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19日，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从上海传来。贺子珍同志，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女性，在上海华东医院安详离世。她的离去，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家人们守候在床前，泪水模糊了每个人的双眼。而此时，一个特殊的电话打到了北京，是孔从洲打来的。电话那头，他的声音略显哽咽，却格外坚定。他向中央提出了两个请求，这两个请求与贺子珍生前最后的心愿密切相关。让人意外的是，中央很快就做出了批示：同意。这两个请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得到中央如此迅速的回应？这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
一、贺子珍在上海的最后时光（1983-1984）
1983年初春，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她居住在上海湖南路262号的房子里，这是当年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时为她安排的住处。每天清晨，她都会坚持在院子里散步，虽然脚步已经不如从前矫健。
这座房子里，老人的生活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上海市委派专人负责照料她的起居，还特意安排了一位老中医定期上门诊治。这位老中医姓张，是上海市中医院的主任医师，每周都会来为贺子珍把脉开方。
1983年夏天，贺子珍的身体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她开始出现间歇性的发烧症状，医生建议她住院观察。但贺子珍坚持要在家中调养，她说：＂医院里都是病人，我这把年纪了，还是在家里舒服。＂
为了照顾母亲，李敏经常从北京赶到上海。有时候一住就是半个月，陪母亲说话，给母亲读报纸。贺子珍最爱听的是关于农村改革的新闻，每当听到农民生活改善的消息，她总是露出欣慰的笑容。
1983年深秋，一场重感冒让贺子珍不得不住进了华东医院。医院特意为她安排了一间安静的病房，配备了24小时的护理人员。这时候，她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虚弱，但她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乐观。
到了年底，上海的天气异常寒冷。贺子珍的病房里安装了暖气，但她总是觉得冷。医生诊断她患上了严重的肺部感染，需要住院治疗。这一次，她没有再坚持回家，而是顺从地留在了医院。
1984年初，上海迎来了连续的阴雨天气。贺子珍的病情时好时坏，但她从不向医护人员抱怨。每当护士给她量体温、测血压时，她总是说：＂让你们费心了。＂
住院期间，她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每天都要让人给她念报纸，特别是关于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闻。有一次，当听到深圳特区发展的消息时，她高兴地说：＂改革开放好啊，我们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月底，她的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医院立即组织专家会诊，采取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家人们轮流守在病房里，李敏甚至把工作暂时交接给别人，专心照顾母亲。
4月初的上海，春意渐浓。但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气氛却愈发凝重。贺子珍的呼吸越来越困难，需要靠输氧来维持。医生告诉家人，要做最坏的准备了。
二、生命的最后时刻（1984年4月）
1984年4月15日凌晨，华东医院的值班护士发现贺子珍的血压突然下降。急诊室的医生立即赶到病房，为她进行了紧急治疗。这一天，医院召开了特别会诊，上海多家医院的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商讨治疗方案。
4月16日，李敏接到医院的电话后，立即从北京搭乘最早的航班赶往上海。与此同时，贺敏学和其他亲属也陆续抵达医院。医院特意在贺子珍的病房外增设了一间休息室，方便家属轮流照看。
4月17日上午，贺子珍的呼吸变得更加困难。医生不得不为她更换了更大流量的氧气，并加强了药物治疗。这一天，上海市委派专人来到医院，表达组织的关怀。他们带来了新鲜的水果和营养品，但贺子珍已经无法进食。
随着病情的恶化，华东医院启动了特别医疗预案。医院调配了最优秀的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并在重症监护室预留了床位。主治医生每隔两小时就要查房一次，详细记录各项生命体征的变化。
4月18日下午，贺子珍出现了短暂的清醒。她用微弱的声音叮嘱了李敏几句话，这些话后来被李敏仔细记录下来。医护人员表示，这种情况在临终病人中并不罕见，往往被称为＂回光返照＂。
当天晚上，上海市卫生局派来了呼吸科专家，试图采用新的治疗方法。然而，贺子珍的各项指标持续下降。医生不得不向家属说明了病情的严重性，建议家人做好准备。
4月19日凌晨三点，监护仪器突然发出警报声。值班医生和护士立即展开抢救，但这次抢救的过程比以往更加艰难。清晨五点，贺子珍的心跳开始出现严重的异常。
上午七点，主治医生刚刚交班，护士又一次发现贺子珍的血氧饱和度急剧下降。紧急抢救小组再次展开行动，但这一次，各种抢救措施都未能起到效果。
上午八点十五分，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主治医生最后一次检查了贺子珍的生命体征，轻轻地摇了摇头。李敏扑在母亲的床前，护士们悄悄地关掉了仪器的电源。
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市委。市委立即成立了治丧工作小组，并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与此同时，医院的太平间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切按照规格最高的标准进行。
当天下午，贺子珍的遗体被转移到医院太平间。院方安排专人守护，并严格控制探望人员。李敏和其他家属在医院的安排下，开始准备后事。这时，一个重要的电话打到了北京，这个电话将决定贺子珍同志的最后归宿。
三、孔从洲的两个请求
贺子珍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孔从洲立即着手处理相关事宜。作为李敏的丈夫，他深知这个特殊时刻的重要性。当天下午，他直接向中央办公厅提出了两个请求。
第一个请求是关于安葬地点的。孔从洲建议将贺子珍安葬在上海革命公墓。这个选择并非偶然。上海革命公墓位于上海市龙华区，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性陵园之一。当时已有多位革命先烈和重要历史人物长眠于此。选择这里，既能体现对贺子珍同志的尊重，也符合她生前的愿望。
第二个请求则是关于追悼会的规格。孔从洲提议举行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并恳请中央领导出席。这个请求背后有着深远的考虑。贺子珍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她的追悼会理应得到相应的规格。
这两个请求提出后，上海市委迅速行动起来。市委专门成立了筹备小组，负责前期准备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市委办公厅、民政局、公安局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需要协调场地、安保、接待等各项事务。
上海革命公墓管理处接到通知后，立即开始准备墓地事宜。他们选择了公墓中一处位置适中、环境幽静的地方，并派专人进行实地勘察和规划。同时，上海市园林部门也参与其中，负责周边环境的整理和美化工作。
追悼会的筹备工作同样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市委礼宾部门拟定了详细的会场布置方案，包括灵堂的设置、花圈的摆放等细节。他们还特别考虑到可能到场的中央领导的座次安排。
为确保安全，上海市公安局制定了周密的警卫方案。他们不仅要保证追悼会现场的安全，还要负责参加追悼会的重要人员的安全保卫工作。交警支队则负责设计交通管制方案，确保当天道路畅通。
与此同时，家属们也在积极准备。李敏和其他亲属开始整理贺子珍的遗物，挑选适合在追悼会上展示的照片和文物。这些物品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贺子珍的一生。
上海市档案局的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他们协助整理贺子珍的相关历史资料。这些资料不仅用于追悼会，还将永久保存在档案馆中。
在这期间，许多与贺子珍有过交往的老同志纷纷表示要参加追悼会。上海市委接待部门开始统计参会人员名单，并安排相应的接待工作。一些年事已高的老同志，组织还特意安排了专车接送。
孔从洲在北京密切关注着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他多次与上海方面进行沟通，确保每个细节都符合要求。同时，他也在等待中央对这两个请求的最终批复。这个批复将决定追悼会的规格和贺子珍最后的安息之所。
四、中央的迅速批示
1984年4月19日晚，中央办公厅收到了来自上海的紧急报告，连同孔从洲提出的两个请求。当晚，这份报告就被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案头。考虑到事情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中央领导立即召开了碰头会议。
4月20日上午，中央办公厅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相关事宜。与会人员包括办公厅主要负责人、中组部、统战部等相关部门的代表。会议首先听取了关于贺子珍逝世的详细汇报，然后针对孔从洲提出的两个请求进行了认真讨论。
当天下午，中央领导作出明确批示：同意孔从洲提出的两个请求。这个批示通过中央办公厅紧急电告上海市委。批示中特别强调，要认真做好贺子珍同志的治丧工作，体现党和国家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尊重。
中央的批示一经下达，立即在各个层面展开行动。中央办公厅专门派出工作组赶赴上海，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工作组成员包括礼宾、警卫、新闻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他们携带了详细的工作方案。
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也派出代表，参与追悼会的筹备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确保追悼会的组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组织部还特别安排人员，负责联系和通知相关的老同志。
中央警卫局接到通知后，立即派出精干力量前往上海，配合当地公安部门做好安保工作。他们要确保参加追悼会的中央领导的安全，同时也要保证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接到了相关通知。他们分别派出记者赶赴上海，负责追悼会的新闻报道工作。报道组特别注意收集整理贺子珍同志的革命事迹材料，为后续报道做准备。
4月21日，中央统战部派出工作人员，协助整理贺子珍同志生前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交往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将用于追悼会上的悼词和新闻报道。
民政部也迅速行动起来，派出专家组赴上海，就安葬事宜提供专业意见。专家组对上海革命公墓进行实地考察，提出了具体的安葬方案。
4月22日，中央办公厅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相关部门全力配合上海市委做好各项工作。通知中特别强调要注意工作的严肃性和庄重性，确保每个环节都不出差错。
这份批示的迅速下达，体现了中央对贺子珍同志的特殊关怀。从接到请求到作出批示，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24小时，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批示的内容简明扼要，但充分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和对家属的关心。
中央的批示不仅解决了安葬地点和追悼会规格的问题，更为后续工作指明了方向。各个部门都能够按照统一的要求开展工作，确保了整个治丧活动的顺利进行。这个批示也成为了指导类似工作的重要参考。
五、追悼会现场
1984年4月25日上午九时，上海革命公墓大礼堂庄严肃穆。礼堂正中悬挂着贺子珍同志的遗像，遗像两侧是庄重的黑色挽幛。数十个花圈整齐地摆放在灵堂四周，其中既有中央领导和各部委送来的，也有上海市各界群众敬献的。
追悼会开始前一小时，参加追悼会的人员陆续到达。首先抵达的是上海市的党政领导，他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在前排就座。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同志们也相继到场。这些老同志中，有些是专程从北京、延安等地赶来的。
八时四十五分，中央派来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同志抵达会场。他们首先在灵堂前驻足默哀，向贺子珍同志致以最后的敬意。在他们身后，是贺子珍的家属们。李敏和孔从洲站在最前面，他们身边是贺子珍的其他亲属。
九时整，追悼会正式开始。会场内响起庄严的哀乐。主持人宣读了中央领导的唁电。唁电高度评价了贺子珍同志在革命时期的贡献，对她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随后，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宣读了贺子珍同志的生平。从她早年参加革命，到在延安时期的工作，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活，都做了详细的回顾。在场的许多老同志听到这些往事，不禁频频点头。
一位与贺子珍共事过的老同志代表大家发言。他回忆了在延安时期与贺子珍共事的点点滴滴，特别提到了她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同志的关心帮助。这些真实的回忆，让贺子珍的形象在众人面前愈发鲜活。
十时整，追悼会进入送别阶段。与会人员依次上前献花，向贺子珍同志作最后的告别。中央领导同志带头走向灵前，轻轻地将白花放在花篮中。随后是上海市领导、各界代表和其他参会人员。
整个送别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期间，礼堂内始终保持着庄重的气氛。工作人员细心地协助年事已高的老同志完成送别仪式。有几位老同志在献完花后，仍久久伫立在灵堂前，似乎在回忆往昔的岁月。
十一时，追悼会进入最后阶段。按照安排，贺子珍的遗体将安葬在上海革命公墓的特定位置。护灵队伍缓缓向墓地移动，沿途有警卫人员维持秩序。天空飘起了细雨，给这个送别时刻增添了几分凄清。
安葬仪式简单而庄重。在家属的陪同下，贺子珍的遗体被安放入土。墓碑上镌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碑文简洁而有力。随后，工作人员将提前准备好的鲜花摆放在墓前，现场的人们依次上前鞠躬。
临近中午，追悼会的所有仪式全部结束。参会人员陆续离开，只留下几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最后的整理。这时的上海革命公墓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细雨依然在纷纷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