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edee
这是“1978-1988那十年”的第8篇，来看看这个满是文化热、留学热，同时又被全球化和商品经济盘得欲仙欲死，满是矛盾的1985年。
1985年的开头，从一场特别的讲习班开启。
刚成立没多久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年初发布了一则小通知：要搞一场历时21天的“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即日开始报名，2月5日截止。共200个名额先到先得，学费每人200元。3月4日开班，24日结束。
如今看来，200元也就是几杯星巴克的钱，还不够家里吞金兽上一节钢琴课。
但在1985年，200元抵得上一个中国居民近4个月的生活费。按照《中国经济年鉴》可知，当时一个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全年生活费支出为673.2元，而一个农民连前者的一半都不到，仅为317.42元。其中不仅包含了房租、水电、学杂、交通等刚需支出，还有食品、衣着、医疗、燃料、文娱等购买商品支出。
所以200元听21天课？这课的主讲人是巴菲特、比尔·盖茨、乔布斯和马斯克？
大差不差吧。因为在这则小通知后面，贴心地附上了一份讲师名单。他们是：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侯仁之、金克木、虞愚、牙含章、石峻、吴晓铃、戴逸、何兹全、丁守和、阴法鲁、朱伯崑、汤一介、庞朴、李泽厚和孙长江，再加上国外学者杜维明、袁晓园和台湾知名学者陈鼓应，共22位学者。
所以，如此豪华的阵容只要200元？这性价比简直了。而作为1980年代的首席“文化年”开场甜点，这200个名额当然是秒没了。
第一位演讲者就是当时已92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
同是演讲人的汤一介回忆说：“梁漱溟先生口齿、思路都很清楚，讲话亦很生动幽默。他以《中国文化要义》为题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这是他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在此之前他已经沉默了30多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书院历史上不能不记下来的一页。”
每一个学者在进入大礼堂前，台下早已架好摄像机，各式各样的录音机也摆满了讲台四周，坐席上已满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听众。
其中来自高校、科研单位的人占到60%以上；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95%以上；已毕业和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约占总数的25%左右，教授、副教授、讲师职称的约占总数的20%，有不少还是知名学者或学部委员。
某种程度上，近40年前的“中国文化系列讲习班”就如同近年来的MBA或EMBA班，相比其他部门想出了“炒老玉米豆，养蝎子，倒钉子、麻袋、车皮”等各种靠商养文的馊主意，这种典型的“教学相长”必然是一举成功。
于是乎，次年年初主打“中外文化比较”的第二期讲习班红红火火地又来了。而相比之前，新一期的讲习班学员中，还多了不少来自知名企业的领导。比如江西汽车制造厂，就派了好几个人来听课，党委书记杨洪基、宣传部长杜彬、总工程师张吉良等等的。
而被问到搞企业的为什么会对文化感兴趣时，这些学员表示：“没有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企业就难于奏效。现代化的企业是现代科技、信息、管理的综合体，必须建立在现代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必须依靠具有现代文化素质的人。”
文化大师们的精品课也只能抚慰少数人的大脑和心灵。
在大小新闻媒体成群结队地报道首届讲习班，讲述中西文化人伦和精神差异后没多久，5·19事件它就……挺突然地发生了。
刚获得1984年亚洲杯亚军的中国男足第三次向世界杯发起冲击，这场在无数人看来堪比和秦始皇亲嘴——稳赢的比赛，由于轻敌造成1：2输给香港队，只列小组第二名，未能进入第二阶段比赛，和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彻底失之交臂。
这个结果让全国的球迷脸上彻底挂不住了。
因为就在前一天，大名鼎鼎的《足球报》主编发表署名文章拍断肋骨表示：香港队就算防守再严密，也属于“竹密难挡流水过”！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亚洲杯亚军！是“有文凭的亚洲老二”！而这个老二起码会以2：0的成绩击败香港队，才算对得起自己老二的头衔。
而5月19日之后亚洲老二再也二不起来了，这让全国球迷，尤其是8万名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现场督战的球迷情何以堪？
一瞬间，这8万球迷被英国足球流氓附体——导致球员和教练曾雪麟在运动员楼中猫了整整三天三夜，期间不断有球迷手持啤酒瓶和板砖跑楼下要球员好好欣赏他刚练成的全套口腔体操，更迫切希望和他们进行深度物理切磋。
球员和教练玩消失，无数球迷没了切磋目标，只能对着球场和周边公共设施进行物理输出，数十个垃圾桶被原地推倒。
最惨的还得是那两天在北京出街的外国人和南方口音人，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无耻偷袭。一名路透社记者表示，他在路边举起照相机，闪光灯刚一亮，立刻有石块向他飞来，还有一群人嘴里不停地大喊大叫着：“香港人！香港人！”
被偷袭的还有各类窗玻璃——几十辆公交，25辆小汽车，东四十条地铁站和一座交通岗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最惨的，还得是那晚刚巧停在体育馆周边的两辆涉外小轿车，被人用蛮力彻底掀了个底儿朝天。
那几天警方一共拘捕了127名闹事分子，后者被定性为“有组织的破坏活动”。
不过，诸如美联社、法新社等国外媒体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反而认为这是中国“和全球接轨的正常情感表现”，属于全球球迷都会有的共性和通病，谁也组织不了，谁也阻止不了。
海外媒体见怪不怪的态度很快就有了回应：5·19事件仅仅过了10天，欧洲爆发了海瑟尔惨案——在利物浦队与尤文图斯队进行欧洲冠军杯决赛前，意大利与英格兰球迷的物理切磋过于沉浸，造成多人伤亡。
不过对于广大中国球迷而言，以上那些有的没的早已不重要了，对中国足球丧失信心才最要命呢。
开始和国际接轨的不仅仅是球迷。
7月，魔都的中苏友好大厦（即如今的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了上海第一届国际车展，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首届国际车展。
主办方分别是刚成立一年的上海国际展览公司和一家香港展览服务公司。按你胃，他们其实都不重要，关键是“支持单位”——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也是如今上汽集团的前身。
因为如果没有当时上海汽托的鼎力支持，中国的国际车展系列估计要晚上起码五年。毕竟，1985年时的中国，无论城市抑或乡村，主要道路还是被公交车、自行车和农用车们牢牢把控，交通信号灯基本也都是人工控制的，私家车依旧属于聊胜于无的状态。
也因此，当时的展览面积也就区区1.5万平方米，只有如今国家会展中心的百分之一。参展国家22个，展出车辆100余辆，且多以国外品牌和商用车为主。
不过首届上海车展不是以量大取胜，人家主打的是规格和档次。
比如出席与参观人员的级别。除了老伙计饶斌外，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还带着当时的土耳其总理厄扎尔都前来捧场了，两人坐在一辆红旗车里大大方方地绕场一周。
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下属的七大汽车联营公司也都派专员前来送花篮，大家还顺便搞了60多场技术交流和业务洽谈会，并将这些年自己新造的汽车开来了——比如红旗轿车、天津大发微型车、南京依维柯货车，以及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的上海大众桑塔纳。
不少的汽车产业巨头，整车厂如大众、奔驰、马自达、日产、雷诺、雪铁龙、福特、通用、菲亚特等，一些海外零部件企业比如纳铁福公司等也都纷纷赶来捧场道贺。大家将那些年的重磅产品一字排开，用最直接的方式打破中外汽车产业的信息不对称。
对于1985年的上海人而言，逛车展最要紧的事情则是排队——仅第一天，中苏友好大厦就迎来了2万名好奇而拘谨，口袋空空又充满礼节的观众。
不少人直奔露天的上海大众展台，不仅为了一睹直接用进口零部件组装而成，最原汁原味的初代上海大众桑塔纳，更为了一睹传说中那辆即将代替上海牌和红旗牌小轿车的特供官车奥迪100。
当时，上海大众德方副总经理甚至当众拍断肋骨发下宏愿：“奥迪100进入上海大众的全家福套餐，指日可待！”
更多的人排队是为了领取各大品牌提供的免费说明书。尤其是那些印有外国汽车的彩色图鉴，成为那年车展最抢手的爆款。大家纷纷拿回家贴在墙上或者压在玻璃台板下面，这可比传统挂历漂亮太多了。
正是通过这些宣传页，中国人开始明白车展的意义以及背后的一些文化传承，其实和书展、花展之类的大差不差。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用车观念，与中国人认为的权力地位财富的确有些关系，但也只是有点而已。
更重要的是，车是他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首届上海国际车展无比成功地在大家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即使其中的不少品牌，直到5年、10年甚至15年后才正式进入中国。
随着洋货自用、国际球赛、国际车展等新经济新现象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专家们开始有新的担忧，尤其担忧那些经济开始腾飞的地区——大家的脑子里似乎只剩下“拼命赚钱”这一个选项，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眼瞅着指日可待。
专家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收入普遍低于同龄青工和打工仔，即脑力劳动者拼不过体力劳动者，更拼不过个体户、生意人。他们将这种现象无比形象地称为“脑体倒挂”。
根据当年北京的年均工资数据，年均工资最高的是建筑业，为1827元人民币；排第二的是服务业，1426元；之后是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和工业1333元。科研和机关文教排在最后，分别是1330元和1240元。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原副会长，知名经济学家陶大镛曾讲述过一个如今看来比段子还段子的“脑体倒挂”：有一个人有仨孩子，大儿子读到大学毕业直接留校当了老师，每月工资90元；二儿子高中毕业后进厂当工人，每月能拿100多块钱；小女儿初中文化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却能拿到200多块钱。
当然，最经典的KO案例莫过于月入750元的茶叶蛋老太VS月薪不到400元的原子弹研究科学家。以至于当时形容“脑体倒挂”这一现象的骚话不断被推陈出新着——“造原子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正是这种新现象、新名词，开始从各方面深深影响之后的中国社会，持续时间长达10年以上。
“脑体倒挂”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探寻新生路。
1985年的中国，各种文化汇聚成为一股热潮，但依旧抵不上个体户和万元户的迅速崛起，年轻知识分子只能通过新一轮弯道超车来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
也是这年，我国正式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制度，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对于无数即将毕业又不想参加低性价比工作的大学生而言，无疑是继托福入华之后的又一重大利好，就等于将那条弯道上的障碍层层扫清，恭请大家赶快超车。
无数应届毕业生开始前赴后继地或踏上拥有无数灯塔的彼岸，或前往正被无数泡沫拥簇托高的隔壁小岛。
这其中，既有1973年“小学生日记事件”的始作俑者黄帅，也有默多克的前妻邓文迪。
不过，这批“出国热潮”中的大部分学生多属于自费出国，不能拿到全额奖学金，因此在经费方面不能说是家财万贯，至少也可以说是资不抵债——即便他们的衣服夹层中藏着全家人的存款，这些巨资实际上也至多只能支撑他们的单程机票，而已。
至今，还有不少人依旧记得30多年前的那段苦日子。尤其难忘春节时泛起的乡愁，绝不是打电话问候家里，聚一起吃顿饺子就能简单排遣的。
因为绝大部分人只能依靠打工洗盘子做保姆赚取学费和房租，打长途电话和做饭都要精打细算，更不用说回程机票了，因此只能长年累月地默念《静夜思》。
但不少人对这样日夜不息的日子无怨无悔，即使那段岁月堪称“海外版脑体倒挂”。一来的确收入不可同日而语，国外洗一个月盘子的收入远超国内卖一个月茶叶蛋；二来海外没有熟人社会，没人知道你之前的身份地位，大家可以毫无包袱地干体力劳动而不用被审视和同情。
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一部分知识分子坐下“寻根”。
前者是为了重拾尊严实现弯道超车；后者则是为了国家文学层面实现弯道超车——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20世纪中后期不断冒出的海外名作，尤其是1982年诺奖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大家被这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著作迷得不要不要的，从中发现了第三世界国家迅速走向世界中心的捷径——以文学的名义。既能对传统与民族文化进行新一轮的挖掘，还能找回作家原来的个性和自我。
一个叫莫言的年轻作家试着向《中国作家》杂志上投稿了一篇小作文《透明的红萝卜》，讲述了一个有着硕大脑门的黑孩儿的奇幻经历。他被饥饿蹂躏，被后母虐待，被周围人冷漠，孤独又倔强。偏偏他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心，五感也远非常人能比，很多美好的东西被他无限放大，甚至变得有违常规：黄麻地成为了如同湖泊和大海的水域，微小的麻雀变成斑斓的翠鸟；雾气碰撞黄麻叶子和茎秆能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蚂蚱扇动翅羽就像“火车过铁桥”；菊子轻轻弹落一根头发，着地声音“很响”……
也在第一时间，《透明的红萝卜》让主编冯牧大吃一惊，将小作文迅速发表后立马开了一个研讨会，找了一群作家和评论家热烈表扬了莫言和他的作品，30岁的莫言一战成名，并在一年内再接再厉，继续发表《爆炸》、《白狗秋千架》等中篇小说，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寻根文学及国内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命根地位。
通过文学实现弯道超车——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青年的新冲动喷薄欲出，他们深信“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只是一句空话标语，而是一个新时代下可以通过交流、学习、努力、奋斗而达成的新目标。
1985年，在汽车走私案中捅出大窟窿的雷宇离开了海南；
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员尧茂书用自己的生命揭开了长江漂流的第一页，更掀起了全国上下漂流长江的热潮，也唤起了中国民间环境意识的初代觉醒；
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教师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通过了13年前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第一批共143项发明创造，获得国家级的“专利证书”，也是中国第一批“专利证书”。
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身边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与国际接轨，比如知识和文化，比如娱乐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