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版画和插图书，比油画和教堂壁画产生了更为重要、更为广泛的影响。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17世纪中国山水画明显地受到了西洋插图版画的影响。正如利玛窦所说，“让中国人直观地看到事物，远比单纯的语言有说服力”，生动而丰富的插图，往往比单纯的文字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这些西文图书中的插图，与中国传统视觉方式不甚相同，更能激起深受晚明“尚奇”风潮影响的中国读者的好奇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历经千险万难到达中国的珍贵孤本插图书，只有被转印成能够较大规模复制的中文译本时，才有可能大范围影响当时的下层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人的文化生活。毕竟，带入中国的西文原本不多，传播方式和范围都十分受限；

另外，解说图片的西文往往不能有效引导中国人按照传教士希望的方式“正确”解读图片内涵。鉴于此，在接下来的大半个世纪中，经由中国艺人和工匠的刻印，多个版本的中文插图本《福音故事图像》（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历史背景下被大量印制出来，成为晚明基督教图像出版物尤其是基督教教义插图书的母本，在不同派别的中国信徒、文人学者及社会底层民众中传播。这些中文转译图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视觉建构功能，无论是在受众的人数上，还是在对日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误读中，都是不容忽视的。

图1-《福音故事图像》（1593年安特卫普出版）铜版画插图（左）与《诵念珠规程》（1616-1624年南京出版）木版插图（右）比较。

到17世纪末，仅耶稣会在中国就已有教徒30万人，即便宗教故事图册不像今天的《圣经》一样在教徒中人手一本，至少，在各地区的小型教会中应当都存有一本或几本这样的书籍， 以供祷告、弥撒和默想之用。尤其对耶稣会成员而言，其创始人罗耀拉在类似于会规的指导手册《神操》中特别强调了“默想圣经”的修行方式，其中对圣像和插图的“观看”，是“默想” 得以进行的一个重要途径。

而在下层民众中，通过书中的插图理解教义，也往往比文字更为直观便捷。在这个意义上，经由中国画工的再创造，在西文插图本的基础上，中国出版的基督教插图书以其不同于传统的图像表达方式，参与着明末清初中国视觉现代性的进程，构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无法抹去、却往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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