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为天下先”是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的著名的观点。《道德经》第67章有经文如斯：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对这段经文，陈鼓应先生的现代汉语翻译是：我有三个宝贝，持守而保全着。第一是慈爱，第二是节俭，第三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

陈鼓应先生的翻译虽然很好，但不如英人韦利先生的译文好，特引之：Here are my three treasures.Guard and keep them!The first is pity;the second,frugality;the third,refusal to be foremost of all things under heaven.

从陈鼓应先生和韦利先生的翻译的对比看，二人的区别集中体现于“不敢为天下先”这个观点。陈鼓应先生把“不敢为天下先”理解为不敢居天下人之先，而韦利先生则理解为不敢居天下万物之先。陈先生译的不好的关键在于，他没有把道家的立场传达出来。

道家的立场是“道”的立场。道家以“道”的立场观天下，所观皆收摄于“道”之中。“道”的立场排除了人的立场，道家称之为“致虚静，守静笃”。只有人的立场退出，道所发挥的作用才能被人看到。而在道的作用发挥之下，物才是物本身。在“道”的眼光之中，人也是一物，是天下万物中之一物。人和万物本来都是合道的，从而，人自己那样，万物自己那样，人是人自己，物是物本身，此为道法自然。换言之，天下万物皆被“道”所支撑，没有“道”的支撑，天下万物将不是万物自身；有道的支撑，则天下万物自己那样。

“道”对天下万物的支撑意味着，“道”对天下万物是同等对待的，或者说，道一视同仁地对待天下万物。正因为如此，老子指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我们经常觉得，以天下万物为刍狗很不好，因为，刍狗似乎是平平无奇的存在，但道无论是对平平无奇的存在，或者是人们看重的存在，道都没有特别的偏爱。道反而是一“让”的立场，道“让”万物成为万物自身，也让人成为人自己。所以，道家不喜欢让万物不成为它自身，因为，不让万物成为万物自身，是“不道”，“不道早已”。因此，老子对人的得宠和受辱都极为敏感，提出了“宠辱皆惊”的观点。所谓“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因为，“宠”是亲近，“辱”是疏远，二者都是改变人的力量，都使人不能按其本性（turn distraught）展开。

老子强调的是，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是道作用的结果，道把我们安排的很好。道对我们的安排是非常坚实的、安稳的。老子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人类认识到这样一种人类自身的命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则，人类自己就会作，从而，扭曲人自身，扭曲世界上的万物，最终会败坏这个世界，给人类自身带来厄运。他告诫人类，如果一定要作，那也要回返到这种由道安排的命运之中来作，因此，他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命题。他这是要求人类接受这种由道所安排的命运，而且，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一切的一切，最后都是道说了算。比如生与死，一草一木，一树一花，其终极命运无不是被道所规定了的。万物是逃不脱的。人类也许会创造自身的生活，但也只能以道为根据，在道之下，来创造人类自身的生活。

老子把由道所安排的世界，包括人类的命运，理解为是好的，在道之下，万物被造，人也被造，这说明，在道之下，世界是好的，万物是好的，人是好的，万物各有其性，万物各尽其性。因为，道对这个世界的井井有条的安排，世界显示为和谐的结构和良性的运转。老子因此把这个世界的德性——由道而得的德性——概括为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因为，把世界安排的井井有条，所以道有慈的德性；因为自然从来不做多余的事情，故有俭的德性；因为，道让万物和人成其自身而不使之扭曲，所以，道有不敢为天下先的德性。照理，我们人作为道的造物，也应该是拥有“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这三宝。

今天的人类已经很不简单了，人类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我们已经造出运动的工具，从而，大大地延伸了脚的功能；我们已经造出了制造的工具，从而延伸了手的功能；我们甚至造出了计算机，发展出了人工智能，从而，作为智人的智能也被大大延伸，但是，我们只会从自然之中获取，获取欲望之物和获取实现欲望之物，但是，我们会不会把这个支撑我们命运的自然给扭曲了呢？尤其是，强力人物制造了“利维坦”，使人向强力人物生成，为强力人物服务，从而，强力人物和强力人物的对应物，会不会也扭曲了人的自然呢？这不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原来，不敢为天下先，是道的立场，它是一“让”，它“让”万物和人不被扭曲，“让”万物和人成其自身。它“让”万物和人从“道”而来，与“道”同行，向“道”而归。由此可见，不敢为天下先，是一种呼唤，呼唤我们的文明创制回到道法自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