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除了CC系、政学系、黄埔系这三大派系之外，还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朱家骅等人各自为核心分别形成的势力集团。

作为乱世枭雄，野心使然，军统戴笠既善经营圈层人脉，又极具攻击性。在这些派系之中，黄埔系算是戴笠本家，宋子文、何应钦与之关系密切，除此之外，其他派系均与戴笠处于对立状态，并且都遭到过戴笠的狠辣攻击。

但有一个宿敌例外，此人就是土木系的首领陈诚。

陈诚出身保定军校，1922年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从此开启一生追随老蒋的政治生涯。

陈诚崛起，前期靠北伐军功，而后靠政治操守以及对老蒋的绝对忠诚。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老蒋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高层中找不到第二人选。当时，国内外都在盛传，“小委员长”陈诚将成为老蒋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

大概是英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中心的缘故，加之性格刚直，高傲冷峻，又有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援，在国民党圈层，陈诚一向独树一帜，眼高于顶，大有众人皆庸唯他卓绝的架势。

他曾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始终不给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耍小聪明，没有大局观念；他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靠机缘时机，将军队摆在西北要害位置而见重于老头子；至于一度称霸中原的汤恩伯，他更是认为“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

朝中大员、封疆大吏、一方主将，陈诚都是如此不屑，看待戴笠，他就更不可能有丝毫认同、好感了。

陈诚一向清高地认为，戴笠靠用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请赏于老头子，根本就是不入流的龌龊角色，完全不值一提。

因为对戴笠的厌恶与排斥，为防范军统的渗透与打入，陈诚甚至在军中建起了自己的特务系统。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系统，除了张学良、胡宗南，只有陈诚一人。但张学良、胡宗南与陈诚不同，他们与戴笠的私交甚好，在军中搞特务系统不仅得到了戴笠的默许，而且与戴笠及军统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世人的印象中，戴笠作为军统特务头子，似乎专干恶事，永远见不得光。其实，戴笠登堂入室的野心非常之大，势盛之时甚至有做老蒋接班人的欲念。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戴笠不能不想，万一陈诚在老蒋之后真的取而代之了，以他对军统的成见与厌恶，外加政治争斗的残酷，等待他戴某人的恐怕只有死无葬身之地了。

弱肉强食。

赢家通吃。

与陈诚必做你死我活的争斗，如果以动物来作比喻的话，戴笠很像一匹老狼。

老狼猎杀大型目标，总是充满耐心，阴狠异常。

长期以来，戴笠深知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他埋伏起来，用以静制动的办法，不与陈诚作正面交锋，始终躲在暗处窥测时机，待抓住时机会，一跃而起，一击而中要害，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

戴笠的这个策略可以说是完全成功的。

1943年冬天，一个几乎能置陈诚于死地的难得机会，终于让戴笠等来了。

1939年10月，陈诚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长官部设在湖北鄂西重镇恩施，任务是阻止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后，进一步进攻湘西，逼近川东。从战略态势上看，陈诚此任负有拱卫战时陪都重庆的重任。

1939年，中国的抗战形势异常严峻。悲观、失败主义情绪肆意弥漫，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派头子公然叛逃投敌。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里的一批青年爱国军官认为抗战一败如斯，主要原因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腐朽昏庸的官僚以及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将委员长包围，致使委员长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倘若要扭转局面，必行进行一次军事行动，将这批昏庸腐朽的可耻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廉洁苦干的栋梁精英进入高层领导，辅佐委员长领导抗战、治理国家。

就这样，这一批青年爱国军官在第六战区司令部密谋形成了“清君侧”计划。

当时，这些青年爱国军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难成大事。于是，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青年军官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机会，进一步在陆大寻求同道，扩充力量；另一方面他们积极与在华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的美国军官进行联络，寻求外力的支持。

那一时期，美国人对老蒋持悲观失望态度。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直截了当地询问驻华美军司令、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你认为蒋能够支持多久？”

史迪威回答，如果日军再发动一次1942年那样的夏季攻势，蒋就会垮台。

当时，美国人有一个看法，如果战局进一步败坏，他们或许可以建立一个由陈诚、薛岳等少壮派将领领导的政权，以取代蒋的腐朽统治。

在这个微妙的背景之下，倘若“清君侧”计划败露，有人深挖其内涵，陈诚的处境就危险了。

你究竟是想“清君侧”，还是想发动叛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档口，正是军统势力大发展，无孔不入的阶段，因此，戴笠很快截获了“清君侧”的计划。

说戴笠像老狼，接下来又是一个典型时刻。

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戴笠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组织和特检处加强对六战区长官部及陆大内这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搜集新的证据。

毫无疑问，戴笠这是在等一个杀机。

何为杀机呢？

在戴笠看来，需满足三个条件，才是杀机——一、窥得计划全貌；二、须待该计划进一步黑化；三、最好能牵连到陈诚。

1943年，在戴笠阴森眼神的凝视下，情况有了转机，杀机似乎出现了。

1943年2月，老蒋命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调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走一大批人员到楚雄组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这样，一批策划“清君侧政变”的青年军官开始渗透进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在那里继续进行计划并组织实施，这就是戴笠想要的“该计划进一步黑化”。

在楚雄，这一批青年军官最终拟定了行动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七周年纪念日——1943年12月12日举行。

专门挑这个日子，这其中的意味就幽长了。

然而，这批青年军官毕竟年轻，缺乏经验，他们非常致命地忽略了一点，云南是军统特务窝子，他们的秘密根本藏不住。

戴笠拿到全套情报，特别是查清了这批青年军官中有一人是与陈诚关系密切的亲属，他便认为绝杀的机会到了。

带着这一案件的全部案卷，戴笠亲自向老蒋面报，并在暗中透风给何应钦，要他注意提高警惕，以防有人对其有不利举动。

老蒋闻报，震惊不已，立即批准戴笠的行动计划，并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

到了这个阶段，戴笠的獠牙便全部龇出来，并且如老狼一般向致命处死咬。

一口气逮捕了600多人后，戴笠亲自对首要分子进行审讯，目的只有一个，拿到陈诚牵扯其中的口供。

危机时刻，幸亏这帮青年军官骨头硬，有脊梁，始终没有栽赃、陷害、出卖陈诚。

戴笠审完，只差一点。

老蒋虽然宠信陈诚，不相信他会介入这种事，但陈诚作为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不能推卸责任。面对压力，老蒋最终决定解除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对外则以陈诚养病为由，主动请辞为借口，另调卫立煌接任，以示对陈诚的惩戒。

这一番斗狠，戴笠虽然没能彻底打倒陈诚，但确使陈诚锐气大减。

从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陈诚罕见地经历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一个空白时期。

更让他不愿提及的是那16名被杀的青年军官，从某种程度上讲，那是戴笠的“杀鸡儆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