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四人帮”成员之一，被捕后手下的“五虎将”结局如何？

1976年10月9日的北京街头，老百姓敲锣打鼓，庆祝“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四人帮”的覆灭。

“语言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太多的东西骤然汇聚在一起，撞击着我的胸膛，起伏汹涌，难以平静。”

这便是作家顾晓阳当时的真情流露，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黑暗的年代终于到了头！”

“四人帮”被粉碎后，成员之一的王洪文下场如何？他手下“五虎将”的结局又会是怎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四人帮”一直都是一个令人极其“敏感”的词汇，但是对于它的由来，想必了解的人并不多。

我们常说的“四人帮”，其实就是由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四人所组成的帮派小团体，当然，这是一个动了“歪心思”的坏团体。

“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在1974年7月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话，其本意就是在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这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些人定义为一个宗派。

毛泽东之所以在当时会称他们为“小宗派”，大概是因为当时江青四人还没有前起多大的风浪吧。

在次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并且针对当时影响较为重大的“四人帮”问题，对江青等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也可以说，这一称呼的来源是由毛泽东提出，也正是从这次会议之后，“四人帮”就成为了江青等人的代名词。

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里，这一帮派组织利用了党的错误，走向了一条极其错误的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道路。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明明只有四个人组成的四人帮，却能够在当时制造出如此恶劣的影响？

这就不得不提到“那特殊的十年”。

对这段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可能知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而它就是出自姚文元之手所编写，当然，在姚文元的背后，便是江青和张春桥。

在那之后，这三人便一直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且也像是统一了战线一般，对之后“文革”的发动和迫害老一辈革命人士，起到了至关作用。

此时的四人帮还只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而在“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不久，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便被从上海调往中央进行工作，不久之后便和江青等人搞到了一起，“四人帮”小团体也就此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小团体当中，曾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王洪文，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再后来，王洪文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进一步赏识，在当时也就成为了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的“接班人”。

但虽然说王洪文的地位已如此之高，但四人帮内部的绝大部分话语权，还都是在江青身上，也就是说，王洪文也要看江青的眼色办事。

尽管毛泽东当时已经明确对这个小团体进行过批评，但贪图权力的四人早已油盐不进，他们早已将全部身心投入在了如何能够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一事上。

特别是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四人帮对权力的欲望开始急剧飙升，可以说已经到达了顶峰。

“理论权威”成了他们所谓的架子，结党营私、网罗党徒、欺上瞒下、残害革命老同志、私下组织非法武装……可谓是罄竹难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如何让之前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成了周恩来考虑最多的事情，而在四届人大该如何“组阁”一事上，四人帮可以说是处处设阻。

据当时负责审核军队高级将领工作的田维新回忆：“当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是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

在四人帮的阻挠下，一百多位将军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几个是顺利通过的。

当然，四人帮的发难还有很多，面对四人帮，叶剑英也曾作了这样一首小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抒发了当时的感受。

1976年，可以说是令中国人民最为悲痛的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相继逝世，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度敏感的时期，四人帮又开始加紧了夺权活动。

面对日渐嚣张的四人帮，时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也开始感觉到了四人帮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威胁，四人帮已经到了不得不粉碎的地步！

面对肆意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始忧虑起来，如何快速、有效地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当然，这也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四人帮已经发展起了自己的大团体，更关键的是，他们还操控着舆论，如果只是单纯地想利用传统会议的形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后果只有一个，就是一片混乱。

最后在华国锋的建议下，“隔离审查”成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有效办法，当然这是经过诸多领导人的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而确定的。

与江青争吵最为激烈的是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其核心也就是到底该如何定义“毛泽东思想”，所以华国锋便以此为契机，决定对四人帮进行一网打尽。

由于江青等人没有防备，所以整个逮捕过程并没有出现意外，仅用了不到40分钟，四人帮的全体人员便被事先埋伏好的警卫员控制。

但是在抓捕过程中，王洪文却表现得并不配合，也是唯一一个进行反抗的四人帮成员，警卫员只好给他戴上了手铐，并且对他的看管也是最为严格。

对四人帮的正式审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此时，王洪文早已从当初的极不配合变成了愿意配合。

王洪文也是明白人，他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十分清楚，也知道如果自己不做到积极配合，等待他的只会是死路一条。

话说回来，王洪文虽说是四人当中职位最高的一个，但所有人都知道，其实他只不过是听从江青的命令行事罢了，想明白这些，王洪文也就开始为自己开脱了。

1981年，王洪文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得知此事的王母一时间不能接受，患上了疾病在长春去世。

此事对王洪文打击很大，不久之后他也患上了肝癌，最终在医院里病亡。

在辉煌时期，王洪文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各项活动”，曾培养了5位得力心腹，他们分别是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叶昌明和陈阿大。

王洪文被捕之后，他的这5位“得力干将”自然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黄金海1935年出生于上海，本是上海国绵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在文革时期，他被指责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在这期间，他便与王洪文相识，并认定了之后要效忠于他。

后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凭借王洪文的关系，黄金海被任命成了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后来的上海武装叛乱中，也能够看到黄金海的身影。

也许是衷心打动了四人帮，他们对黄金海十分看重，甚至在之后四人帮的所谓“组阁”名单中，黄金海还被列为“副总理”人选。

王洪文被捕后，黄金海也被逮捕，并且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于2015年病逝。

戴立清是山东人，后来到上海谋生，成为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的一名临时工，因不满自己的待遇所以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他与王洪文结识的时候，已经是“总司令”的身份，后来在王洪文的帮助下，他开始逐渐成为这一团体的核心成员。

戴立清办起事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说他是黑社会一点都不为过，四人帮覆灭之后，戴立清也获得了15年有期徒刑的应有代价。

马振龙与王洪文也是同一类人，都热衷于造反，在“工总司”成立后，马振龙开始表现得异常活跃，这也就引起了王洪文的注意。

在之后的一系列暴力冲突中，马振龙经常是冲在最前，十分卖力，更是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马振龙依旧不知悔改，想要带领残余力量进行武装反抗，但显然是螳臂当车。

在隔离审查之际，马振龙仍然不知悔改，负隅顽抗，最终被判处了16年有期徒刑。

建国后，叶昌明的家庭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他也相继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后来成了一名化验工。

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也十分不错，但叶昌明也不这样认为，长期不能得以重用的他，内心开始产生了不满，直到与王洪文相识，才得以彻底“爆发”。

在之后的多次造反运动中，也能够看到他的身影，被隔离审查后，叶昌明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最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陈阿大本是一名有志青年，当兵复员后进入上海良工阀门厂工作，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没有能得到上级领导们的重视，他的内心便开始有了“意见”。

与王洪文结识后，他对王洪文佩服得五体投地，紧跟他冲锋陷阵，也被人们称之为“武斗猛将”。

王洪文被捕后，陈阿大和其他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一同被隔离审查，作恶多端的他也被判处了16年的有期徒刑。

很明显，事实告诉我们，“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倘若谁要违背历史潮流，终将会受到人民以及历史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