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能不能再让我赊一天账？明天一准给你钱。＂一大早，那位总说明天给钱的阿姨又站在我的豆腐摊前，手里攥着破旧的搪瓷盆，这已经是第十六天了。
那会儿是1986年的夏天，我刚从生产队辞工。临走时，队长还说我傻，城里人精着呢，咱农村人去了怎么活？
可我还是来了，背着半旧的帆布包，揣着从生产队预支的二十块钱，坐着拖拉机晃晃悠悠来到了县城。
记得那天特别热，蝉在树上吱吱叫个不停，我的后背全是汗，布包都湿透了。
东城根下有间破瓦房，房东老太太姓张，看我老实巴交的样子，房租一个月就收五块钱，还借了口缺了瓷的搪瓷锅给我煮饭。
那时候县城还没啥高楼大厦，街上都是低矮的平房，道路也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每天早上，我都能闻到邻居家烧煤球炉子的味道。
头一个月，我在建筑工地搬水泥，一天能挣三块多。晚上回来，腰酸背痛的，躺在地上的凉席上直抽抽。
手里好不容易攒了一百多块钱，我买了辆补过好几处的木板车，又托人打了个石磨。卖豆腐的主意，是从老家带来的。
每天凌晨三点就得起床，点着煤油灯磨豆子。那时还没通电，黑漆漆的夜里只能听见石磨转动的＂咯吱＂声，还有远处火车站的汽笛声。
磨好的豆子要用纱布包着压豆浆，再把豆浆煮开，掺进石膏水点成豆腐。这活儿看着简单，可要做好真不容易，火候大了豆腐就散，小了又不成形。
一块豆腐能卖两毛钱，赶上集市，能卖出四五十块。要是赶上雨天，常常卖不完，只能自己就着咸菜吃了。
我摆摊的地方在南门菜市场门口，旁边是老李头的油条摊，他手艺好，每天排队的人老多了。
那是八月初的一个大晴天，太阳烤得柏油马路都冒烟。街上卖西瓜的吆喝声一浪高过一浪，阿姨就在这时候来到我的摊位前。
她穿着件打着好几个补丁的蓝布棉袄，头发有些花白，瘦得跟竹竿似的。手里提着个缺了口的搪瓷盆，说要四斤豆腐。
＂小伙子，今天能不能先欠着？家里忘带钱了。＂阿姨低声说，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
那时候我刚满二十，娘老说我心太软。我寻思着不就两块钱吗，点头答应了。
可这一欠，就是半个多月。每天阿姨都来买豆腐，都说明天给钱，可第二天还是那句话。我注意到她的头发越来越白，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
＂老弟，你这不是犯傻吗？这年头，天上掉馅饼的事可不多！＂老李头叼着旱烟袋劝我，＂你看看隔壁水果店的小张，让人赊账，现在连本钱都打了水漂。＂
街坊们都说我太实在，可我就是开不了口。因为我发现，阿姨每次来买豆腐时，手都在发抖，眼眶总是红红的，好像刚哭过。
那天早上，我终于忍不住问她：＂阿姨，您家是不是遇到啥难处了？＂
阿姨愣了一下，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豆大的泪珠砸在地上，溅起小小的尘土。她蹲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原来她儿子李建军得了重病，躺在医院。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祖传的那口大铁锅都典当了，还欠着一屁股债。每天买的豆腐，都是给儿子补身子的。
＂医生说建军得补充营养，可我...我...＂阿姨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爹走得早，就剩我们娘几个了。＂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的娘。临走那天，娘塞给我两个煮熟的鸡蛋，说是路上饿了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偷偷跟邻居换的，自己舍不得吃。
＂阿姨，您带我去看看建军吧。＂我把摊位收了，推着板车跟着阿姨往医院走。
医院在县城西边，走了快一个小时。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直咳嗽，走廊里挤满了病人和家属。
李建军躺在靠窗的床上，脸色蜡黄，身上盖着件满是补丁的旧棉袄。看见阿姨来了，他强撑着要坐起来。
＂妈，又给我买豆腐了？＂他的声音很虚弱，可还是挤出个笑容，＂我都胖了，您看。＂
＂建军，这是卖豆腐的小王。＂阿姨给我们介绍，＂他人可好了。＂
从那天起，我每天给他们送免费的豆腐，还帮着四处借钱。县城虽然不大，可街坊们知道我的为人，七拼八凑帮忙借了不少。
跑前跑后的这些天，我瘦了一大圈。可看着建军的气色一天天好起来，阿姨脸上的笑纹也多了，我心里甜丝丝的。
直到有一天，来摊位的不是阿姨，而是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她穿着件褪了色的碎花布衣裳，却掩不住青春的气息。
＂你就是小王哥吧？我是建军的妹妹小花。＂姑娘声音清脆，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
我心里怦怦直跳，赶紧擦擦手上的豆腐渣：＂你...你来买豆腐啊？＂
＂不是，我来帮你干活。＂小花卷起袖子就要帮忙，＂哥哥说你人特别好，我得来还人情。＂
从那以后，小花常来帮我磨豆子。她干活麻利，说话直爽，还会哼小曲儿，把我的小摊位都变得热闹起来。每天早上听着她清亮的嗓音，连石磨转起来都轻快了许多。
可当我跟家里提起要娶小花时，老爹气得胡子直翘：＂人家欠了你那么多钱，万一是设计好的咋办？你咋这么没脑子呢！＂
我急了：＂爹，您这话说的，人家什么人品我还能不知道？建军都快好了，小花每天天不亮就来帮我干活...＂
＂你懂个屁！＂老爹掏出旱烟袋使劲往地上磕，＂你娘刚给你相中一个，是供销社会计的闺女！＂
那天晚上，小花来敲门，递给我一个布包：＂这是我和妈这些年的积蓄，你收着。要是...要是你觉得为难，就当还你豆腐钱。＂
我打开一看，全是零钱，还有些皱巴巴的票子，一共八十多块钱。有些钱都包了好几层报纸，一看就是攒了很久的。
看着这些钱，我的眼睛湿润了。第二天，我把钱还了回去，又去供销社给小花买了个发卡。看着她戴上发卡开心的样子，我心里比蜜还甜。
1987年春天，我和小花结婚了。婚礼在街道办摆了几桌酒，街坊们都来帮忙。阿姨穿着借来的新衣裳，笑得合不拢嘴。
我爹喝了两杯，尝了阿姨做的红烧肉，脸上的横肉总算消了下去。后来他悄悄跟我说：＂闺女人不错，比那会计闺女强。＂
日子就这样过去，我们生了个胖小子，阿姨心疼我们忙，主动帮着带娃。每次看着他们祖孙俩在院子里玩耍，我就觉得这辈子值了。
1996年，我和小花开了家小豆腐坊，请了两个伙计帮忙。每到过年，我都会多做些豆腐，给街坊们尝尝。
这不，今天又来了个年轻人，支支吾吾说想赊账买豆腐。我看他眼圈发青，就跟当年的阿姨似的。
＂家里是不是有人病了？＂我温和地问。
年轻人愣了一下，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
我给他多装了半斤：＂拿去吧，明天再说。＂
人这辈子啊，就像做豆腐，看着软，可得有硬心肠。只是有些账，算不清才是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