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众筹被视为互联网金融的第三波浪潮，这一年众筹平台持续增加，全年共有289家平台上线，占到所有平台的34.65%；2017年，上线平台大幅减少，全年共有64家平台上线，仅占比7.67%。截止到2018年底，上线平台比例仍呈现下降趋势，有望和2013年持平，这表明曾经的互联网金融风口，在短短几年的野蛮成长中逐渐被市场洗礼冷至冰点，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众筹兴起的时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政府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众筹作为一种融资方式成为有效补充；一个是民间大量零散资金需要投资入口，众筹平台链接大量项目，吸引资金涌入。发展至今，众筹平台之所以大量死亡，可从如下几方面分析：

众筹运营模式较重，风险承受能力较弱

众筹平台的组织部门涉及商务、法务、投后、风控、运营、行政、人事、设计、客服等等，这也是一个初创型众筹平台的人事标配。除了人力成本开支较大，再加上工作环节及需要统筹协调的主体较多，使得整个流程（寻找项目—尽职调查—上线预热—项目路演—募集资金—投后管理—项目退出）跑下来十分消耗时间和精力，整个周期下来需要将近两年的时间。既要承担众筹项目的风险把控，还要进行投资人管理，是典型的2B2C模式，不仅要找项目，还要做推广招募散户投资人。

金融的核心是风控，但风控产生的结果也只是概率性事件，如果在前期的尽调期间没有做好风险识别，项目上线后会出现诸多问题，即便做好了风险识别，上线后的经营风险也难以控制。一旦某一个项目出现问题，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降低平台上所有投资人的信任感，更有甚者造成信任危机和挤兑危机，这将会是毁灭性打击。

很多人说运营模式越重，越能打造商业模式上的护城河和竞争力，可以有效应对竞争对手的进攻。但众筹平台的重运营模式不一定是好事，反而会在时间上拖累抢占市场的先机，众筹本身的市场准入门槛较低，流程标准化程度高，差异化不大。“重”更多体现在“获客成本”和“流程复杂”上，属于先天性缺失，平台与平台之间拼的是谁的项目融资成本更低、谁的项目成功退出率更高。

挑战大于机遇，众筹的底层逻辑有问题

目前众筹市场上，公益捐赠众筹发展平稳，实体店铺众筹和产品众筹不温不火，远没有达到寡头垄断的阶段，更多的是当地城市的众筹平台呈现出山头势力割据的混战局面。

全国性的知名众筹平台有品牌优势和流量优势，区域性的众筹平台有信任感，从项目类型的选择和流程体验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投资人的参与感。如果全国性的众筹平台先全面开花再进行区域分散垂直深耕，这种降维打击的效果会更好，因为有了流量和品牌，解决了B端和C端，也兼顾了信任感和参与感。如果这种构想得以落地实施，整个格局有可能被打破。

从供给角度来说，项目方是供给方，投资人是需求方，只有供需平衡，或者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才会更持续。项目方选择众筹这一融资方式，更多青睐于股权众筹，即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不保证本金及收益。因为大多数项目方的第一目的是融资，因为缺钱。股权众筹的风险较大，一般散户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即便在投资协议上有相关风险提示声明，一旦出现问题难免会做出过激反应，毕竟众筹市场的投资教育和投资人素质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投资人普遍喜欢收益类众筹项目，每年固定收益率，到期项目分红，几乎没有风险。但往往这类的项目并不多，因为众筹融资的资金成本要远高于银行借贷，他们之所以选择众筹可能是因为除了筹资外，还能筹资源和人气，但这也只是一种偶然。《公司法》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的股东人数不能超过200人，筹集的投资人数过少实现不了预期效果，很多不缺钱的项目方更喜欢把众筹资金成本转变为营销推广预算，这样似乎更能量化和有针对性。所以这里面会经常出现利益冲突和逻辑逆推，造成众筹失败或达不到预期目标。

非法集资形势严峻，股权众筹首当其冲

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持续高发频发，2017年全国新发涉嫌非法集资案件5052起，涉案金额1795.5亿元。2018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案件1万余起，同比上升22%，涉案金额约3千亿元，同比上升115%。与此同时，证监会发布了2018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制定《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被列入中国证监会“力争年内出台的重点项目”15件的第一条。

很多众筹平台的创立时机正是看到了大量P2P平台崩盘跑路，民间资金需要去处，而众筹正好可以满足缺漏，殊不知“惊弓之鸟”对互联网金融哪还有信心和勇气，短期内众筹东山再起最大的阻碍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