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从部队退伍了。作为我这样的农村孩子，三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其实就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继续回我的老家种地去。
可命运之神青睐了我，我这人虽然读书的时候成绩不是很突出，但有一个特长就是体育不错，尤其是篮球打得很精彩。实话实说，如果不是篮球打得好，我很大概率是去不了县一中读高中的。
高中阶段也成了学校篮球队的队长，入伍后也更加有了展示的平台，成了团部篮球队的主力。身体素质好，再加上又是那时候不多见的高中生，后来在演习中立了个集体三等功。
我原本是不够条件安排工作的，可那一年我们全区（县下面的区）就我一个退伍的，刚好我们乡中学缺一个体育老师，政府就破例安排我进了学校。但也提了一个条件，先试用一年，如果能够胜任，第二年就给我转正，如果干不了那就只好另外再安排了。
高中生当老师，在那年代也不算罕见，但当中学老师的还真不多，幸好我也只是教体育的，很快就和学生打成了一片，在孩子们眼里还很有点分量。
我们乡中学当时大概有二十来个老师，基本都是三四十岁的“老人”。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年轻女老师，去年刚刚中师毕业分配来的，成了学校的英语老师。
可当时的农村孩子的英语水平相当差，心里应该也不重视英语这门课。英语老师又是个年轻女孩，在孩子们眼里就成了可以欺负的对象。具体情况就不说了，反正经常能看到英语老师泪眼婆娑地从教室出来。
后来我也知道了她的情况，便利用我在孩子们中的“威信”，只要是英语课和我自己的体育课不冲突时，我也搬个小凳子坐在最后面去听课，对孩子们说自己英语不好，来和你们一起学习。
由我的这番话，既引起了孩子们对英语的兴趣，也有一部分“迫于”我的威力，课堂秩序很快就得到好转。
学生就是那样，只要对一门功课了解了，他们就会主动地产生兴趣，慢慢地，即使我不去听课了，英语课的次序也坏不了。
英语老师也知道这是我的功劳，便经常和我聊聊天交流经验，再加上整个学校也就我们两个年轻人，一来二去就相当熟悉了。
英语老师叫闫芳，这个名字很特别，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当地几乎没有这个姓的人家，可也不好意思问她家里的情况，只知道她家在县城那边。
都是20出头的年龄，还都是同事不说，更主要是在学校里，只有我俩才算同龄人，很快，我和闫芳就有点形影不离了。其他老师经常也会开我们的玩笑，说你们明摆着的就是一对，何不就在一起了呢？
我心里是挺惶恐的，因为虽然都是老师，但我还是临时的呢，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中师毕业，和我这半桶水实在相差太远。
但闫芳反倒显得落落大方，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肯定，但对同事们的这些玩笑从来没有表现过反感情绪。
很快就是中秋节，因为学校的老师都是本地人，中秋节下午学生都放假回家，老师们也各回各家找亲戚去了。
我几乎是最后一个出来的，那时候学校连大门也没有，就是一条一米多宽的下坡土路对着学校操场。我家离学校也有两公里的样子，中间还有一座木桥，只是因为前段时间下雨河里涨水给冲垮了，过河的话就得涉水。
因为这两个多月来我已经当了老师的缘故，父母几乎不怎么管我了，就连我回家都能享受客人的待遇，几个兄弟都在干农活，我想要帮手也被他们拦住。
在家吃了晚饭，兄弟们都自顾自出去找他们的小伙伴了，只有我和父母坐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就有点心神不宁了。
看着月色也挺好的，反正明天早上学生要出操，我就决定晚上回学校去。母亲还给我装了点没吃完的剩菜，叮嘱了几句就走了。
远远就看着学校漆黑一片，我心里有点奇怪，按道理闫芳应该在她的办公室啊，多少也得有盏灯亮着吧。
因为老师的办公室同时也是卧室，也都分布在各个教室的中间，向着操场的一面是个大窗户，灯光完全能透过来。
我噔噔噔地上了楼，把手里的剩菜放在自己放门口，直接就到了闫芳的房门口，老远就喊着她的名字，因为是晚上嘛，男女之间总得避点嫌。
屋里没有人回答，我在门上敲了几下，又喊了几声名字，这才听到屋里一个低沉的声音回答：你进来吧。
我轻轻一推门就开了，顺手就在门边拉到了开关的绳子，拉了一下，白炽灯亮起。马上就看到闫芳坐在地上伏在床沿上，一只手按着肚子，见我开了灯进来，费力地抬起头望着我，脸上一片苍白却又满头大汗。
我吓了很大一跳，赶紧问她怎么了？闫芳说自己肚子很疼，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却又很烫很烫，心里就起了个咯噔：难道是阑尾炎？
在部队曾经有个战友也是这样的症状，这可耽搁不起，我推了推闫芳说：我送你去医院吧，这可不能耽搁。
可闫芳虽然点了点头，但怎么去医院呢？
学校离乡医院大概有三公里的样子，离区医院却有七八公里。虽然就是学校坡下那条砂石公路连通着，可这大晚上的哪里有什么车？
如果闫芳能坐自行车也好办，我大可以骑着自行车把她送去医院。可现在她连坐都坐不稳，怎么办呢？
虽然非常焦急，但我还是没有慌乱，直接衡量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直接去区医院，因为假如真的是阑尾炎，乡医院也做不了手术。
我弯下腰把闫芳扶起来坐在床沿上，自己蹲在她前面，让她伏在我后背上。她开始还有点扭扭捏捏不好意思的神情，也被我直接拉着手背了上来，也顾不上关房门了，一路就向医院跑去。
走公路有五六公里路太远，我还是选择了小路，至少要近两三公里的样子，就是路窄一点，反正是步行，也是我们小时候去上街的必经之路，眯着眼睛都知道哪里有个坑的那种。
就那样，我背着闫芳一路小跑朝医院跑去。一开始倒还轻松，手也尽量不去碰她的身体。闫芳虽然烧得有点迷糊，但也勉强维持着一点“距离”，双手只是撑着我的肩膀。
但走到一半左右就要翻过一个小山坡，如果是我一个人肯定没什么困难，如今背着闫芳跑了这么远，身上早就冒汗了不说，出气也急促了。
体力开始有点撑不下去了，这时候就顾不了那么多“礼节”，身后的两只手直接就托着她的屁股，闫芳的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抱上了我的脖子，还有点越抱越紧的感觉。
等到下了破，远远已经能看到镇区的灯光，心里一放松，不由自主就说了句轻松点的话：大小姐，你的手该松一松了，要不我都要被你勒死了。
闫芳竟然噗嗤笑了一声，我脖子上的手似乎松了松，却马上又抱得更紧了。
更难受的是，她还把嘴凑到我耳朵旁，用只有我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就是要勒死你，看你的手都放在哪里？
我一怔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托着人家女孩子的屁股呢，这个是禁区啊。手一松，可背上的闫芳就只往下滑，只好赶紧又托上去。
就这么一折腾，我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就把她送到了医院。果然不出我所料，真的是急性阑尾炎，幸好连夜送来，当即就做了手术，算是有惊无险。
手术倒是很快，大概凌晨两点不到，闫芳就被送回了病房，脸上也有点红色了。等医生都走了，她便让我去帮她打个电话。就是打给区医院所在的镇政府，你就说找闫书记就行了。
那时候的电话都是要总机转接的，接通后那头听说找闫书记，很快就去叫人，随后是一个男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闫芳生病住在区医院，她让我打电话告诉你。
对方没有说多话，让我不要急，他马上就到。不到二十分钟，一台212吉普车开进了医院，上面跳下来一个中年男人，直接就跑到了住院部，也很快到了闫芳的病房。
中年男子嘴里喊着小芳，你怎么了，然后就坐在床沿上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起来。谁都能看得出来，她就是闫芳的父亲。我这也才明白，闫芳竟然是书记的女儿。
闫书记得知是我送她女儿来医院的，说了很多感谢地话，还催我先回学校去。一来也是要休息，主要还是明天一早要向校长汇报才行啊。
闫芳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我几乎每天一放学就去医院看她。有时候她父亲也会在，我就随便坐一阵走了；有时候只有她一个人，我就陪着她说说话，后面两天还能陪她在院子里走一走了。
我们的感情也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升温，到她出院的那天，已经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了。
只是每当他父亲在的时候，闫芳却表现得很谨慎，丝毫不敢和我露出一点亲热的神情，我心里隐隐有了点担忧。
闫芳出院后，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每天都是备课、上课，反正都是和学生们在一起。
唯一的不同就是等学校响了熄灯铃，我们俩就会出来走一走，一般都是在河边的草地里坐坐说说。因为是下半年的缘故，天气也比较冷，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
我们谈恋爱的事，同事们很快就知道了，大家都很看好我们，说我们也算是郎才女貌的匹配。只有校长偷偷把我叫去办公室聊了一阵，虽然说的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但但我还是隐隐感觉到校长似乎知道点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事。
随后就是放寒假，闫芳还去了我家一次，受到我家人的热烈欢迎。等她走后，邻居们都说，你看你家关伢子就是命好，这才参加工作半年呢，就找到对象了。
寒假结束我们又回到学校，彼此分开二十多天了，小别胜新婚吧，即使是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的眼神都没有离开对方。好不容易等到有了空余时间，这才腻在一起互诉衷肠。
看得出来，闫芳心里很想念我的，只是告诉了我一个不知好坏的消息：年初，他父亲就调到这里来当书记了。
我其实并不在意她父亲怎么样，我一直认为，爱情和婚姻就是我们自己两个人的事，和父母有什么关系呢？但后来的发展却让我措手不及。
正月底的时候，政府领导来学校考察。那时候的考察真的是轻车简从，新来的闫书记自己提着包一个人来了学校，和校长教务主任聊了一阵就算完了。临走前，闫书记让校长把我叫过去，说是要单独和我说说。
闫书记开门见山地说了我和闫芳谈恋爱的事，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不同意，希望我立即和闫芳分手。
最后还若隐若现地点了我一句，你的试用期马上就要到了，总得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吧。
闫书记走后，我心里很有点恼火。闫芳应该也知道她父亲找我的消息，一直在我房间里等我，见我脸色一片阴沉，拉着我的手第一句就是问：我父亲削你了么？
我点了点头，最后抱着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心里对她说：小芳，我们分手吧，免得你和你父亲之间不愉快。
闫芳没有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眼泪又噗噗地往下掉。我也不忍心继续说惹她伤心的话，只好拉着她坐下，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可以说是对坐垂泪了。
闫芳走后，我心里一直起伏不平，在爱情和工作面前，我到底该如何选？如果选择和闫芳在一起，姑且不说能不能挣脱他父亲的牵制，我转正的事肯定就黄了。
可如果我选择委曲求全，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离开闫芳，那今后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
连续思考了好多个晚上，我心里一直都没有具体的结果。只是这几天来，我和闫芳在一起的时间明显变少了，有时候她来约我我也借故不去。
眼见得就是期中考试临近，学生们都在紧张地准备考试，校长也多次和我谈话，说的都是即将转正的事。
那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广东的来信，收信地址还是我老家的村里，只是邮递员知道我在学校当老师，直接就送到了学校。
拆开信一看，竟然是在部队时玩得最好的一个战友写来的，他叫阿东，宝安县的人，我们曾是团部篮球队的正副队长。
阿东说自己退伍回到家就开了个工厂，如今一片红火，就是忙不过来，希望我能尽快去帮他，还细心地留了详细地址和电话。
看完阿东的信，我第一时间就有了个决定：不干这个仰人鼻息的事了，去广东和阿东干。
虽然做出了决定，但总还是放不下闫芳。当天晚自习结束后，我便主动邀请她一起出去散步，然后就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她。
得知我不当老师了，闫芳显得很震惊，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等我说出她父亲曾经提醒我，不分手就难以转正的事之后，她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我眼里，一直偏于文弱的闫芳没有说多话，只是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你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
我把自己不需要转正的事汇报给了校长，校长、同事们没有一个不震惊的。
毕竟在那个年代，转正后就是正式的老师，那可是铁饭碗啊，虽然工资未必有多高，但好在旱涝保收还不用晒太阳吧。
我的书面报告递交上去，校长才相信我不是说着玩的，只好一天无数次地做我的思想工作。毕竟，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这一年来在学校还是做出了点成绩来的。
但我去意已决，校长的挽留最后还是白费，一个多月之后，我就把自己第二天出发的消息告诉了闫芳。
当时也只是抱着一种“总结”的心理吧，每一段感情都应该是完整的，不可以不辞而别让时间去结束一切。
天还没亮，我就在镇汽车站搭上了去市里的汽车。经过我们学校时，班车被拦下，闫芳提着一个纤维袋子上了车，径直坐到了我的身旁。
那一刹那，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所有的一切都在不言中，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一直到市里也没有放开过。
上了火车闫芳才告诉我，她给学校留了辞职信，也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告诉他自己和小关在一起，让他不要担心自己。
我和闫芳辗转到了宝安，也顺利地找到了阿东。他家离县城还有十几公里，但眼前看到的场景让我收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姑且不说老家那个偏僻破烂的小山窝，就是当年部队的团部驻地也没有这么热闹的场景啊。
阿东的家在宝安的西乡，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厂，就是做什么篮球、乒乓球拍之类的东西，据说还正在采购机器扩产，到时候要生产运动鞋和运动服呢。
阿东见到我来自然是非常高兴，一上来就是一个热烈的拥抱。
一年前退伍时，我们总以为这一辈子都会见不上了，想不到短短一年之后，我们竟然能在他的家乡重逢，那种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只是很快就见到我身后显得有点怯怯的闫芳，阿东才恍然大悟，还以为我一年不见就已经结婚了。在我的解释下，阿东才知道，闫芳是主动丢下工作跟着我跑来的，更是竖起大拇指连声叫了好几声嫂子。
就那样，我和闫芳放下了铁饭碗，在84年就来到了深圳，成了第一代来南漂“淘金”的年轻人。当时谁也想不到，我们的这个决定，竟然彻底改变了我俩的人生。
在下一篇里，再继续向大家介绍我和闫芳在深圳奋斗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