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稍微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的人应该都深有体会，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城乡二元割裂的社会。

《乡土中国》一书里面写的很清楚，农村跟城市，完全是两个概念，甚至是两个世界，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疫情这三年里，皮总只要工作不忙，就很喜欢去武汉周边的村镇跑跑，我更是深有体会，为什么说农民工这个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

他们既是农民，也是工人，所以中国的经济一旦出现大范围的问题，例如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阵营围堵中国，造成失业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工厂破产潮，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造成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这些在农村有地的工人，也不会失业，只不过是回到了农村，再一次种起了田。

失业率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概念，只在城市生效，特指既无土地也无房产的无产者，一旦失去工作，就会成为城市的失业者，为什么上个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究极原因还是因为失业率太高了，失业的城市工人不得不反抗资本家。

但是中国则不同，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中国的疫情只是在大城市爆发？

但凡你去过中国的乡村或者县镇，你就会明白，只要村子里面把路一挖断，这个自然村就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村子里吃的用的都不缺，完全之自给自足。

2021年的人口普查，中国农业人口4.9亿左右，皮总觉得，只有我们的乡土振兴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共同富裕了，我们才全方位的崛起了，民族复兴了，而在后疫情时代，尤其如此。

一.国家基石

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也是最早的农业文明之一，古代历朝封建帝国一直以来都是重农轻商的。

新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粮食自给率97%，说明恰恰是中国的乡村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中国种粮食是不怎么赚钱的，无论国际粮价如何波动，中国的粮食价格每年都非常平稳，其实我们要感谢那些勤劳的农民。

中华民族的身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喜欢种菜，即使是太空中，北极科考站，甚至是航母上，月亮上的土壤，我们第一个问题竟然是能不能种菜，本质上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没有之一。

华人控制东南亚的经济，这早就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东南亚那个地方为什么只有华人脱颖而出呢？因为其他商店节假日不开门，只有中餐馆和华人商店全年开张，也很说明问题，遍布全球的唐人街也是。

中国的乡村，县域，是真正的国家基石，反而那些大城市，只是因为中国现代化，城镇化的需要，才快速发展起来的，房地产绝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职在于社会治理。但是现实中的乡村往往被要求或主动要求承担大量的经济发展职责，反而弱化了社会治理的效能。

这几年，国家对县级政权越来越重视。从今年的两会来看，对中央的任务排布最多，其次大概就是县级了。一个总体的判断是，县域正在成为国家治理体制的基石。

为什么疫情这几年来，大家才发现中国的乡土社会的功能呢？

实际上是对近年来以大中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发展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的一种反思。

二.县域经济

大型城市，尤其是中国的北上广深这种，人口超千万，然后具有非常强的国家扶植作用的，政策倾斜的大城市，虽然具有资本集聚和发展规模效应，但是也虹吸了全国大部分的发展资源，比如财政资源、资本、人才、基础设施等等。

这是好事，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城市化和规模化，否则不可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和美国欧盟一起抗衡，吸引国际资本和人才。

但另一方面则是加速了县乡村的凋敝。如果不平衡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问题，就算国家想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县域，也发挥不了太大作用，要么资源继续被大城市虹吸走，要么是投放下来的资源被闲置浪费。

江苏省为什么GDP如此高，去年116364.20亿元，基本上就是一个韩国，其实江苏十三太保没有一个掉队的，全都是7000亿元以上的，是典型的县域经济的省份。

广东省则不然，靠近珠三角的那一圈富得流油，可是粤北地区，是出了名的全国贫困地区。

其实也不怪广东省政府，实在是广州和深圳的虹吸作用太强了，太能打了，其他小兄弟根本没办法只能不断流失人口。

没了人口，就没了经济活动，没了税收，GDP自然上不去，一直被大城市吸血。

为了显示国家对县域发展的重视，今年还专门提出“严控撤县建市设区”。这是对市县关系的一个重要界定，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建制市的规模控制。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离不开中央层面的全方位支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近9.8万亿元，增长18%、为多年来最大增幅。中央财政将更多资金纳入直达范围，省级财政也要加大对市县的支持”，“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补助资金直达市县”。

为什么皮总说后疫情时代要重视江苏模式，要提倡县域经济呢？

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县域主要承担着安全保障的作用，尤其是目前全世界都在一个不稳定的周期。

全球疫情反反复复，能源价格暴涨，粮食价格翻倍，近40年最大规模的战争，伊朗，印度这样以前被美国压制的地区强权想浑水摸鱼。

如何振兴乡村，拉动县域发展，就要抓住其功能。

三.新时代的助力

其实中国的电商别的不说，有一点是非常有社会功能的，那就是帮助了农产品的销售。

“淘宝村”或者是“京东路”

这几年兴起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依赖电商经济的乡村，县镇的出现，整个地区依靠的就是集资开网店，然后销售农产品和特产。

这种完全是对之前转运中间商的降维打击，同时也保证了乡土社会没有彻底和城市脱钩，也借助了新时代的力量。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曾对近年来全国人口流动趋势进行研究，若参照物理学中中心的计算方法，将不同省份流入人口数量的差异均衡到一个地理坐标上，那么，自2000年开始，省际流入人口重心曾出现过从向东到向西回头的趋势。

年轻人正在被高房价压抑着逃离北上广深。

其中，自2010年开始，“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中部地区的崛起，吸引了部分省际迁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从分省数据来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市的人口流入占比出现下降趋势，而包括湖北在内的不少中西部省市人口流入占比则有所上升。

更多的青年人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开直播，做视频博主，例如华农兄弟，手工耿等等都是扎根于乡村的，这也是以前没有的现象。

尤其是疫情在大城市反反复复，造成了很多人惧怕春节等节假日被困在大城市，后疫情时代更是如此，大城市的吸引力还在，但是远没有之前那么大。

电商行业的格局变化也是如此，“过去电商比较集中在沿海城市，但由于人力、土地等各项成本都在上升，湖北和四川这样的中西部省份，逐渐成为电商发展重要省份。

2019年落地湖北仙桃的小米产业园落地，如今已吸引超过20家小米生态链企业落地，“因为湖北运输半径最低，到东西南北都是1000公里。”

来自阿里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部省份淘宝村数量均实现了较高幅度的增长，并进一步强化“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依次递减的空间梯度格局”。其中，紧邻东部地区的中部四省（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组成了承接东西的第二梯队。

中国要拉动内需，要振兴县域经济，就要建设“统一的全国市场”，与之相匹配的就应当是更高层级的经济发展统筹单位，也许以省为主进行统筹、中央为主进行协调的结构会更合理。

现在时代变了，一味追求大城市，规模化，推高房地产，拉动GDP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高房价正在倒逼年轻人离开大城市回乡创业。

结论

乡村要承担大量的经济社会职责，但是很多省份又没有相匹配的财权和治权。

对于乡镇的定位，中国有两种现象。

一种现象就是做强做大乡镇，以江苏为代表的东部发达地区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

一种现象就是弱化乡村职能，特别是针对中西部地区本来就已经“悬浮”的乡镇，成都一个市的GDP占四川省47%，就是成都将全省资源集中的体现。

在县级政权和农村社会之间，乡镇实际上是起到对接转化的功能，确实需要这么一种机制。

皮总认为，乡村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接转化，主要是承担治理功能，将自上而下的资源和任务与自下而上社会需求衔接好，依靠我们广大的乡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