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阅读方便，内容有所改动）我叫王均余，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 

他们告诉我，兵团现在需要很多人，只要去了就能当职工，按月领工资。我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吃饱饭，于是我问他们兵团能不能吃饱饭。

他们笑了笑，说：“当然能吃饱，一天三顿不重样。”

我一听，立刻就答应了：“我去，我不怕干活，就怕吃不饱。”就为了能吃饱肚子，我和一同招的100多人来到了五〇农场（现在的第四师66团）。

一下车，我就看到10多人住一间大地窝子，当晚就有20多人开小差了。我没有走，因为第一顿饭吃得还凑合。

后来我讲述“吃饭的事儿”，多次用到“凑合”这个词，别人问我这“凑合”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们：“就是半饱。”

因为有饭吃，因为可以吃得“凑合”，我没有按连里规定休息五天再上班，第二天就上班了。

人们都说山东大汉个大力不亏，可我是小个子，但我的力气却大得像牛一样。

连队发的坎土曼我嫌小，就自己打了把 3.5公斤的；镰刀也是特制的“大号”。连里四个人装一车肥料，我一个人就能装一车；清渠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完成一个班的工作量——50米。

有一次，连长派两个班用两天时间去烧准备开发的7000亩苇子地，我在一旁听到后笑了，说用不着派两个班，我一个人就行。

连长说我吹牛，我说我要是一天烧完了，你奖励我什么？连长想了想，一口答应我吃“光荣饭”。

第二天，我来到了苇子地，割了几捆芦苇，扎了一根七八米长的苇把子，一头点着火，将另一头扛在肩上，顺着路飞跑起来。

那天正好有风，我跑到哪里，哪里便是一片火海。点燃的芦苇把子就像一条火龙，在芦苇丛中流星一般，从东头不一会儿又闪到西头。

一根苇把子烧完了，我再扎一根，就这样，只大半天，7000亩的苇子就被我烧了个干干净净。

我走出苇子地后，场长胡良瞪着大眼睛吃惊地问：“这真是你一人烧的？”我说：“要有第二人，我不吃‘光荣饭’。”

胡良场长大声喊道：“快，让食堂给王均余做‘光荣饭’。” 那次“光荣饭”我也只是吃了个“凑合”，不过有两块平时见不到的肥肉片子。

还有一次，我在地里锄草，正好场长胡良来检查工作。他远远地看到一个人在地里顺着庄稼垄沟飞一般跑着。

他生气了，心想这是谁啊？是在赛跑还是在锄草？他在地头大喊，我停了下来。

场长顺着垄沟走过去，一看，地里的草锄得干干净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问我：“王均余，我明明看你在跑，可这草咋锄得这么干净？”

我说：“我 7 岁就在老家锄草，你看，这样锄叫‘猴子爬杆’，这样锄叫‘老虎跳墙’。”我一边说，一边比划着，锄头在我手中舞得呼呼生风。我健步如飞，锄到草除。场长大声喝彩，只夸我是个庄稼好把式。

我们十连的粮食总是超定量，团里总是批评连队司务长。司务长很委屈，就说我们连有个王均余，能不超吗？

此事反映到场领导那里。有一天，政委陈芝谱来到地里对我说说：“小伙子，收工后，跟我到场部，我请客。”

我只当政委随便说说，人家是领导，能请我？也没当回事。可收工后，政委又喊我，我这才跟着政委到了场部小食堂。

政委问炊事员还有多少馒头。炊事员回答说 20个。政委吩咐道：“再炒一公斤肉，做个鸡蛋汤，今天我们好好犒劳一下吃饭老是‘凑合’的王均余。”

一点不作假，政委就在旁边定定地看着，我吃了15个馒头，一公斤炒肉，还喝了一小盆鸡蛋汤。

政委问我：“咋样？”我笑了，说这次算是吃饱了。政委摸摸我的肚子，说不行就不要回连队了，就住下来。我摇头，说下午还要到地里干活呢。打那以后，团里总要给十连多批百十公斤粮食，因为十连有我在。

能吃就能干，秋天连队粮食入仓，一根木板从地上一直伸到仓口，别人背着一麻袋粮食上去，双腿打颤颤，可我将一麻袋粮食像枕头一样夹在胳膊里，腾腾几步就上去了。

有时外面的汽车来拉粮，我一个人一天装 24 辆车，当然要由12个人给我往背上放粮袋子。一天下来，12 个人的手抓麻袋都抓烂了，我的背也磨烂了。

有一天夜里，又来了十辆汽车，连长通知我让我带着班里人去上夜班装粮食。小伙子们都干了一天活了，没装两车就困得不行了，就趁黑找了个地方睡觉去了。

驾驶员火了，说就剩班长一个人了，这车还怎么装？扬言要告连长。

我说，你别告，我来给你们装。驾驶员根本不信，认为我这个矮个子班长是在拖延时间，继续嚷着要告连长。

我说，这样吧，到天亮前，我如果装不完剩下的车，你们再告也不迟。说着，我一人装起来，一袋麦子，我右胳膊一夹，几步就到了车前，像摔枕头一样扔到车上。天亮前，剩下的几辆车果然装好了，驾驶员吃惊地说，五〇农场十连的王均余真让我们开了眼。

一个人一夜装了8辆车，这消息在连队传开了，我班里的那几个小伙子羞得直向我道歉，说不该偷偷去睡觉，苦了班长。

我对小伙子们说，知道错了也不行，我要罚你们早饭的发糕作为给我的补偿，怎样？

小伙子们乐了，到伙房把全班早饭的发糕都打来了。我伸出右胳膊，小伙子们将发糕摆上去。不多会儿，我就将右胳膊上的发糕吃完了，我又伸出左胳膊，一排发糕摆上去，不多会儿，也吃完了。

小伙子手中没了发糕，问我吃饱了没有。我说：“凑合。”

冬天，五〇农场掀起平整土地高潮，工地上有上千人，要在茫茫人海中找我最容易，因为只有我穿着背心和裤头。

人们都说我是铁做的，是铁人。我挑土，要12个人装好几个筐子，我挑着两筐土的担子能走出花样，什么“单挂钩”，什么“老鹰展翅”，就如武术高手在打套路一般。

不管是浇水还是干其他农活，我都是穿着背心和裤头。

有一次割麦，我6个小时割了3亩，师报纸登了这一事迹。第二天，一位师领导坐车来看我，到地里点名要见我。连领导把我叫来了，师领导看到一个穿着背心裤头、打着赤脚的汉子，就问我，你咋不穿鞋？

我回答道：“我这双‘鞋’是爹娘做的，坏了还能长。我习惯了，打小就赤脚。”

几天后，那位领导特意让人捎来一双球鞋和皮鞋。我从来没有穿过皮鞋，正好有一位职工回老家相对象，我就把皮鞋送给了那人。

我这一身好力气也有人不服气。有一年，团里分来了一批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其中有几个是侦察兵出身。他们找到我，想和我比试比试。

但他们说话很不客气，一副蔑视我的样子。其中有一个大个子用手摩挲着我的头，不屑地说：“原来你就是王均余，还是个矬子。”

我不客气地对那个足有一米八高的人说：“电线杆高，竖在那没用。”那人见我这架势，提出和我比试一下。

我说，看样子我比你大，就不欺负你了，我倒背双手，照样把你摆倒在地。

一听这话，那人一个老虎扑食就扑了过来，我借着他的力，用头照着他胸口撞过去。那人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另一个也是侦察兵出身的人，见不得这阵势，就一掌向我劈来。我眼疾手快，一把攥住那人的手腕，用力一捏，那人大叫一声，就蹲在了地上。我对地上的两个人说：“我 5岁开始练武，成天用木板往头上、身上砸，别说你是肉身子，就是一根木头，我也能用头去撞。”

特殊时期，有人给我贴了一张漫画，上面画着牛头人身的我埋头拉着一辆破车，已经到了悬崖边了，我还不抬头看路。

我一把将那漫画撕下来，大声说：“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不种地，要饿肚子，我不怕干活，我就怕饿肚子。”说完我就去地里浇水去了。

在我来兵团的前十多年里，我印象中只吃过三次饱饭，平时吃饭都是“凑合”。

一次是政委请我在小食堂吃饭；一次是我到师里开劳模会，那几天，我天天吃饱饭，一顿能吃15碗米饭；还有一次是到伊宁办事，住在五〇农场驻伊宁办事处，是包伙，一天八毛钱。吃饭时，我右手一抓就是三个馒头，三下两下就吃完了，左手一抓又是三个馒头。

炊事员看到笼里的馒头少了那么多，急了，直喊只能吃，不能往口袋里装。

我说，我全装到肚子这个大口袋里了。我把那小半笼馒头都吃完了才罢休，临走时说了一句：“我这才吃饱了。”

来源：《难忘兵团》 作者：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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