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奇剧《天下长河》以康熙朝“治水”为主线，讲述了一众治水贤才披荆斩棘，为实现黄河安澜，同筑不决之堤的故事。
电视连续剧《天下长河》剧照
我国河流众多，给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利益。但同时，降水量分布不均衡，季节性强，水涝灾害影响着社会稳定生产，危害着人民生命安全。
因而，我国古代就有相关机构及官职体系。尤其在明清时期，漕运与河工是国家政务中的两大核心要务，“河漕为国之重务，治河与治漕相为表里。”
例如在清朝，有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分别是统管全国漕运事务、河道治理事务的最高级官员。他们不受中央朝廷的部院节制，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专折奏事。
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的官阶品级贵为从一品或正二品，是比肩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这样封疆大吏的朝廷要员。
但奇怪的是，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先后把总督府衙设置在江苏省淮安，作为全国漕运、河道治理事务的指挥和管理中心。
为什么府衙不放在京城或者其它大城市，而选中淮安这个小地方呢？
漕运总督的职责漕运，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
在中国古代，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需要运输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以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
这种粮食称为漕粮，运输方式称为漕运，包括河运、水陆递运、海运三种。
唐朝中期以后，随着江淮地区的开发，南粮北调成为惯例，以弥补北方对粮食的巨大需求。加之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因而漕运的地重要性不断上升。
随之，历代都很重视漕运，不断疏通漕运所需的网道，完善漕运制度和体系。
到了元朝，开通了京杭大运河，直通南北。
从而，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组成的水运，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国家主要的漕运体系，也是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漕运模拟图（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展览）
元明清三代都定都于北京。漕运保障了京师和北方军民所需粮食，有利于政治稳定、国家统一。而且漕运兼带商货，有利于沟通南北经济和商品流通。
因而，漕运对于国家正常运转，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重大，堪称国家经济的命脉。
到清代，漕运在沿袭明朝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官收官运，专门设置漕运最高长官漕运总督。
漕运总督之下，是八省的督粮道，掌管本省粮食的交纳、储存、押运等系列事务。这八省是当时的产粮大省：鲁、豫、苏、徽、赣、浙、鄂、湘。其余省份的粮务，归各地方总督、巡抚管理。
为确保漕运顺利、无误，在主要河段设置有军队，巡视河岸，督促漕船前行。
咸丰十年（1860年）起，漕运总督还节制江苏长江以北诸镇、诸道，管理地域和职权扩大，职权达到顶峰。
河道总督的职责在我国历朝历代，水患一直是执政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国政大事。
尤其是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患灾难作斗争，争取变水患为水利。
因而古代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谚语。意思是说黄河水从浑浊变清，是有圣人出世的吉祥征兆。因而古代皇帝往往重视治理黄河，寓意自己是圣君。
在中国古代社会，河清海晏是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基础条件。
例如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政体》中说道：“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宴。”
但是，河道的淤塞、损坏、变迁，尤其是洪水灾害，严重影响着漕运的顺利运行。
例如《天下长河》里的重臣索额图说了：
“黄淮运三河，是江北的命脉。黄河一决口，南粮不能北运，北方的兵是寸步难行；黄河决口十日，朝廷危亡立见。前些日子黄河决口了，朝廷就商议着迁都回关外。”
电视连续剧《天下长河》剧照
因而河道管理与漕运密切相连，相辅相成。管理河道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保障漕运通畅，漕运通畅是河道管理的绩效体现。
所以，古人早就具有“国之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的理性认识，往往投入巨大成本以保障河道通畅。
到清代，漕运在沿袭明朝制度的基础上，专门设置河道管理的最高长官河道总督，负责河道及堤防的修筑、养护以及治理水患等。
天选之地--清江浦（淮安）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便于战争运粮，调集人力开通了由邗城（今扬州）至末口（今淮安河下古镇）的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
到了隋代，邗沟成为贯穿大运河的重要部分，称山阳渎。隋唐运河的泗州（在今盱眙境内）至山阳（属今淮安市淮安区）段，利用了天然淮河河道。
此段河道中的山阳湾段（今淮安古淮河段）因为泗水的汇入，水流特别迅急，航行艰难且危险。
到了宋代，沿淮河右岸开凿了运河复线—沙河，由此使得来往船只可以绕开凶险的山阳湾段。沙河后来也被称为清江浦河，还建有清江漕船厂，制造、维修船只。
清江浦在宋代发挥了重要的漕运作用，但是到元朝逐渐淤塞、废弃。
到了明代，沿用元代的大运河河道。
明永乐年间，陈瑄出任总督漕运总兵官，统管全国漕运。
当时需要运往北方的漕粮数量巨大。走海运路线，会遭遇倭寇的骚扰。
为了保证京师北京的粮食供应和漕运的安全，并且把京师和南方经济中心连接起来，陈瑄力主疏浚大运河，开发内河漕运通航能力。
但是当时江南运河到淮安河段后不能直接通淮河，要换乘车马经过一段陆运之后，再入淮河而达清河，劳费巨大。
陈瑄经过实地走访、勘察，发现疏浚已废弃的沙河故道，可以联通漕运水系。
于是，他调集民工疏浚了沙河，开通了清江浦河道，由城西管家湖导水，至鸭陈口入淮河。同时，修筑了四道水闸：清江、福兴、通济、惠济。
京杭运河路线示意图
从此，漕船直接到清江浦，既免除陆运过坝之苦，又减少了许多风险。运河船只向南进入淮河，便可通往杭州；向北通临清，入卫运河，便可直达北京。
清江浦本就是黄河、淮河、大运河等的交汇地，由此更成为京杭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
淮安的高光时刻明朝统管全国漕运的机构照例在京城北京。陈瑄开通清江浦河时，奉旨在当地设立户部分司公署，督理漕运。
明景泰二年（1451年），统管全国漕运事务最高长官得以升级，全称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
不仅管理跨多个省、长达三千多华里的运河体系漕运事务，还兼任庐凤巡抚，管理凤阳府、淮安府、扬州府、庐州府和徐州、和州和滁州的地方军政事务。
于是，淮安也就自然成为中央政府派出的总督漕运事务官员的衙署，成为全国漕运事务的指挥和管理中心。
而且，淮安设有大规模的常盈仓、常平仓、预备仓、庄仓等。各地的漕粮集中到这里，然后统一安排，通过漕运押运到京城及北方。其中一部分，是朝廷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
也即，淮安是全国的漕粮仓储中心、粮食调运中心，被誉为“天下粮仓”。
另外，这里还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漕运造船厂及养护、维修基地。
由此，清江浦河沿岸一带兴起了一大片新的城镇，便以河名“清江浦”命名。
这里漕舟云集，帆樯衔尾，绵延数里，沿岸车水马龙，成为忙碌的交通枢纽，被誉为“南船北马，九省通衢”。
到了清朝，专设漕运总督，衙署仍设在淮安，改称为“总漕部院衙门”。
总漕部院衙门遗址公园
清朝初期专设河道总督，衙署设在京杭运河枢纽城市的山东济宁。
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道总督衙门迁至清江浦，与漕运总督衙署都在淮安。这样可以整合资源，协同漕运、河道事务，提高运转效率。
随着河道总督府衙落户清江浦，增强了淮安的水务行政中枢的地位，这里就被誉为“中国运河之都”。
而且，淮安还拥有盐运、榷关、邮驿等重要的行政机构。由此也促进了当地的商业贸易发展及社会繁荣。
文武官员、巨商富贾、社会名流驻留此地，三教九流聚集，船只、货物川流不息，人流络绎不绝，南腔北调，茶楼酒肆、旅馆等场所密布。
从而，也使得淮安进入鼎盛时期，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名扬四海。
漕运盛景模拟图（淮安市·中国漕运博物馆）
随着淮安的繁荣，也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业。
淮安、扬州一带的菜肴，就地取材，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追求本味、清鲜平和，制作精细，菜品形态精致、雅丽，滋味醇和，与江南风景相映。
明万历年间《淮安府志》中记载：“淮安饮食华侈，制度精巧，市肆百品，夸视江表。”这“制度”之中，就包括饮宴的规格等级、礼仪规矩等。
随着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府衙落户淮安，南来北往的人群传播，推动淮安当地菜肴不断发育、壮大。特别是仕宦、文人雅士的介入，使其地位和名气日益提升。
清代康熙年间的《淮安府志》中记载：“涉江以北，宴会珍错之盛，淮安为最。
这种菜式发展为一大菜系--淮扬菜，成为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闻名于世。
到了晚清，随着河道总督、漕运总督被裁撤，清江浦及淮安的光环也逐渐消失，归于平淡。
文章参考文献：
《江苏地方志》，刘捷《明清清江浦的变迁与大运河[J]》（华中建筑,2005,23(3)）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