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赵本山小品熟悉的人，应该能记得这样一句台词：“Hello啊，饭已OK了，下来密西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通讯业还不发达的时候，这应该是人们理想中生活的样子，当时还流行着一句话，叫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时代变迁，今年两会期间提出，我国将全面实施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让不少人感叹，以后打电话更便宜了。
新一代的年轻人或许还不能理解这种心情，毕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各种通讯工具层出不穷，微信、视频更是不在话下。但对于那些从通讯不便利年代过来的人，电话，永远是其心中抹不去的记忆。
“大点儿声，我听不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市民想往外地打电话，都得跑到西单的北京电报大楼或大一点的邮电局，路途远不说，线路还非常繁忙，经常堵塞。
1988年的东单电话局/北京日报资料图
有一些生意人经常要和外地厂商联系订货，都只能依仗邮电局里那部天天排着长队的长途电话。芝麻君（ID：ZhimajiangNews）听一个朋友说，1989年，他要和广州的厂商订货，到邮电局辛苦排了一天队，人家下班了还没挨上号，第二天又起大早去排，结果好不容易挨上号了对方却始终占线。等第三天终于接通了，人家却说货已经被订光了。
当时的电话线路用的都是铜线，通话距离长了就会听不清楚，别说是省外了，有人给郊区亲戚打个电话，急得都能钻到桌子底下大声喊。
因此，邮电局里经常是人声嘈杂。年过六旬的赵先生至今都记得，他1984年到北京出差时在北京站邮电局给家人打电话时的场景：营业厅里挤满了人，可是北京打往山西的线路只有1条，打了一个半小时也打不通。通话质量很差，打长途电话像吵架，喊破了喉咙，连房间外面的人都被吵得受不了。营业厅里里外外，为打电话吵架甚至打架的事常有。话务员耳朵上戴着大耳机，脖子上挂着俗称“牛角”的话筒，一天下来也很辛苦。
当时，正在《北京日报》担任美术编辑的著名漫画家李滨声，还绘制了一幅名为《愚公新课》的讽刺漫画，反映的就是北京46局电话打不通的现实。
李滨声创作的漫画《愚公新课》/北京晚报图
市民反映的问题，电信局也都清楚，内部还总结了个说法叫“四害”：错号、串话、掉线、杂音。
据说当时有位老太太给在日本的儿子打国际长途，等半天好不容易接通了，却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急得这边“喂”了半天，一句正经话也没说成，可挂了电话一看话费单，老太太急了：460元！这在当年绝对是天价了。
“302！江路电话！”
“302！江路电话！”这是严歌苓小说《继母》开篇的一句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公用电话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胡同口、小区院子里的一部电话负责着一片街坊。大爷接到电话，就在专用的小本上记下门牌号、找谁、回电号码，然后去通知街坊。距离近的，干脆就喊一嗓子，通知对方下来接电话。一个电话5分钱，虽说不便宜，但确实方便了不少。
当时的感觉就是，一条胡同像一个大家庭。
影视剧中的小卖部公用电话
拨盘电话
与此同时，1982年中国的第一批投币式公用电话也出现在北京市东、西长安街等繁华街道，共22个投币式公用电话亭。这种电话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即使在路上遇到急事，也能在短时间内和别人取得联系。不方便的是必须用硬币才行。
北京街头废弃的投币电话/北晚新视觉供图
排队打公共电话/北京晚报图
1988年，更为方便的磁卡电话在北京露面，此后人们只要带着一张磁卡就能在街上打电话。
90年代初期北京街头的插卡公共电话/北晚新视觉供图
到了1994年，北京市共有磁卡电话330部，虽然安装的场所有限，但受到不少人欢迎，当时电信管理部门发行的电话磁卡就达到了270万张。
“有事打我家里电话！”
七八十年代，家庭固定电话开始崭露头角，但数量很少，绝大部分是领导干部家因工作需要由单位出资安装的。据当时电信局副局长尹世泰回忆：早期要想装电话得看级别，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才能申请在家里装电话。可是那时候线路太少，北京那么多领导都只能排队等着，托关系找人批条的事情太常见了。
拖上几个月到半年是常有的事儿，有个别用户三五年都没装上电话的事情也发生过。一个电话安装员的回忆记录，其中讲到：1985年以前，普通居民家根本装不起电话，一方面电话线路“推进”缓慢，一方面装机费也太过昂贵。为了早点装上电话，很多单位对装机工实行车接车送，完了还要送几盒烟表示“感谢”。邮电局为此曾规定严禁“吃拿卡要”，违者开除。
所以说，当时装一部电话真是不容易呀。
除此之外，那时候的电话安装费也是相当贵。九十年代初，装一部家庭电话都得花费三千多块钱，当时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一百来块。芝麻君（ID：ZhimajiangNews）听一个朋友说，她家1994年安装的第一台电话，共花费了3038元，包括2800元的初装费和238元的电话机费。
按照这个标准，不禁联想起之前在微博上看到，有网友说自己家在1986年就装上了电话，那得是多大的“土豪”啊。
这装上电话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所有亲朋好友———“有事打我家里电话”，还有人会在名片上印“宅电”，出去递名片的时候“倍儿有面儿”！
当时的街坊邻居关系也好，谁家装了电话，一般都会借别家使用。尹世泰就曾说：“我刚当上副局长不久，单位宿舍楼里只有我和党委书记两家装了电话。这下可好，我们两家几乎成了楼里的传达室。”
“有事儿您呼我！”
“有事儿您呼我！”1986年，北京开通了第一家寻呼台126台。90年代以后，腰挎BP机逐渐成为一种潮流，BP机一响，人们就迫不及待地直奔公用电话亭。不少人至今还记得北京寻呼台当年那个名句：声声百斯特，遥遥两心知。
北京日报资料图
BP机也叫寻呼机，刚开始只能显示号码，发展到后来，还能显示信息。一台寻呼机不会太贵，通常卖几百元，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今天人们都迷恋“苹果”，那个年代有台摩托罗拉就是非常有面儿的事了，想必有人还记得那句广告语：摩托罗拉寻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
1992年北京的寻呼机商店/北晚新视觉供图
当时《北京日报》上还刊登了一首打油诗，充分展现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信息时代的向往：
对讲机、大哥大，BP机、加电话，随时随地可通话。谈生意、传佳话，重时间、效益大，信息时代需要它。
吴兴宏诗并画
“手持大哥大，走遍天下都不怕”
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推出了一款像砖头一样大小的手机，学名叫800兆移动电话，民间称其为“大哥大”。这东西个头不小，也有分量，厚厚的外壳包裹着零件，最上方有一块小屏幕，下面是普普通通的数字键，还带一根天线。
它的出现，让人们随时随地接打电话成为了现实。当时还有句广告词叫做：“手持大哥大，走遍天下都不怕。”
1992年《北京日报》上的大哥大广告
大哥大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用的，一般拿它的都是大老板或者是当年第一批下海淘金的中国股民。
九十年代人们的月收入从百元到一千不等，一台大哥大都要上万元，在黑市甚至高达5万元，通话费也十分昂贵。
手持大哥大的人/北晚新视觉供图
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曾回忆：那个年代大哥大很少，只有港片里边的那些大佬才有。我当时刚创业，账面上资金少得可怜。有一天，我向我媳妇借五千块钱，加上账面上的一万三千多，买了一个一万八千八的大哥大。
用大哥大打电话/北晚新视觉供图
当时，谁要在马路边上拿大哥大大声喊话，必然会引来羡慕的眼光；拥有者一到公共场所，一坐下来，必然是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先把这大家伙放在桌上，胜过千言万语，绝对的显摆！
不过，真正用过它的人就知道，这东西携带不便，信号不好，还有辐射，打电话时间长了都烫耳朵。1993年，《北京日报》还刊登了一篇文章，讨论“大哥大会不会夺命？”
1997年底，北京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仅有6部手机。在此之后，大哥大价格不断下降，也越来越普及。再往后，通讯业的发展似乎被按下了快进键，从小灵通到黑白屏手机，再到彩屏手机、智能手机。一眨眼，今天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
地铁上低头看手机的人们/京报网图
我们有了越来越薄的手机，有了微信、语音、视频，即便身在异国他乡，也能随时随地跟亲朋好友“见面”、“聊天”，以前抓紧时间和家人嘘寒问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与此同时，好像又少了点什么，邻里之间的热闹气氛少了，人与人之间真正见面说话的机会少了，对信息的期盼劲儿少了……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高科技、新设备，只是希望甭管到了什么时候，人们之间的真情还能一如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