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面，毛主席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轻声叹息：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抽泣道：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沈阳于11月2日解放了。

由于沈阳的局势比较稳定，从苏联回国后的贺子珍，就一直在哈尔滨总工会工作。

1949年初，贺子珍带着毛岸青、娇娇从哈尔滨搬迁到了沈阳。

贺子珍来沈阳不久，她的同胞妹妹贺怡也来到东北疗养。分别了十几年之久的姐妹俩终于重逢了。

随后的日子里，姐妹俩互诉衷肠，讲起了离别后的种种遭遇。

贺子珍跟随部队到了延安后，发现涌入革命圣地的女青年太多了。这让她的心起了一个结。

此外，还有来延安采访的外国女记者。

女记者无拘无束，喜欢说说笑笑，原本氛围很好，但贺子珍不仅打断了采访，还与女记者起了冲突。

毛主席批评了贺子珍，两人争吵了起来。

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到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毛主席拦了数次，写了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回贺子珍。

但贺子珍不回，还让警卫员捎回了一张白手绢，上面写有诀别诗。

后来，据毛主席的战友曾志回忆说：

“这封诀别信，毛主席至今仍保留在自己的铁皮箱里。”

贺子珍到了苏联以后，碰上了苏德战争。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贺子珍说她过的日子比长征还苦。

那时候，贺子珍除了顾自己外，还要养活李敏、毛岸英、毛岸青三个孩子。

这样一来，她不得不打零工，连周末都没得休息。即便如此，家里有时候还没吃的，没有柴烧，冬天屋里都会结冰。

这种艰苦的日子，一直到1947年8月才结束。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毛岸青回到了中国东北。

贺怡了解了姐姐的遭遇后，心疼不已。相比之下，贺怡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

贺子珍去苏联几个月后，贺怡于1938年4月奉调到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任部长。

贺怡在广东工作，经常到小城市、乡村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

1940年6月的一天，贺怡在韶关活动时，被国民党的特务盯上了。

贺怡急中生智，不慌不忙地走到了一个菜市场，突然拔腿一跑，这样一来，躲在暗处的特务就追过来了。

贺怡大喊“抓流氓啦，抓流氓啦”，想借助群众的力量脱身。

但对方领头人直接朝天开了一枪，此时，原本打算相助的群众，也只好退到了一边。

贺怡虽然被捕了，但她还是觉得够幸运，因为自己身上没有带党的秘密文件。

只要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那么问题就不大。

但是，特务头子直接叫出了她的名字，还让她交待省委的活动情况。

贺怡明白了，革命队伍出现了叛徒。

已知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贺怡便开门见山地表示，你们休想从我的嘴里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敌人对贺怡施以酷刑，逼她供出有用的情报。

为了保持革命气节，贺怡决定牺牲自己，趁敌人不备将藏在内衣里的一枚金戒指吞进了肚里。

奇迹出现了！贺怡没有死。

1940年秋，中共中央得知贺怡等一批广东省委的同志被捕，十分震惊。

于是，一面开始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一面指示南方局迅速组建新省委，并对被捕的同志实施营救。

时任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给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写信，让其放人。

贺怡出狱后，通过周恩来的安排，去了延安治病。

临走之前，周恩来告诉她：

“你母亲已由党组织安排从赣南去了延安，正好你们母女相聚。”

没多久，贺母就过世了，是毛主席将其好生安葬。

1943年，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延安，将贺母的坟墓给挖了。延安重新收复之后，毛主席拿出10块银元，请老乡帮忙把将贺母重新埋葬，并树立了一块石碑。

贺怡还告诉贺子珍，当时她做手术时，还是毛主席给她签的字。

贺子珍听了贺怡讲述的这几件事后，心情既伤心又激动，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她很坚定地说：“我要给主席写信。”

贺子珍在信中，讲述了在苏联，以及初回中国的情况。在信的最后，她写道：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身铭记于心。”

12岁的娇娇用俄文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没有给贺子珍回信，只是给娇娇拍了一个电报。

1949年3月，党中央机关迁到了北平的香山，毛主席住在双清别墅。

大约过了一个月，毛主席派了一个警卫员来到沈阳，找到贺子珍说，想把娇娇和岸青接到身边，让他们在北平读书。

贺子珍答应了。

娇娇见到了爸爸，贺怡趁机同毛主席谈了姐姐的事，希望两人能恢复夫妻关系。对此，毛主席明确拒绝了。

此后，贺怡回到沈阳。她看到贺子珍没了娇娇的陪伴，原有的神经衰弱症，让她彻夜难眠。

贺怡理解姐姐的心情，于是，贺怡再次回到北平。这时，毛主席已住进中南海。

毛主席没有约见贺怡，贺怡只好写信，但毛主席没有复信。

贺怡走后不久，贺子珍再次给毛主席写了第二封信。毛主席仍然没直接给贺子珍回信，但贺子珍很快收到了娇娇用中文写的信。

从此以后，娇娇给妈妈的信写得很勤。

贺子珍每次收到女儿的信后，都要反复地翻看，这样自己那颗悬着的心才能安定下来。

贺子珍那时候，曾与一位老战友讲过，她有两个心愿，其中一个就是，希望见一见毛主席，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是毛主席与贺子珍分别22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贺子珍晚年的身体一直不好。1954年9月，贺子珍在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开会讲话的声音，突然发病，被送去了上海华东医院救治。

毛主席得知后，心情很难受。他多次给贺子珍写信，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毛主席在弥留之际，曾向女儿李敏做了一个手势。李敏不解其意，在好友的解读下，猜想可能是“桂圆”。那是贺子珍的小名。

贺子珍在得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悲伤痛苦，整天不吃饭，心情很差。主席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吊唁。

1979年9月8日，贺子珍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献上了落款写着“战友贺子珍”的花圈。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病逝，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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