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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1959年被特赦后，心情一直不错，参加政协工作后，在老同学陈赓的劝说和开导下，开始撰写自己的军事生涯回忆录。

一、突然被骂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生，曾当过方面军统帅，笔头工夫没得说。他相继撰写了中国远征军、东北作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回忆材料。很多人称赞他写得详略得当，材料翔实，真实反映了当年的战况。

谁料，杜聿明的回忆材料在《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后，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事请他去一趟。

杜聿明在那里度过了十年时光，经历了从战犯到自由公民的转变。虽说已是自由之身，但一听功德林通知他去一趟，仍然难免有点不自然。

出了什么事呢？杜聿明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功德林。接待他的李科长是老熟人了，笑着和他打招呼，说他的老朋友文强要见他。杜聿明这才略略放缓心情。

到接待室，文强已在那里等候了一段时间。文强还是那副瘦瘦的样子，不论吃多少也胖不起来。往常时他与人说话温吞吞，没有什么鲜明的个性。但这次似乎来者不善，一见杜聿明来了，不由分说站起身来，把手中一沓材料啪地往桌子上一摔，大声质问：谁让你这么写的？

接着，不容杜聿明分说，大声责骂了杜聿明一顿，说他数黄道黑。

杜聿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分辩。但显然文强被触怒了，完全进入自己的状态，一直骂个不停，唾沫星子四溅，嘴角冒白沫。

接待管理人员大概以为是他俩的私事，也不出来制止，由着文强高声斥责叫骂。

文强骂完拂袖而去，连追问和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可怜杜聿明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白挨了顿骂。

杜聿明怀着糟糕透顶的心情回到家中，拿起刚出版的第21期《文史资料选辑》仔细看了一遍自己写的文章，那是他自认为写的最好的《淮海战役始末》。

为什么说这篇写的最好呢？

淮海战役杜聿明是以一线指挥官身份写的，把当时国军面临的各种形势都写得很清楚，甚至还暗暗分析了可能取胜的机会。也就是备受后世军事研究者们热议的，关于先转兵双堆集，合力击破中野，再回头解救黄百韬之围。

杜聿明对此战参与程度较深，细节描述很多，还披露了很多关于的蒋介石独家秘闻，比如蒋介石三次反复变更决心，导致战役最终垮台。这些都是难得的一手战史资料，哪出了问题呢？杜聿明百思不得其解。

这顿骂挨的，让杜聿明想起了当时在狱中的一些心酸往事，其实他最初并不想写。

二、陈赓劝杜聿明写回忆材料

杜聿明在陈官庄被俘后，起初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他先是拿手枪自杀，被同屋的国军卫士一把抢走手枪，痛哭劝他不要自寻短见。

被识别出身份后，华野对他实行优待处理，把他单独关在一间小屋里，谁知他又拿起砖头砸头，砸得头破血流。

改造期间，他一度拒绝吃饭，想饿死了事。但管理人员对他照顾得悉心有加，还送他去医院，治好了多年的肾病和几种结核病。

杜聿明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管理所在人格上尊重所有被俘国军将领，这一点赢得了包括杜聿明在内的许多被俘人员的认可，他们逐渐放下了义不食周粟、为蒋介石尽忠到底的想法。

但这也只是感情程度上的转变，要说写回忆材料，很多人还是有点放不开的。

这涉及到对自己的过往的反思、否定。别看战败了、被俘了，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认这是他们个人的过错，认为解放军打仗不讲章法，如果单对单拉出来打，解放军未必能打得过他们。初期的杜聿明、黄维、杨伯涛、陈长捷等人都有类似想法，文强尤其如此。

文强没有直接带兵打过仗，被俘后，管理所要求他写悔过材料，写反思材料，他拒绝写。他认为，国军之败，乃是老蒋不听忠言，用人不公，徐州战败，一大原因就是刘峙这个窝囊废不会打仗，接连错失多个取胜机会。

是什么促使杜聿明开始转变态度，撰写回忆录了呢？

李科长的一番谈话。

那段时间，管理所组织大家撰写自传，把在国民党时干的事情一一写出来。杜聿明写完上交后，突然被叫去找李科长。

杜聿明当时非常担心，是不是淮海战役放毒气弹的事情没写，被人揭发出来了？可是那件事是老蒋亲自决策，空军直接运过来的，跟自己也没有多大关系？

又或者，是不是国军在陈官庄抓住两名解放军侦察员，当时杜聿明让文强把他们都枪毙。但这件事最终没有执行，当时兵荒马乱，文强还没来得及杀，国军就乱了。

等到了李科长办公室，一切才恍然大悟。李科长说，你自传漏掉了一段大事。杜聿明问什么事？李科长说：昆仑关战役。

杜聿明一颗心这才放回肚子里，他故作轻松地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李科长却郑重其事地表示，这决不是小事，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浓墨重彩的一笔。杜聿明作为昆仑关战役的主将，由他来重述这场战役是非常有必要的。

李科长还告诉了他一件事，人民政府已经追认在缅北为国捐躯的原国民党军第五军200师师长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主席向戴安澜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杜聿明感动莫名，中共的历史态度是这样客观，这样超越隔阂。自那之后，杜聿明彻底放开了心扉，写一切回忆材料都不再有什么负担。

这件事在战犯、俘虏们中也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反思，清醒者、理智者都像杜聿明一样开始怀着感恩的心，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过去。大家写的材料也慢慢多了起来。

对杜聿明起更大鼓励和推动作用的是陈赓。

1959年杜聿明被第一批特赦后，周总理亲自出面，让陈赓等人作陪，宴请了第一批特赦人员中的黄埔学生，大家畅叙旧谊，放眼未来，以前虽是同学，但眼下的身份还是有些尴尬。

一边是胜利者，一边却是失败者。用郑庭笈的话说：我们就像一群要饭花子，人家给多少我们便拿多少，谈什么地位？

陈赓看出了杜聿明心里的负担，多次找他聊天，还帮他落实了在北京的住所，安置在弓弦胡同一座小四合院里，让他和黄埔一期老同学宋希濂住在一起。

陈赓鼓励杜聿明说，既然功德林已经畅开了心扉，出来之后更应该拿出点姿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历史的罪过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你固然是蒋介石集团的一员，但你曾经也立过功，有功有过，过不掩功，要快点走出来，为人民作贡献。

谈到贡献，杜聿明就多了些热情，搞清楚中国自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给国民党、蒋介石包括黄埔军校的学生们一个客观准确的历史描述，也是为人民作贡献。他听从陈赓的建议，系统地回顾了自己的军事生涯，从抗日战争中的远征军出国作战始末，到抗战胜利之初军事解决龙云，再到1946年进攻东北始末，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等等。

当时政协组织编写了一个文史资料的系列刊，叫作《文史资料选辑》。杜聿明的文章只要一写出来，就必定是《文史资料选辑》的头条。

杜聿明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文章立场公允，既不刻意抹黑蒋介石，也不过分夸张地描述解放军的胜利，怎么就招文强的骂了呢？

三、文强的玻璃心

杜聿明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想找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领导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思来想去，怕因为这件事再给文强带来什么麻烦，就没有去问。

他决定再找文强一趟，弄个明白，这顿骂不能白挨了。

第二次去功德林，文强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仍持以敌意。

文强气哼哼地说：“光亭兄，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杜聿明有些奇怪：“什么人？”

文强：“文彬，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长。”

杜聿明更奇怪了：“文彬？这是什么人？副参谋长就是你念观老弟（文强字念观）啊。”

文强再次把《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摔在桌子上：“你自己好好看看，我写的一篇《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局面》，编辑部倒是收录了，可是把我的署名改成文彬。我听说，他们也征求了你的意见，你也同意这么办？”

杜聿明这才想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由于文强还没有特赦，是在押人员，文史委员会怕有不好的影响，便把文强改为文彬，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谁知文强竟然这么当回事。

杜聿明哭笑不得地解释了原因，谁知文强一听更生气了，大吼着说：“光亭兄，请你转达我对编辑部的一句话，那这不是资料，这是笑料。有人要给我改名换姓，这都无所谓，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文史，文史，这是历史呀！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子子孙孙的事情。”

杜聿明很尴尬，也不知道劝什么好。

文强这种反应，他是能理解的。

文强进入功德林之后，改造得一直很不顺利。他始终拒绝写认罪材料，认为这一切不是自己的错。虽说他不像黄维一样，故意找茬跟管理所对着干，但他一直采取不合作态度，让交认罪材料都是随便写写，其余时间就是写写诗词，研究一下古文。他的国学功底非常深厚，日常就把时间投入到这上面。

当然，坊间流传他是谁的表弟、是谁的学生、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些说法都无从考据，文强在狱中也没有天天拿这些说事。

久而久之，管理所也不再强制要求他做什么。直到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出狱，文强才真正受到触动。原来中共说话是算话的，杜聿明等人在改造中确实表现得好，并不是那种阿谀奉承、丧失原则的，而是真正客观地面对了国共斗争、面对了中国革命历史。

打那之后，文强虽然仍保持所谓的风骨拒不上交认罪材料，但坚冰一样的心也开始融化了，逐渐参与到撰写回忆材料的行列中，这是他与黄维等坚定的顽抗派的区别。

之所以这次大动肝火，生无名之气，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一腔热情，被编辑部忽视了，连名字都不配公开亮明，那做这一切是否还有意义？

人不怕失败，怕的是不被认可，那一切努力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只能借着杜聿明发泄一下怒气。也只能借着杜聿明这位旧日同僚、好友，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

文强活得确实太拧巴了。

杜聿明理解了他这番苦心，当即把文强的话转告给《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为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用书面的形式给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原则上不采用来自功德林的材料，第二，如果需要采用，须署作者真实姓名，并且征得作者的同意。

文强的署名权最后终于得到保护。后来出版的《淮海战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就署上了文强的真实姓名。

1982年，75岁的文强拿到这本书，看到自己的姓名时，浑浊的双眸中，闪着复杂的光亮，一行老泪不争气地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