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若说品级最高的太监当属李莲英的话，那么，权势最盛的太监就当属安德海了。但就是这样一个权势最盛的深受慈禧太后宠幸的大太监，却在1869年秋出京南下采办途中，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抓拿，就地正法了。
安德海是直隶南皮人，自小净身进宫，在咸丰帝身边当御前太监。由于聪明伶俐，善于奉承，安德海很快就得到了咸丰帝和叶赫那拉杏贞的好感。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行宫，遗命皇长子载淳继承皇位，并派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弼幼主，主持政务。但幼主的生母那拉氏不想大权旁落，便想暗中和咸丰皇帝的异母弟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八月初一日，在安德海的秘密联系和安排下，恭亲王奕訢与两宫皇太后在承德行宫见面商讨夺权的阴谋，成功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去了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的权力。
由于在辛酉政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安德海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成了朝中显赫的人物。此后，安德海又通过不断玩弄心机权术，干预朝政，以功名利禄为钓饵，培植党羽，结交朝臣，一时之间权倾朝野，与明朝的宦官魏忠贤比起来也不遑多让。
安德海既受慈禧太后宠幸，又善于钻营、权势滔天。所以，丁宝桢斩杀安德海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的这一惊人之举，既震惊了满清朝野，也使朝野上下人心大快，连曾国藩都称赞丁宝桢为“豪杰士”。那么，丁宝桢凭何胆敢斩杀了安德海？
丁宝桢斩杀安德海的罪名是“违反祖制、擅出宫禁”。这个罪名，要从清朝开国之初的一项祖制说起。
清朝开国之初，有鉴于明朝太监专权祸国的历史教训，顺治帝于顺治十年颁布上谕，对太监做了六条规定：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顺治帝对太监的这六条规定，后来被镌刻在铁牌上，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成为清朝皇室的一项重要祖制，但凡有太监触犯，便会被处以极刑。同时，清朝的《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还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
安德海出京南下采办，虽是奉慈禧之命，号称钦差，却未携带任何正式的公文。丁宝桢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给安德海定了一个“违反祖制、擅出宫禁”的罪名，把他斩杀了。
但丁宝桢当时斩杀安德海的罪名，只是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明面理由罢了。丁宝桢敢于斩杀安德海，其实背后另有隐情。
我们前文提到，在安德海的帮助下，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訢成功发动了辛酉政变。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訢也当上了议政王，掌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大权，成为一个有真正实权的人物。
这是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便想拿捏一下恭亲王奕訢。如何拿捏恭亲王奕訢？慈禧自然又要让自己宠幸的大太监安德海出马了。
同治四年三月，在安德海的密谋下，慈禧借用一个御史弹劾奕訢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亲手写诏书，革去奕訢的议政王和一切差使，不得干预一切公事。一个月后，慈禧又以奕訢“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由，下令让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
依靠安德海的策划，在一反一复之间，慈禧轻而易举地革去了奕訢“议政王”的名位和权力，扫除了对自己的威胁。
但同时，“居功至伟”的安德海也因为这件事而得罪了奕訢。所以，在奕訢获知安德海奉慈禧之命出京南下采办后，立刻联合慈安太后，请求同治皇帝惩治安德海。
对结党营私、权倾朝野的安德海，同治皇帝本来就十分痛恨。现在听说有惩治安德海的机会，同治皇帝自然也不想放过，于是便密谋给山东巡抚丁宝桢下了一道旨意，让他见机行事，务必杀掉安德海。
问题是，安德海南下，一路所经过的地方很多，同治皇帝为何偏偏选择了让山东巡抚丁宝桢来做这件事呢？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丁宝桢为官廉洁刚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丁宝桢与安德海曾有一段很不愉快的过往恩怨。
清朝还有一项规矩，官员上朝觐见皇帝时，必须先取下帽子磕头跪拜，然后伏在地上听候皇帝的询问，最后辞别时才重新戴上帽子退出大殿。
有一次，丁宝桢上朝觐见完皇帝，将帽子落在磕头用的垫子旁，忘了带走。第二天，安德海托人告诉他，要他用四千两银子赎回帽子。
丁宝桢起初以为安德海只是开玩笑而已，没有在意。但后来，安德海又对他说：“如果你不用银子赎回帽子，我就把它悬挂在宫门上，上面写明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帽子。”丁宝桢听到这话，感到非常窘迫，不得已，只好用二千两银子赎回了自己的帽子。
丁宝桢被安德海狠狠地敲了一回竹杠，从此对安德海怀恨在心。正因为这，同治皇帝选择让丁宝桢去杀掉安德海，也就可以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