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和平

1951年，江涛在志愿军司令部

我的父亲江涛于1950年底至1957年底，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度过了他31岁至38岁的7年时光，留下了近5万字的笔记和100余幅黑白照片，以及勋章、纪念章、证件、生活用品等遗物。因父亲英年早逝，我对这些遗物的故事细节知之不多，但结合父亲战友们的回忆录，那段历史的整体画面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进行了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以阵地战为主，开展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最后发动了三次夏季反击战役。

第一阶段期间，父亲于1950年11月第一次踏上了朝鲜的土地，任军委情报部首批赴朝情报工作调研组组长，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

第二阶段期间，父亲先后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情报处处长，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战备和夏季反击战役。

1957年10月，父亲圆满完成了志愿军侦察与情报工作任务，回到国内。

上级之所以把这些任务交给父亲，与他的革命经历息息相关。父亲于1938年8月从抗大毕业后，被选派到军委参谋部二局在延安举办的谍报训练班，抗战期间从事八路军的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在野战军带兵打仗，新中国成立初期被选派到军委情报部领导部队侦察（以下简称“部侦”）工作。除了坚定的信仰，父亲在部队侦察、情报、指挥作战方面的经历与经验，使他能够完满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拉开了序幕。11月中旬，军委情报部决定组建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以下简称“调研组”）赴朝鲜战场，由时任情报部侦察处副处长的父亲任组长，其任务是指导、调研部队战场侦察工作，审问“联合国军”俘虏，搜集整理敌军情报。

调研组成员立即做好思想上、工作上、物质上的准备，抱着一去不复还的决心在情报部院内合影留念，他们是：江涛副处长、刘雨风科长、朱化副科长、朱永琪、王钟华、陈汉波、赵锐、蒋嘉、徐正浩。

11月23日，调研组从北京秘密出发，在东北军区摘下解放军帽徽和胸牌，身穿无任何标志的军装，于12月1日从吉林宽甸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因敌机白天狂轰滥炸，调研组只能利用夜幕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前进。4日，调研组到达志司驻地大榆洞。后调研组一分为二，父亲带朱永琪和赵锐随志司赴前线部队检查指导工作，其他六人到位于碧潼的志愿军战俘营审问俘虏。

除两位科长外，调研组成员多是刚入伍的青年学生，父亲注重手把手地培养他们成为志愿军的优秀情报干部。父亲给朱、赵布置任务做到了事无巨细：（一）搜集敌军文件，特别是美军的作战计划、密码、地图等。（二）调研部队侦察工作，如何进行侦察？有何经验和困难？（三）参加部队的作战总结……父亲对如何完成任务、如何行军、如何生活等细节作了详细、具体的说明和叮嘱，并希望他们凯旋。朱、赵深受感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志愿军第一阶段作战的五次战役中，父亲参加了第二次至第四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是扭转朝鲜战局之战。志愿军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毙伤俘敌3.6万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及三八线以南的部分地区，迫使“联合国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彭德怀曾写道：“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胜利的基础，恢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父亲留下了两张缴获美军坦克的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的背后写着：“二次战役后军隅里附近，我一一八师的一个连击毁敌坦克九辆，此为其中之一。”

在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对敌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击退至三七线附近地区，占领了南朝鲜首都汉城（今首尔），共歼敌1.9万多人。父亲那时的老照片显示，他身穿无外罩的棉军衣，皮帽下的面容虽疲惫、消瘦，但目光炯炯有神，展现了志愿军将士的那种英雄风采。

在第四次战役中，为制止“联合国军”发动的攻势，志愿军主力停止休整，撤出汉城，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转入运动防御，歼敌7.8万余人，为后续兵团到达争取了时间。父亲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终日忙碌的情景时说：“我们在朝鲜搞情报的时候，一边刷牙一边看电报，放下牙刷马上就处理事情。”

第四次战役后，调研组任务结束，父亲回到情报部。

1953年1月，父亲奉命赴志司轮换，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21日，军委情报部阎揆要部长给我父亲布置了任务，晚上部里召开了欢送会。22日，父亲再次登上出征的列车。这次与第一次赴朝有所不同：一是不再只穿无任何标志的军服，而增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牌。二是不再秘密出征，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首都人民的热烈欢送。

一路上冰雪湿滑、路窄坑多、地雷密布，发生了多起翻车事件。车祸造成了人员伤亡，战友伤势严重，幸好我父亲有惊无险。27日，父亲到达志司驻地桧仓郡，向杨得志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报到，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

志司作战处处长先后有丁甘如、肖剑飞，副处长先后有杨迪、成普、原星。那时作战处内设作战、情报、军训、防化、测绘等科，父亲在作战处负责情报科的工作。

1953年初，志愿军的重要任务是反登陆备战。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承诺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作战处综合分析后认为：美军很可能从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企图再现当年美法等盟军诺曼底登陆的雄风。经上报志司首长和中共中央后，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作战处根据上级意图，夜以继日地实地勘察，拟制了陆、海、空和各兵种协同作战方案。此方案经首长批准与修改后，作战处标绘了作战地图，协助组建了东、西海岸指挥部。迫于志愿军严密的防御体系和战术反击，美军于4月26日被迫取消了大规模登陆计划。

志司成立之初设有情报侦察处，崔醒农、李士奇先后任副处长。后来情报处一度被撤销，情报工作划归作战处情报科负责，分为审理组与侦察组。1953年5月，经志司解方参谋长提议，志愿军首长批准，情报科改为情报处，父亲任处长。

军事情报是指挥作战的依据，志愿军的情报工作主要有：

（一）建立全线观察体系。组织一线部队在阵地建立各方位观察所监视敌人，配备高倍望远镜、炮队镜、有线电话或无线电报话机等侦察与传送情报。如上甘岭战斗中，志愿军各部队从正面、侧面、背面建立全线观察网，相互交换情报，及时发现敌方动态。

（二）开展渗透潜伏侦察。在军、师、团、营选派机智勇敢的侦察员建立侦察分队，在预定地区寻找丛林、草地、乱石堆等潜伏获得情报。志愿军侦察员可身穿南朝鲜军或美军军装，袭击敌指挥所，捉“舌头”。我方共捉到“舌头”约3000人。

（三）开展全面侦听工作。“联合国军”之间通话、空军飞行员交流、外国记者通信常使用明语。志愿军从国内调配英文翻译和朝鲜族学生，分到各部以报话机、无线电话、收音机、电台进行全天候侦听。要求部队打扫战场时注意搜集敌方的密码本、地图、作战部署等文件，用于破译敌军密电。如上甘岭作战期间，第15军话报侦听收到有价值的情报有270份。

（四）审问俘虏获取情报。被志愿军捕获的俘虏近2万名，通常在前线先由作战部队进行初审，然后部分送到志愿军后方俘虏管理处审问，俘虏大都如实提供所知信息。志愿军通过审俘与研究缴获的文件，了解到敌军的作战部署、主官信息、部队编制、武器装备、训练情况、军事院校、战斗力、作战史等情报。

（五）破获敌特分子。敌军用直升机夜间空投的方式，派遣大批特务空降志愿军区域，搜集情报。如1953年初，在谷山之大角山地区一次空投特务96人。部分漏网敌特观察到了志愿军在东、西海岸严阵以待的情况，使美军对大规模登陆计划犹豫不决，从而向志愿军发动“空、坦、炮、步协同作战实验”，被打败后彻底放弃了登陆计划。

（六）分析、研究上报情报。将来自各方的情报及时与相关部门一起汇总、分析、研究，及时上报志司首长与相关部门，并且适当通知友军。如：志愿军侦听到美军次日派大批飞机轰炸鸭绿江水丰发电站的情报，上报后使我方有一天的时间采取应对措施，减小了损失。

父亲除领导部队侦察工作外，还担负了志司建章立制、军事参考、刊物编辑等工作。

父亲任志司情报处长时，正值1953年志愿军春季反登陆备战和夏季战役。其间，敌我双方在宽达200余公里的正面进行大小战斗133次，与上甘岭战役齐名的老秃山攻坚战是其中之一。

老秃山原名上浦防东山，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美军看成“汉城的北大门”，因炮火所致草木皆无，遍地焦土，一片秃岭，故名老秃山。美军称老秃山为其“最坚固的阵地”，在此部署重兵，架设7层拦截铁丝网，挖了纵横交错的战壕和200多座地堡，还配备航空兵和炮兵支援。在三年来的数次战斗中，敌我反复争夺，几经易手，双方均伤亡惨重。1953年3月23日，志愿军第47军423团从7个屯兵洞发起攻击，重新占领主峰阵地。美军实施毁灭性的轮番轰炸，423团白天兵力撤离、炮火控制，入夜再以兵力占领、固守阵地。28日，美军被迫放弃夺回老秃山的奢望。

1953年5月中旬，志愿军对“联合国军”进行了三次不同规模的进攻。第一、第二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此时，志愿军从板门店停战谈判处获取重要情报：美军有意接受停战协议条款，但李承晚仍在破坏停战。为此，志司部署了第三次进攻作战——金城战役，即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志愿军以准确的部侦情报工作，掌握了南朝鲜军的防御特点，查明了其工事部署情况，为战役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志司成立之初，毛泽东为了彭德怀的安全，主张将志司设在中国边境一侧。但彭德怀的一贯作风是指挥部离前线很近，战斗一打响就要到第一线指挥所，同前线指挥员通电话，直接了解情况和下命令。这样既便于了解战况，与部队联系，又是对志愿军将士无言的激励。志司在朝鲜先后驻扎过6个驻地：大榆洞、玉泉站、君子里、甘凤里、空寺洞和桧仓郡。父亲随志司先后驻扎过除空寺洞外的5处驻地。

这些驻地大都是山洞、矿场、隧道或四面透风的山村小屋，冬季气温降至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穿堂风吹得人全身僵硬、手脚麻木。君子里是志司的第三处驻地，是一处很大的矿洞。1951年1月25日至29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此召开了仅有的一次作战经验总结会议，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

桧仓郡是志司的最后一处驻地，父亲在此参加1955年5月志愿军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留下多张与志司首长、战友的珍贵合影。桧仓郡的条件比其他驻地稍好一些，父亲初到时住在又黑又潮的山洞里，衣被、纸张均是湿漉漉的。他在1953年2月18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从洞内搬到室外来住，不湿了，却甚冷。”

志司驻地遭受过敌机的9次轰炸，年仅28岁的毛岸英在第一次轰炸中牺牲，被安葬在志司桧仓郡驻地旁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内。我父亲首次入朝后，便得知毛岸英于5天前牺牲的消息，更加激发了他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和为祖国而战的坚定信念。

中朝双方协商：“联合国军”战俘由志愿军负责管理，南朝鲜军战俘由朝鲜人民军管理。审俘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俘管更是艰巨复杂的工作。被志愿军俘虏的战俘中一部分在前线便陆续被释放，例如志愿军入朝战斗刚打响时，就抓获了一批俘虏。彭老总命令：今天晚上就放！当时志愿军装扮成朝鲜人民军，并通过释放的俘虏告知敌方：我们粮食供应困难、交通瘫痪等……用于迷惑敌人，果然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把美军打得措手不及。

志愿军战俘营位于离中国边境不远的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关押着约5000名“联合国军”俘虏。那里开始遭受过敌机轰炸，后来打出了红十字会的标识，美军知道那里有他们的俘虏就不派飞机轰炸了。志愿军俘管人员遵照人道主义精神，执行宽待俘虏的命令。

志愿军对战俘实行军事化管理，生活待遇按照志愿军战士的标准，尊重其个人信仰，不为战俘金表、金戒指等诱惑所动，用事实揭露了“中国军队虐杀战俘”的谎言。俘管干部组织战俘读书报、听广播、听报告、看电影、开座谈会等活动，帮助他们认识朝鲜战争的性质，揭露“联合国军”的罪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父亲负责收集整理的关于审问俘虏的文件汇编，受到了李克农的表彰。

1950年11月，志愿军首批情报工作调研组在情报部合影。左四为江涛

距开城东南8公里的板门店，是开城与汉城之间的一个小村庄。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先在开城市郊举行，10月25日移到在板门店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里举行，谈谈停停、反反复复谈了158次，2年零18天。

1953年5月至7月的夏季反击战役，志愿军毙伤俘敌12.3万余人，扩展阵地240平方公里，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7月26日，我方用一个晚上时间建起一座1000多平方米的朝鲜风格木结构大厅，做停战协定签字会场。次日，双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在长方形的会议桌上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22时朝鲜战场全线停火。之后，父亲与战友来到板门店停战谈判大厅，在大厅内外留下了珍贵的照片。他们还在开城市的姚庆祥烈士墓前悼念。

2014年10月29日，民政部、总政治部确认志愿军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姚庆祥是志愿军军事警察排长，担负着停战谈判我方的警卫任务。1951年8月19日，姚庆祥率队在中立区的山坡上巡逻。多名美军非法潜入我方区域，向姚庆祥一行射击。姚庆祥和一名战士负伤，但他严守停战协议规定不还击，命令战友撤离，自己坚守原地。美军冲到他面前，企图将他拖过河界，造成我方入侵的假象。姚庆祥紧握手枪，宁死不屈，美军残忍地在他前额上打了两枪。年仅24岁的姚庆祥英勇牺牲。后被追认一等功臣，授予“和平战士”称号。

从1951年至1953年，祖国人民三次派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最多时达4000人。他们带来了祖国人民的亲切关怀与问候，也带来了许多慰问品。

1953年4月，经周恩来批准，徐玉兰、王文娟、黄艳飞等来自上海的越剧名伶赴朝慰问志愿军。5月7日，她们首先在志司演出，接着雪山做幕布、枪声伴乐声，辗转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她们唱《梁祝》、演《西厢记》，深受志愿军喜爱。她们根据朝鲜话剧《春香》改编的越剧《春香传》演出后，受到朝鲜人民的欢迎。她们一路演到开城，在板门店协助做战俘的遣返工作。越剧名伶在志司慰问演出时，与志愿军官兵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她们与我父亲合影留念，还送给他签名的个人照片和剧照。

志愿军是祖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1950年11月，父亲第一次赴朝是秘密进入的。1953年1月，他再次赴朝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送。1956年5月，父亲带领31人的志愿军归国观光代表团回到北京，与首都人民一起欢庆五一劳动节。

从1953年7月27日到1958年7月27日停战的五年间，美军和南朝鲜军仍然制造紧张局势，其在地面和空中越过军事分界线的挑衅活动达792起。美方制造种种障碍，反对协商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邓华司令员在1953年9月29日的形势报告中指出：李伪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美军一天不撤，战争的威胁就存在一天。战争恢复的可能性不小，有可能美、李、蒋及协从国一齐干。志愿军的方针是政治上争取和，军事上准备打，要做好战争恢复的准备：1.加强现在阵地工事指导及东西海岸工事的保养。2.调整组织，准备力量，施行编制，增强战斗力量。3.加强物资管理，精简节约。4.加强军事训练。

中朝双方同心协力，在政治上揭露敌方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在军事上随时应对美、李军的军事挑衅。我方修筑坑道1250公里，挖战壕6240公里，建地堡10万座。父亲负责的情报工作对敌我双方的军事情报准确到位，他在笔记中记载，1957年3月13日驻南朝鲜敌军部队实力统计：美军68395人、伪军644108人、“联合国军”7507人、劳务部队16470人，共736480人。

朝鲜劳动党授予父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他珍藏着一些朝鲜百姓拉雪橇、赶驴车、挖水渠、玩游戏和家庭聚会的老照片。朝鲜百姓是勤劳、善良的人民。他们对志愿军怀有真挚的感情。一位朝鲜大娘说：“我们无法感激志愿军，就是把头发拔下来，打成草鞋让他们穿，也报答不了他们这片恩情。”

战争虽然停止了，但朝鲜人民仍在苦难中煎熬，志愿军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帮助朝鲜政府和人民修复战争的创伤。志愿军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开荒造林，恢复生产，严守“不与朝方通婚”的纪律。

志愿军得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朋友的支持，父亲的老照片中既有与朝鲜人民军战友的合影，也有与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军人代表团的合影，还有这些国际友人赠送的明信片、签名照片等。如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风光的明信片、苏联姑娘薇拉用俄文和中文签名的照片。

不论在紧张的战争时期还是停战之后，部队都是一所大学校。父亲参加了志司的“在职军官的政治理论学习”，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运动等活动。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不顾国际公约，惨无人道地进行了细菌战，用苍蝇、老鼠等散布伤寒、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当地军民目睹了这一事实，美军俘虏对此供认不讳。中国政府严正抗议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决策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军委紧急调运了大量疫苗和防疫用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53年2月，父亲先后两次注射“四联疫苗”，虽注射后发烧、恶心等反应强烈，但总算没有感染传染病。

首次赴朝时，父亲和战友们吃的是压缩饼干、炒面、馒头干，指挥间隙只能挤在铺着薄薄的稻草或玉米秸的地面，穿着棉鞋，和衣而眠，衣服里布满了虱子。回国后，我母亲帮助拆洗毛衣时，虱子抖搂了一地。父亲再次入朝时，洗澡仍是奢侈的享受。

战地生活紧张、枯燥，跳舞成了停战时期志司主要的娱乐生活。父亲不会跳舞，夜深人静时便给北京的首长、战友、家人写信。但因战争时期邮寄障碍，虽然我父亲给母亲写了多封家信，但除请回国战友直接带回的外极少收到。父亲挂念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友，偶尔收到回信甚为欣喜。

父亲有头疼、失眠的病痛，紧张的战斗生活更令他时常头昏、身乏、疲倦。他未告知他人，只是默默地写在日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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