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知府的任免权，是属于吏部还是各省督抚？今天聊一下这个话题，大概的说一下。

◑ 知府任免权

在清代，知府是地方中级官员，与道的级别相近，被称为“道府”。虽然道与府的级别差距仅一级，但在人事任免上存在着显著差异。根据《光绪会典》的记载，清代的道官数量不到一百人，并且都是“请旨缺”，需要皇帝亲自任免。

而府的情况则相对复杂，知府的缺额与知县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根据“冲、繁、疲、难”的标准，可以划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类。

四字最要缺和三字要缺都属于“请旨缺”，例如各省的省府大多属于此类。这些知府的任免权不归吏部和地方督抚，而是由军机处提名，然后由皇帝选定。

以中原省份为例，清代的知府大多属于“请旨缺”。江苏省的江宁、苏州、镇江、常州、扬州、徐州、松江、淮安，全部都是最要缺和要缺，而其他省份中大约有一半的府也属于“请旨缺”。这表明，皇帝对地方一级的官员非常重视，对吏部和各省督抚的人事权并不放心。

除了“请旨缺”以外，二字中缺和一字简缺的知府的任免权分别归属于吏部和各省督抚。具体划分取决于府的地理位置。一般情况下，中原省份的中缺、简缺知府的任免权由吏部决定；边疆地区省份的中缺、简缺知府，多由督抚提名推荐。

云南、贵州两省就是典型的例子。除了少数“请旨缺”之外，大部分知府的任免权都归属于督抚。这主要是因为边疆地区的治理较为艰难，由吏部选派的知府往往难以胜任，所以需要督抚在本辖区内挑选合适的人选。

通过以上简要介绍，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代大部分的知府的任免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其中吏部也占一定数量，而督抚的任免权仅限于边疆省份。这种安排恰恰反映了皇帝对地方官员的重视程度，同时也意味着地方官员必须经历严格的选拔和考核过程，以保证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的职责。

◑知县任免权

在过去，知县的级别较低，皇帝很少干涉他们的任免，这是由吏部和各省督抚掌握着大权。清初时期，无论是四字最要缺还是一字简缺的知县，都由吏部来决定任免。

当时，全国的知县等级划分并不清晰，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来确定知县的缺分，而是以赋税多寡来判断。显然，这样的划分标准是不合理的，因为每个县的情况都不同，仅仅以赋税多寡来决定缺分，会导致治理地方变得困难，出现“人地不宜”的问题。

雍正登基后，积极听取各省督抚的建议，决定以“冲、繁、疲、难”四个字重新确定全国各知县的缺分。总体来看，四字最要缺和三字要缺的知县不多，大多数是中缺和简缺。

但是，新的标准制定后，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实践，雍正发现吏部在选拔知县时往往只考虑他们的出身和资历，而忽视了他们的行政能力。

也就是说，吏部还是按照过去的思维模式选拔知县，而没有因地制宜、因人而选。许多被选为最要缺和要缺知县的人，上任后根本无法胜任繁重的工作。各省督抚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向雍正提出建议，最好是从本省的知县中选出有能力的人来填补最要缺和要缺的职位。

可以说，督抚的建议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在本省任职过的知县，才更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不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雍正是一个务实的皇帝，他听取了督抚们的建议，将最要缺和要缺知县的选任权交给了各省督抚，这就是所谓的“题缺”。

尽管题缺制度很好，但却在无形中削弱了吏部的人事权。随着时间的推移，督抚们对权力的欲望也不断膨胀，吏部和督抚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

进入乾隆朝后，各省督抚以“地方难以治理”为借口，纷纷请求改调中缺和简缺的知县为要缺。乾隆皇帝以精明著称，他知道督抚们名义上是为国为民，实际上却是为了争夺权利和利益。

道理很简单，只要将中缺和简缺变为要缺，知县的任免权就掌握在督抚手中。这样的做法显然遭到了吏部和乾隆帝的强烈反对，为了保持中央和地方政治生态的平衡，乾隆下旨，规定原定的各种缺分不得随意更改。

乾隆朝以后，尽管各省督抚竭力争取人事权，但朝廷非常谨慎对待，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外，大部分状态维持了原样。

就知县的任免来说，雍正以后各省督抚享有一定的人事任免权，但大部分知县的缺分仍由吏部掌控。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运动后，随着督抚权力的上升，吏部的权力逐渐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