秀成支支吾吾，先说自己缺兵，后说自己一心要取浙江，最后又说“闻鄂兵强，故退”···

除掉缺兵这种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欲取浙江，以及不愿意与精锐湘军恶战以保存实力，看来就确实是李秀成退兵之因了。

说到底，李秀成人是跑到湖北来了，但心思仍然在自己苏浙的一亩三分地上···

如此，随着李秀成的退兵，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失败了，“围魏救赵”的设想破产了。

太平军“围魏救赵”之策屡试不爽，足见他们在这方面是行家。

在解安庆之围的计划中，采取“合取湖北”之法，进攻湘军后方的武昌，以解安庆之围，这个设想本是比较合理的。

从洪秀全严诏东征“限期一个月”，明确启动时间；到兵分五路，有主攻有牵制的部署；太平军在整个谋划中考虑得是比较细致，部署也是比较老道的。

遗憾的是，此时的太平军，在执行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诸将既得富庶苏南，各怀有经营根据地之心，因此，原定的限期一个月，变成了拖延4个月，错过了最佳时机，加重了困难。

随后，由于陈玉成和李秀成这对亲密战斗关系的破裂，他们在分路扑向目标的过程中缺乏协调，各打各的，抵达时间前后差了3个月，致使南北夹击的企图成为一纸空文。

最后，李秀成心怀私念，虽然不得不参与西征，但不愿在西征中消耗实力，不敢打硬仗，主动放弃了继续执行任务，导致了计划的彻底失败···

由此来看，不是“围魏救赵”的计不好，更不是这个计以为屡次使用而“过期”了。

太平天国内部的严重问题，导致了太平军已经失去了凝聚、团结。

这样的团队，任何谋划都是不可能执行得了的！

太平天国，不是败于自己不聪明，也不是败于对手的精明，而是败于自己内部的严重矛盾。

当年的天京事变如此，此时的第二次西征如此，后来的天京保卫战亦是如此！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既失，败亡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