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广义上还包括越南，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6亿，几千年来，中国都是绝对的中心，在东亚话语体系下，以“中”命名。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大体上可认为是东亚的政治中心，从元朝定都大都开始（1267年），几乎没有丢失中国首都的地位，已超过700年，如果视角放在整个东亚，那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其实已超过了1000年。
北京在东亚的位置
这个观点自然会被挑战，有人认为，一千多年前的两宋（开封、临安）更能代表中国，20世纪的东京似乎更能地表亚洲，甚至从纯粹地理位置而言，朝鲜半岛更像是”中心“…
为什么说，1000年前的北京已开始成为了东北亚中心？
谈地区中心，就不能跳出地区的地缘和历史，而东亚的历史是围绕中国展开的。
在唐之前，中国/中原王朝的国防压力大体在西北方向：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农耕力量，与阴山-贺兰山-六盘山-陇山一线出没的游牧力量，围绕着黄河中上游（含支流）的谷地反复争夺。
洮河、湟水、泾河、汾河上游游牧，下游农耕是常态…中原强势则西出河西走廊直抵西域，北上河套翻越阴山，控制云中（大同）地区…
地处中央的渭河平原成为攻防中轴，长安即是政治中心，也是国防前沿。皇帝坐镇关中，即直接调度前线兵马，又防犯边将割据……嬴政、刘彻、李世民皆是如此。
唐朝跨时代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100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在帝国初期尚能靠帝国东部的农耕资源维持稳定，然而当内部矛盾无法调和时，秩序就开始崩塌了…
唐朝疆域与周边，地处渭河平原的长安
围绕着关中地区形成的军事贵族和地方豪族，即在支撑帝国的统治，也在分化皇帝的权力，皇帝开始向东部寻求支援，科举制应运而生，华北地区开始在政治上崛起，成为皇帝对抗军事贵族（关陇集团）的筹码……，直至安史之乱爆发。
一场来自华北力量对关中力量的挑战…，大唐从多元帝国，开始收缩为内敛的农耕王国，东亚的地缘齿轮开始转动。
五代和两宋，东亚大规模政经分离，经济和人口重心移至长江流域，政治中心开始沿着秦岭-太行山-燕山一线移动，即长安-洛阳-开封，直至北京崛起。
契丹人与汉人在11世纪在东亚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南北朝“格局，北宋丢失燕云地区（即燕山和阴山之间，北京到大同一线），无法北上，但有雄厚的农耕资源可支撑持久战，双方最后通过盟约维系平衡。
抛开中原视角，东亚有了一种新的秩序，南方提供财税资源，用财政解决军事问题，北方给与安全承诺，用军事解决财政问题，这种政经分离下的秩序在两国间持续了百年之久…
宋/中原的外部威胁减少，内部不需要强大的动员与控制机制，社会活力被激活，文化和市场自由度大大增强，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海上贸易开始繁荣，广州、泉州等港口开始崛起…一种吊诡的认知危机来了，燕云十六州和岁币即是宋人心头之恨，而这又给了宋朝难得的”和平“和发展空间。
在这个大背景下，跳出中原视角，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开始崛起了，当时北京被称为”南京“，是为辽国的南京析津府（938年）。宋的岁币、物品在北京集散，商旅往来，从朝鲜半岛到中亚，从蒙古高原到江南水乡，北京作为一种新的秩序统领者在新的1000年开始了…
辽宋对峙下北京的位置量必须承接这样的秩序逻辑：中亚/西域不可逆的伊斯兰化了，尚没有能力侵扰中原；东北亚的游牧/渔猎力量不可逆的崛起了，中原的威胁来自东北方向；东亚的经济中心转移至长江流域同样不可逆了；从唐末开始…新的政权和政治中心，必须在这样的诸多”不可逆“下构建秩序。
之后1000年，金、元、明、清…，乃至新中国，均选择了北京，其东亚中心地位，被夯实的稳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