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韩国总统尹锡悦试图以戒严令扭转自己的政治困局，未料，这场自上而下发起的政变仅持续了不到六小时就草草收场，成为国际笑话。
而在45年前，韩国另一位关键人物全斗焕，同样是利用军事力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功登上了权力巅峰。
这两场看似相似的政变，结局却南辕北辙。
这场失败的政变始于一封戒严令。
在支持率跌至历史低点、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尹锡悦将政局僵持的原因归咎于所谓的“反国家势力”。12月3日晚，尹锡悦通过电视宣布实施戒严，要求军队“保护国家宪法秩序”。
首尔街头迅速出现了装甲车与武装士兵，看似一场严肃的军事行动即将展开。但这场试图效仿“首尔之春”的举动，没有带来稳定，反而以匆忙撤销而结束。
究其根本，是尹锡悦从一开始就错判了形势，也低估了现代韩国民主社会的复杂性。
首尔街头的装甲车与士兵，表面上显示了尹锡悦的权力，但这些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实弹，这是政变失败的第一个关键点。军方的出工不出力反映了深层次的问题——尹锡悦的政变没有获得军队真正的支持。
在现代民主制度下，韩国军队已被严格嵌入宪政体制中，军官和士兵的忠诚更多指向国家法律，而非总统个人。
即便尹锡悦试图拉拢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谋总长等高级军官，也未能改变局势。这与1979年的全斗焕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年的全斗焕是通过建立一心会这样的小圈子，与军中将领和士兵建立起了长期的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他用这些关系精准策划并执行了双十二政变。
全斗焕能够依赖的是圈子内部的忠诚，而不是指望军队对体制的遵从。
现代民主制度下，尹锡悦的戒严行动还遭遇了另一个致命难题——信息流通过于迅速。他未能有效控制互联网和媒体，而这成为政变的加速剂。
在野党领袖李在明迅速利用媒体反制，带领议员翻墙进入国会，并通过直播实时记录政变细节。这场“翻墙行动”不仅成为民众热议的焦点，也直接削弱了戒严行动的正当性。
反观1979年的全斗焕，那个时代的媒体掌控在政府手中，信息的封闭性为政变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全斗焕得以逐步控制局面。如今，韩国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显然已成为任何试图通过非民主手段掌控局势的领导者的一大阻碍。
除了军队和信息传播的差异，经济形势也在两次政变的成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全斗焕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军队控制，还与当时韩国的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在他的执政初期，尽管韩国处于威权统治之下，但经济却保持了高速增长，汉江奇迹的余温仍在。
这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让民众对军政府的独裁行为产生了一种容忍。而尹锡悦却恰恰相反。他执政的两年时间里，韩国经济一蹶不振，GDP从世界第10跌至第13位，物价飙升，通胀严重，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经济的不稳定加剧了公众的不满，成为政变失败的催化剂。当普通士兵的餐桌上只有泡菜和海带时，他们自然不可能像全斗焕时期的士兵那样，为一位领导人卖命。
全斗焕
财阀问题也进一步暴露了韩国政坛的深层矛盾。
全斗焕时代的财阀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军政府以强大的国家干预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将财阀控制在体制框架内。
而到了尹锡悦时期，财阀早已成为一种脱离政府掌控的经济力量，它们的支持与否甚至可以左右政府政策。
尹锡悦试图通过削减军费和减税来拉拢富人和财阀，却忽视了社会对财富分配不均的不满。当第一夫人金建希的迪奥包包事件成为全国性话题时，财阀形象的腐败与奢侈也被放大，进一步损害了尹锡悦的公信力。
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两次政变所处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
全斗焕发动政变的1979年，韩国仍是一个政治极不稳定的国家，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其盟友的政治体制并不关心，只要维持反共的基本立场即可。全斗焕利用了这一国际环境，通过政变巩固权力，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国际认可。
而2024年的尹锡悦，却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中。
美国对韩国民主制度的依赖远超军政府时代，任何背离民主原则的行为都会立即遭到国内外的强烈批评。政变发生后，国际社会对尹锡悦的普遍质疑和批评进一步削弱了其政变的正当性。
尹锡悦的失败不仅仅是一次个人判断的失误，更是一场现代韩国政治体系对不合法权力斗争的有力回应。
从军队的冷漠，到社会舆论的迅速反应，再到经济压力的叠加，这些因素共同铸成了他的政变失败。而全斗焕的成功则是一种历史性的巧合，基于那个特定时代的权力结构、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背景。
韩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任总统都未能“善终”。
这背后并非简单的青瓦台魔咒，而是韩国政治制度中短任期、政党更替频繁与财阀控制的深层矛盾使然。尹锡悦这场未遂的“首尔之冬”，只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又一案例。
或许，它也提醒着未来的韩国领导人，一个真正稳固的政权不可能依靠政变、戒严和独裁，而只能通过回应民众需求、解决经济困境与实现社会公平来赢得支持。
参考资料：
韩在野党发起弹劾，尹锡悦难逃“青瓦台魔咒”？｜第2眼——羊城派2024-12-04 13:49
尹锡悦，困于龙山总统府——新京报2024-12-18 2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