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通六年（534年）七月，北魏孝武帝在高欢、怀朔镇豪强酋帅南下洛阳的军事打击下，仓促西入关中，次年闰月即被宇文泰酖杀，北魏从此分裂为由高欢、宇文泰分别把持的东魏和西魏两个对立政权。是什么原因使即位三年不到的孝武帝与亲手将其扶上帝位的高欢及其手下怀朔镇豪强酋帅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不能简单归结为孝武帝与高欢争夺权力所致，而应以孝武帝即位前后北魏政局的剧变为背景，通过对包括当时北方实力最强大的高欢军事集团在内的各派系势力进行比较分析，才能挖掘出高欢南下驱逐孝武帝，对北朝后期政局演变产生直接影响的历史事件的真相。

韩陵之战后，高欢军事集团虽然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但政治和军事形势却迫使高欢不能借击溃尔朱氏主力的余威，趁势控制北魏朝廷、占领洛阳京畿、关中、河南和青齐等大片地区，相反其势力范围仍局限在韩陵之战前后所攻占的河北相州、冀州、瀛洲、定州、沧州、殷州等地，并没有多大扩充。韩陵之战后，虽然高欢进入洛阳表面上成为北魏朝政的主导者，但实际上却形成了高欢军事集团与关中的贺拔岳等武川镇豪帅、洛阳的胡汉士族群体、原尔朱氏降将代地豪帅斛斯椿、樊子鹄等诸派别共享权力的政治格局。

这使高欢无法按照自身的政治意愿去主导北魏国家事务，反而在国家大政上处处要顾及其他派系的利益。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拥立何人为帝的问题上。高欢为使自身所建政权具有最广泛的政治号召力，并没有采纳跟随其征战四方的怀朔镇豪帅库狄干及司马子如等人拥立“懦弱”幼君以便操纵朝政的建议。在进入洛阳之前，高欢就主动迫使信都起兵时自己拥立的北魏皇室旁支元朗逊位。

高欢为争取掌握朝廷和地方大权的斛斯椿、贺拔岳、樊子鹄等众多原尔朱氏集团成员和綦毋儁、卢辩等洛阳胡汉士族对自身执政的支持，采用最为公开的“集百官问所宜立”的方式，妄图绕过河北大族魏兰根、高乾兄弟、崔等人的反对，继续拥立尔朱氏所立的 “素有德业” 的节闵帝，但在崔“广陵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为天子! 若从儁言，王师何名义举？”的政治责问下，为了安抚跟随其一同起兵的河北大族，高欢只好放弃这一想法。然而这对主张拥立节闵帝的众多原尔朱氏集团成员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必然会在无形中加深他们与高欢之间的政治隔阂和矛盾。

出于迎合世人“孝文不可无后”、拥立孝文帝嫡系子孙就能使魏室中兴的社会心理，高欢还曾想拥立孝文帝的儿子汝南王元悦为帝，但“闻其狂暴无常，乃止”。既然拥立何人称帝的问题如此复杂，那么，孝武帝元修又是如何最终被高欢和各派选中，一致拥立为皇帝呢? 《魏书》、《北齐书》对北魏末年的这一大事记载的十分简略，而在唐初已没有丝毫政治顾虑的李延寿在所编撰的 《北史・魏孝武帝纪》 中则详细地记载了孝武帝元修被拥立的经过：“又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先是，嵩山道士潘弥望见洛阳城西有天子气，候之乃帝也。于是造第密言之。居五旬而高欢使斛斯椿求帝。椿从帝所亲王思政见帝，帝变色曰：‘非卖我耶？’椿遂以白欢。欢遣四百骑奉迎帝入毡帐，陈诚，泣下霑襟。让以寡德。欢再拜，帝亦拜。欢出，备服御，进汤沐。达夜严警。昧爽，文武执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劝进表。椿入帷门，罄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曰：‘视，便不得不称朕矣。’于是假废帝安定王诏策而禅位焉。”

元修

《北史》这段记载实际上传递出如下重要历史信息：第一，从道士潘弥在发出“洛阳城西有天子气”的政治预言后，就与孝武帝密会；孝武帝在即位之际“令思政取表，曰：‘视，便不得不称朕矣’”所透露出的骄满之气，可知孝武帝元修本身就有强烈的称帝企图。第二，斛斯椿在高欢拥立孝武帝即位过程中起了“穿针引线”的关键作用，是他“找到”藏匿的孝武帝，游说高欢奉迎孝武帝，使高欢向孝武帝表示拥立的衷心，向孝武帝带头“劝进”。第三，孝武帝称帝带有明显的政治谋划痕迹。按常理而言，藏匿于洛阳田舍的孝武帝消息来源应是比较闭塞的，在人口数十万的洛阳，在各自逃命的混乱局势下，两人要想相遇、密会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在道士潘弥发出“洛阳城西有天子气”的政治预言后，两人很快就能密会。这说明孝武帝与洛阳城中的某些掌权者保持着联系。又如斛斯椿是通过孝武帝在洛阳城中的亲信王思政找到孝武帝的，而孝武帝的藏身之处一定是王思政要保守的秘密。这说明在此之前斛斯椿必然与王思政的关系十分密切。由此推知，实际上藏匿田舍的孝武帝与洛阳朝廷中的斛斯椿、王思政保持着密切联系。

由此可见，“洛阳城西有天子气”应是斛斯椿与孝武帝上演的政治双簧。孝武帝与潘弥密会后，过了五旬斛斯椿才将孝武帝推荐给高欢，而随后寻找孝武帝，高欢奉迎孝武帝入洛、奉表劝进、即位等过程却异常迅速。这说明斛斯椿与孝武帝及其亲信王思政对如何称帝，曾进行了周详的密谋。孝武帝称帝实际上是其本人与斛斯椿、王思政等人所精心策划的结果。

对于斛斯椿而言，高欢击败在并肆的尔朱兆等残余势力，夺取洛阳、关中、河南、青齐等地控制权是早晚之事，到时斛斯椿必然将失去与高欢政治博弈的资本。因此，要保住自身的政治地位，就必须要设法除掉高欢、消灭其武力支柱怀朔镇豪帅。据《北史・斛斯椿传》记载，在高欢进入洛阳之际，斛斯椿就对同为尔朱氏集团主要成员的武川镇豪帅首领贺拔胜说：“今天下事在吾，与君若不先制人，将为人所制。高欢初至，图之不难。”只因没有得到贺拔胜的响应而作罢。在武力对抗策略无法实施的情况下，斛斯椿只好通过策划孝武帝即位，以求通过左右孝武帝来挟制高欢，进而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力，取得对高欢斗争的政治优势，发展势力最终消灭高欢。因此，孝武帝即位实际上是斛斯椿为代表的原尔朱氏集团成员、洛阳胡汉士族等派系妄图消灭高欢军事集团的政治圈套。

据《北史・魏孝武帝纪》载：“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从高欢在仪式中所扮演的角色看，虽然他最具军事实力和政治功绩，但仅是黑毡所蒙七人中的一位。这说明会有诸多政治势力要和高欢、怀朔镇豪帅一同参与到孝武帝的权力分配之中。那么，高欢、怀朔镇豪帅在孝武帝、斛斯椿操纵的权力格局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如何呢?

从中大通四年（532年）四月孝武帝即位至中大通六年（534年）七月其西入关中之前，北魏朝廷诸公职官员如下：高欢为大丞相，元肃、元欣、元谌先后为太师，元谌、元宝炬先后为太保，元亶为司徒，元宝炬、元谌、贺拔允先后为太尉，元悦、元欣先后为大司马，长孙稚（洛阳鲜卑士族）为太傅，元谌、高乾、元坦先后为司空。可见，在以上16位诸公级官员中，高欢军事集团中仅有高欢、武川镇豪帅贺拔允和河北大族领袖高乾3位，其余13位均为北魏宗室和洛阳鲜卑士族。

高欢

虽然太师、太傅、太保、大司马、司徒、太尉、司空等官职不掌实权，但却位居正一品是北魏朝廷的最高级官职。可知，在反抗尔朱氏暴政中没有发挥多少作用的北魏宗室和洛阳鲜卑士族，在孝武帝即位后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高欢担任的大丞相一职虽是北魏朝廷中权力最大、政治地位最高的官职，但洛阳并非其地盘。中大通四年（532年）七月，在占领尔朱兆盘踞的并州后，高欢将相府设在 “四塞” 之地的晋阳。因此，高欢实际上无法通过大丞相一职来亲自行使朝政大权。

此时北魏朝政大权由哪个派别掌握呢？这就需要对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长官人选进行具体分析。在总揽朝廷事务的尚书省，虽然高欢集团中的主要成员魏兰根、怀朔镇豪帅孙腾、任延敬先后担任过尚书左、右仆射，但洛阳鲜卑士族长孙稚却在中大通四年（532年）五月就被孝武帝任命为录尚书事，掌握尚书省的大权。尚书省常置的最高长官尚书令也先后由北魏宗室元罗、元宝炬把持，原尔朱氏集团中的樊子鹄、贾显智也先后担任尚书右仆射。

因此，魏兰根、孙腾、任延敬在尚书省实际上是处于被北魏宗室和原尔朱氏成员左右挟制和监视的处境之下，高欢无法通过上述三人插手朝政。在参与朝廷决策、出纳诏命的门下省，担任过最高长官侍中职的官员分别为：高欢集团的高隆之、孙腾、封隆之、贺拔允，北魏宗室元坦、元孚、元悦、元宝炬、元亶，原尔朱氏集团成员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汉族士族李琰之、羊深。

由上可见，高欢集团成员担任侍中的人数略少于北魏宗室，略多于原尔朱氏集团成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孙腾、高隆之等人拥有门下省的实际权力、与孝武帝保持亲近的关系呢？据《北史・西魏文帝纪》：“始为太尉时，侍中高隆之恃勃海王高欢之党，骄狎公卿。因公会，帝劝酒不饮，怒而欧之。骂曰：‘镇兵，何敢尔也！’孝武以欢故，免帝太尉，归第，命羽林守卫，月余复位。”南阳王元宝炬是孝武帝的亲信，元宝炬对待高隆之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孝武帝对待高欢布置在门下省的亲信孙腾、高隆之等人的态度。虽然孝武帝在元宝炬与高隆之公会殴斗一事上，先免除元宝炬太尉职务，随后又很快将其复位，明显偏袒元宝炬，但孝武帝将元宝炬免职的举动，还是对高欢构成了较大的政治压力。

如果高欢不对高隆之做出惩处，那么就会被孝武帝抓住欺君的口实。这就迫使高欢不得不奏请孝武帝免除高隆之的侍中职务， “高祖责隆之不能协和，乃启出为北道行台，转并州刺史”。由此可知，孙腾、高隆之等人虽位居侍中，但他们不仅不是孝武帝的亲信内侍，而是孝武帝所要排挤和打击的主要对象。《北史・斛斯椿传》载：“孝武帝立，拜椿侍中、仪同开府、城阳郡公。父足亦加开府，子悦太中大夫，同日受拜，当时荣之……从此以后，军谋朝政，一决于椿。”从中可知，斛斯椿是诸位侍中中孝武帝最为重视和拉拢的对象，把持着门下省的实际权力。

贺拔胜

因此，高欢几乎无法通过门下省来监视孝武帝和参与朝廷政务的决策。在起草诏令的中书省，其长官中书令先后由汉族士族裴粲、羊深、河北大族李元忠、武川镇豪帅贺拔胜担任，其中仅有李元忠属高欢集团。据《北齐书・李元忠传》：“后以微谴失官。时朝廷离贰，义旗多见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于荣利，又不以世事经怀，故不在嫌嫉之地。寻兼中书令。”从中可知，李元忠能兼任中书令并不是高欢的安排，而是斛斯椿认为李元忠“不以世事经怀”的政治态度，不会对其执政构成威胁，才让其兼任中书令。由此可知，高欢对于没有多少实际权力的中书省也无法控制。由上所论，在北魏朝廷行政系统的权力分配中，高欢、怀朔镇豪帅是处于被孝武帝、北魏宗室、斛斯椿等原尔朱氏集团成员排挤和压制的地位。

高欢是否能通过控制北魏朝廷的禁卫军，来控制被斛斯椿、孝武帝所掌握的北魏朝廷呢？将从孝武帝即位到其西入关中之前各派所任禁卫军官职做了一个统计，发现武卫将军、右卫将军、领左右、直閤将军、閤内大都督等禁卫军中的重要职务全部由武川镇豪帅、代地豪帅、洛阳胡汉士族、北魏宗室担任。怀朔镇豪帅、高欢妻弟娄昭虽取代贺拔胜担任禁卫军最高长官领军将军，但从禁卫军主要官职各派系所占的比重看，高欢、怀朔镇豪帅在禁卫军系统中居于绝对少数，无法通过禁卫军来控制孝武帝和北魏朝廷。

既然高欢和怀朔镇豪帅在北魏朝廷备受排挤和压制，那么他们在北魏孝武帝的地方权力分配中又是怎样的处境，是否具有控制北方政局的实力呢？根据史料，统计了高欢军事集团中的怀朔镇豪帅、河东土豪、代地豪帅、河北大族、关中士族、怀荒镇豪帅、武川镇豪帅的任职情况与人数，也统计了反高欢各派势力中的武川镇豪帅、北魏宗室、代地豪帅、洛阳胡汉士族、关中士族的任职情况和人数。将两者对比可知，高欢军事集团控制的地区主要是富庶的华北平原和战略要地并肆之地。除并肆是高欢在拥立孝武帝之后靠消灭尔朱兆所取得的地盘外，华北诸州全部是在击溃尔朱氏主力之后、拥立孝武帝即位之前。

北魏形势图

可见，高欢拥立孝武帝即位并没有给其扩张地盘带来任何好处。从高欢军事集团内部各派别所担任州刺史的分布地区看，怀朔镇豪帅无疑占压倒性的优势，其群体担任刺史的人数占其集团担任刺史总数的2 /3。从统计来看，在高欢军事集团中，仅有3人担任都督诸州军事和行台职，除邸珍为武川镇豪帅外，窦泰和孙腾均是怀朔镇豪帅，而且都是高欢的亲信，两人执掌的地区几乎涵盖了华北全境，加之高欢亲自坐镇晋阳控制并肆，这就使高欢、怀朔镇豪帅虽然控制不了北魏朝廷，但他们却通过把持所占地区州刺史、都督诸州军事和行台职牢牢控制自己所占的地区，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与高欢军事集团相比，反高欢势力各派所占地区在孝武帝即位后不仅得以巩固，而且还有所扩大。如北魏宗室群体在此之前任大州刺史的人数不多，在此之后不仅在京师洛阳所在河洛等地的州刺史中占很大比重，而且还纷纷担任青、齐等关东大州的州刺史。又如武川镇豪帅贺拔岳、宇文泰等人不仅牢固地控制着雍、秦、夏等州，而且贺拔胜还掌握了河南、荆襄等地的军政大权。再如代地豪帅樊子鹄等人不仅控制着黄河下游徐兖诸州，而且还拥有黄淮地区的军政大权。从地域上看，武川镇豪帅、代地豪帅、北魏宗室、洛阳胡汉士族等反高欢势力在战略上形成了对高欢怀朔镇豪帅的包围之势。

由此，孝武帝在权力分配上挤压高欢军事集团的同时，孝武帝还希望通过直接拉拢河北大族首领高乾，从而带动河北大族整体从高欢军事集团分化出来，彻底孤立高欢和怀朔镇豪帅。然而最后却以孝武帝除掉高乾，高乾的兄弟高昂和高慎转而投奔高欢，孝武帝和高欢双方关系再没有回旋余地而告终。

对于高乾的死因，《北齐书》编撰者李百药认为“然则齐氏元功，一门而已。但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启疏，假手天诛，枉滥之极，莫过于此”。现代学者大多也认为是高欢蓄意出卖高乾，借孝武帝之手除掉自己集团中的异己势力。高欢借孝武帝之手除掉高乾的说法是值得重新探讨的。因为这是认识孝武帝与高欢彻底决裂、高欢与河北大族关系的重要问题。据《北齐书・高乾传》 记载，高乾是在孝武帝“殷勤逼之”的半胁迫下，当面表示“世奉朝廷”、“以身许国”效忠孝武帝的。史传所载“乾虽有此对，然非其本心。事出仓卒，又不谓武帝便有异图，遂不固辞，而不启高祖”则应进一步分析。

在孝武帝逼高乾表态之前，孝武帝已经和斛斯椿在京师洛阳广置部曲、演练禁卫军，将关中、荆襄大权交给贺拔岳、贺拔胜执掌，高欢对此表示极为不满。这些政情对朝廷百官而言，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对身处洛阳、位居司空、拥有政治历练的高乾而言，更是心知肚明。而孝武帝要其效忠的要求，与他支持高欢起兵讨伐尔朱氏，所奉行的“匡扶魏室”的政治理念并不相悖。因此，高乾在孝武帝的殷勤相逼下，没有理由不表明效忠孝武帝的政治立场。高乾没将此事告知高欢，则是高乾不想使高欢与孝武帝之间的微妙关系变得更为紧张。效忠孝武帝，意味着要在政治上与孝武帝保持一致。在高乾看来，孝武帝迟早要与高欢公开摊牌，“祸难将作，必及于我”。

高乾

高乾深知高欢所统辖的六镇军士的战斗力，如果真要站在高欢的对立面，对于自身家族、河北大族群体乃至孝武帝的政治地位都将是灾难性的。因此，高乾出于自保，避免孝武帝与高欢兵戎相见，维持北魏表面上统一的目的，才做出到晋阳与高欢“面论时事”、劝高欢以受魏禅的冒险之举。而这也应是孝武帝在杀高乾之前，命高乾与高欢所派使臣当面对质时，高乾至死不承认反覆两端、欺君罪名的根本原因。

《北齐书・高乾传》：“乃诏高祖云：‘曾与乾邕私有盟约，今复反覆两端。’高祖便取乾前后数启论时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帝召乾邕示之，禁于门下省，对高祖使人，责乾前后之失。”主张高欢出卖高乾论者，均以这段记载作为高欢出卖高乾的直接证据。从当时政治形势看，对孝武帝而言，既然拉拢高乾对抗高欢不成，出于清除朝廷异己势力的考虑，寻找借口将其除掉是很正常的。孝武帝主动将他与高乾有盟约一事告诉高欢，目的是激怒高欢，利用高欢之手将高乾除掉，从而使河北大族以此抛弃高欢。

就高欢而言，虽然跟以高乾为代表的河北大族有矛盾，但在孝武帝大力扶植敌对势力、分化和打压自身之时，巩固和加强与河北大族的联盟才是最主要的。况且不管高欢是亲手除掉高乾，还是借助孝武帝除掉高乾，都会引发封隆之等河北大族对自己的不满，从而爆发内乱。出于跟孝武帝、斛斯椿斗争的需要，高欢不能也没有必要将高乾出卖，自毁长城。因此，高乾在与高乾面谈后，屡次启请孝武帝任命高乾为侍中，主要想用高乾作为缓和其与孝武帝紧张关系的中间人，其目的还是不想和孝武帝彻底决裂。在遭到孝武帝反对后，高欢为保护高乾，帮助其获得徐州刺史的任命，使其有借口离开朝廷。这些都说明高欢对高乾十分信任，根本没有除掉高乾的想法。

高欢在被孝武帝告知他与高乾结盟，高乾是“反覆两端”之人后，高欢“便取乾前后数启论时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其中“启论时事”具体就是指孝武帝培植武力，拉拢贺拔胜、贺拔岳兄弟诸事。而这在当时几乎是朝廷百官包括高欢本人都知道的事实。因此，高欢这样做根本不是出卖高乾，而是为了表示他和高乾之间并没有谋逆篡位的想法，高乾也并非反覆两端之人。高欢将其与高乾之间往来的书信，是以密封专人携带的方式交给孝武帝的。其目的主要是不想因为此事，在他和高乾之间及朝臣中产生不必要的猜忌。而孝武帝“召乾邕示之，禁于门下省，对高祖使人，责乾前后之失”，将其公开，无非是要将其杀高乾之举嫁祸到高欢之上。

对孝武帝此举，“高乾曰：‘臣以身奉国，义尽忠贞，陛下既立异图，而乃云臣反覆。以匹夫加诸，尚或难免，况人主推恶，复何逃命，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无负庄帝。’遂赐死，时年三十七。乾临死，神色不变，见者莫不叹惜焉。”如果是高欢出卖高乾，高乾会在孝武帝精心安排的，他与高欢所派使臣的公开对质中立即发现。即将被处死的高乾，应该不会有丝毫的政治顾忌。但他却没有一句谴责高欢的话，相反却在大肆指责孝武帝。可见，高欢在交给孝武帝他与高乾往里的书启中，没有将高乾劝其禅魏的建议告诉孝武帝，所写的应是朝臣所共知孝武帝扶植反高欢势力的事实而已，否则高乾不可能如此地坚决否认孝武帝对其不忠的指控。

元修

由此可以断定，高欢根本没有故意出卖高乾的意图，真正要除掉高乾的是孝武帝。从孝武帝将其与高乾结盟一事告诉给高欢、安排高乾与高欢使者当面对质，再到孝武帝杀高乾之后，立即遣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密敕长乐太守庞苍鹰令杀高昂、派使者杀高慎等一系列行为，可知，高乾之死实际上应是孝武帝离间高欢与河北大族的关系，进而造成其集团内乱，并趁机铲除高欢军事集团在朝廷的势力，而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

从高乾之死的政治影响看，高欢从中收益最大。高欢让河北大族看到了他尊崇魏室信念的坚定性，让河北大族看到了他是保全其群体自身安全及政治利益的坚实依靠。高乾忠而受戮的行径，使以“匡扶魏室”起兵的河北大族在孝武帝与高欢的争斗中，选择站在高欢一边。更为重要的是，高乾被杀之后，河北大族失去了能够与高欢抗衡的领袖人物，为高欢扫除了其集团内部的潜在威胁，使高欢、怀朔镇豪帅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取得了对河北大族的绝对优势。高乾之死使孝武帝和高欢之间的关系不再具有缓和的余地，“于是魏帝与神武隙矣”。为了切断高欢对朝廷的监视，孝武帝将孙腾、封隆之、娄昭等高欢布置的亲信一一逐回晋阳。

为在讨伐高欢中抢得军事上的优势，孝武帝提出撤销控制洛阳和晋阳交通、由怀朔镇豪帅韩贤担任刺史的建州，又令御史构陷济州刺史怀朔镇豪帅蔡儁的罪状，妄图拔掉高欢在黄河以南的唯一据点。而这则直接侵犯了高欢军事集团的核心利益。为在讨伐高欢中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孝武帝又将怀朔镇豪帅孙腾定为他与高欢关系破裂的祸源，要高欢将其斩首作为停战的条件之一。如果高欢听命的话，必然会引发握有军权的怀朔镇豪帅们强烈反对。为保持其集团内部的团结，高欢只好与孝武帝兵戎相见。因此，高欢南下驱逐孝武帝，实际上是孝武帝、斛斯椿步步紧逼的结果，也是高欢维护自身集团利益的无奈之举。

从中大通六年（534年）五月，孝武帝下诏“发河南诸州兵，增宿卫，守河桥”摆开阵势与高欢决战开始，到七月高欢打出“诛君侧恶人”斛斯椿的口号，迅速击溃孝武帝、斛斯椿等反高欢势力，渡河进入洛阳，迫使孝武帝西入关中为止，双方之间酝酿已久的决战，仅历时一月有余就决出高下。期间怀朔镇豪帅为高欢迅速击溃孝武帝、斛斯椿纠集的十余万大军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彻底清除孝武帝在洛阳的势力，高欢将受孝武帝重用的代地豪帅叱列延庆、汉族士族兼尚书左仆射辛雄、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廞、兼度支尚书杨机、北魏宗室散骑常侍元士弼一并诛杀。高欢虽然取得了对洛阳朝廷的绝对控制权，但他却成为世人眼中“逐君专权”的乱臣贼子。为了挽回政治上的失败，同时吸取拥立长君难以控制的教训，高欢拥立只有11岁的北魏宗室元善见为孝静帝，建立东魏。由于洛阳处于西魏对峙的前沿，为安全起见，高欢在孝静帝即位三天后下诏迁往自己控制的邺城。高欢以臣伐君、屠戮大臣、专立幼主、擅自迁都等行径，使其在政治上几乎破产，“有识之士，孰不欲推刃于其腹中”。

王思政‍

高欢南下驱逐孝武帝，表面上虽是“过在高欢”的权臣篡逆之举，实际上却是六镇暴动后地位迅速蹿升的高欢、怀朔镇豪帅为维护自身权益，被迫与时刻要消灭其集团、拥有显赫地位的孝武帝等北魏皇室、原尔朱氏集团中斛斯椿等代地豪帅、王思政等洛阳胡汉士族、贺拔岳等武川镇豪帅诸多派系进行的军事政治较量。怀朔镇豪强酋帅是高欢南下驱逐孝武帝、平定因逐君而引发的四方叛乱等众多战事依靠的军事力量，他们由此成为东魏北齐国家的勋贵和武力支柱。

高氏宗亲虽然没有多大战功，但却成为高欢压制怀朔镇豪帅的政治势力，掌握军政大权。而河北大族则由于首领高乾的身亡，军事政治实力的迅速下降，逐渐成为依附于高齐政权的文官群体。因此，高欢南下逐君的政治影响，一方面是直接导致了北魏分裂，另一方面也基本奠定了东魏北齐怀朔镇勋贵充当军队主要将领，高氏宗室掌握核心权力，河北大族出任文官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