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
“战神”白起挥剑准备自刎谢罪，不禁仰天长叹，“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得罪了上天？”
考虑良久，若有所悟，“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近阬之，是足以死。”
但凡大人物面对死神总会向天发问，项羽如此，白起亦如此。
“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关于“战神”白起之死，司马迁将时间锁定在秦昭王五十年（即公元前257年）。
白起之死虽与长平之战有关，但坑杀赵国降卒却并非主要原因。根据司马迁记录，长平之战“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即杀掉和俘虏的共计四十五万人，所以赵国青壮男丁基本上所剩无几。
长平战后，大约四十余万赵兵投降，白起考虑到“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赵国人反复无常，如果不全部杀掉，恐怕会叛乱，于是“挟诈而尽阬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仅留下二百四十人的童子军返回了赵国。
白起被历史公认的战神，一生大小七十余战未有败绩。但是，白起杀戮太多，在司马迁的记录中将近百万之众。
白起在战场上未逢敌手，在朝堂上却败给了一个小人——范睢。而鼓动范睢对白起痛下杀手的便是苏代——伶牙俐齿、舌灿如花的纵横之士。
苏代游说范睢关于苏代介入，还得从长平之战获胜后说起。秦昭王四十七年（即公元前260年），长平惨遭战败，“赵人大恐”。毕竟，赵国男丁丧失殆尽，人心惶惶，毫无斗志。“（秦昭王）四十八年（即公元前259年），秦复定上党郡”——秦军接着又平定了上党郡。
上党原属于韩国。秦昭王四十五年，白起攻占了韩国野王，由此封闭了上党回韩国的道路。上党郡守冯亭率领百姓投降了赵国，从而引发了长平之战。
平定了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龁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秦军势如破竹，灭赵破韩尽在朝夕之间，苏代出场了。
“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赵国、韩国惊恐万分，他们都想到了苏代。此时，纵横之士苏秦、张仪均已作古。于是，苏代带着大量钱财以及赵韩两国的使命到秦国劝说时任丞相应侯。
在此，需要明确苏代入秦时间为长平之战后！
应侯即秦国丞相范睢，跟苏代可以说是同行，都是靠耍嘴皮子混饭吃的。大家都是靠嘴皮子混饭吃，可以想象忽悠范睢难度极高，然而苏代从看似漫不经心的切入话题。
“武安君擒马服子乎？”
“武安君”是白起的封号，“马服君”是赵奢的封号，“马服子”则是赵奢之子赵括。
这句话换个说法为“白起擒获赵括了吗？”这难道还需要问吗？长平之战已经结束，且人尽皆知赵括已兵败被杀。
所以，范睢轻描淡写地回答——“曰：‘然。’”
毕竟，秦国长平大捷的消息天下传扬。而范睢对长平之战获胜同样功不可没。
“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正面战场是“战神”白起拼杀，战场之外却是范睢行施反间计，这是秦国获胜的关键因素。
“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长平之战初期，廉颇“坚壁以待秦”，赵国采取防守战术以消耗秦军，所以秦兵攻打了三个月没有丝毫进展。于是，范睢派人重金在赵国散布谣言：“秦国所担心的，唯独害怕马服君之子赵括任将；廉颇容易对付，很快就要投降了。”
“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赵王对廉颇坚守壁垒不战深感不满，况且廉颇又多次败阵丢兵，听信了谣言，“因使赵括代廉颇为将以击秦”。
赵王并不知这是反间计，所以轻易临阵换帅，赵括取代廉颇为秦军胜利奠定了基础。如果赵国坚持任用廉颇，长平之战胜负未定。
“又曰：‘即（将要）围邯郸乎？’”——苏代又说道，下一步就是围攻邯郸（赵国国都）了吧？这是赵国所坚守的最后堡垒。
范睢仍轻描淡写地回答——“曰：‘然。’”
两大“辩士”的智慧交锋，言语如此简洁。双方各自表情、心理为何，可以充分想象。
苏代挑拨离间苏代话锋突然斗转，让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范睢如坠冰窟。
“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虽周、召、姜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国灭亡之后，那么秦昭王就可以统一天下了，届时白起必定位列三公。白起战功赫赫，为秦攻占了七十多座城池，向南平定鄢、郢、汉中等地，向北摧败赵国，即使周公、召公、姜望在世功劳也不过如此。
苏代如此分析，无疑将白起捧到一个很高的历史地位。但是，作为白起坚定的支持者，应侯范睢甘愿默默无闻吗？
“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苏代不给范睢过多思考，继续分析道：长平之战，白起擒获了赵括，已立下了不世之功。如果白起继续攻打邯郸，那么赵国必然会灭亡，秦昭王一统天下，白起必定位居三公，先生甘心屈居于白起之下？即使不想屈居人下，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了。
苏代言外之意，白起战功卓著远超过范睢，势必对范睢的政治地位构成威胁。
“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苏代同时分析：如果继续攻打赵国，对于秦国未必会有好处。以秦国攻打韩国为例，秦国包围邢丘，封锁上党，上党百姓却投奔了赵国。可见天下人不愿意成为秦国子民。
如果灭亡了赵国，赵国可能四分五裂，北边投靠燕国，东边并入齐国，南边都是韩魏的土地了，那么秦国必定得不到几个人。所以不如割地和谈，避免白起再立军功。
“于是应侯言于秦王”，司马迁没有描述范睢听后反应以及神态变化，而是直接写到范睢进宫劝谏秦昭王。“功高”不仅可以“震主”，当然也可以超越丞相之位。范睢自然不愿意看到白起将军超越自己。
“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军长时间征战已经疲惫不堪，不如迫使韩、赵两国割地求和，咱们趁机撤军休息一下。
司马迁没有让范睢复述苏代的分析，而向秦昭王建议暂且休兵。“王听之”——秦昭王听从了范睢，“正月，皆罢兵”——于是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秦国罢兵撤退。
“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当白起听说撤兵是范睢在背后搞鬼，由此对范睢心生怨恨。这为白起之死埋下了祸端。
“隙”原义为墙壁交界处的裂缝，后引申为嫌隙、感情上的裂痕。这意味着先前范睢与白起虽不至于友情深厚，至少配合协作方面还算和谐。
白起屡屡抗命“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秦昭王四十八年九月，也就是撤军仅八个月之后，秦国再次出兵攻打邯郸。秦国领兵作战之将并非武安君白起，而是五大夫王陵。
“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
司马迁解释说当时武安君白起生病，不能成行。其中“任”字按照《史记正义》解释为“堪”，意思是胜任。武安君究竟是身体生病，还是心理生病呢？
“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秦昭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58年）正月，王陵攻打邯郸，占据了微弱优势，秦国又增兵助王陵。从四十八年九月到四十九年正月，五个月没有太大进展。
“陵兵亡五校”——王陵却吃了败仗，损失了五校士兵。“校”为军队编制单位。这让秦昭王颇感失望。“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秦昭王此时想让病愈的白起替代王陵攻打邯郸。
武安君言：“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白起分析道：现在形势已不同于正月，邯郸很难攻打，且诸侯救援不日将抵达，秦国招致诸侯怨恨太久了。虽然长平之战打败了赵国，但是秦国士兵也伤亡过半，致使国内兵力空虚。长途奔袭，翻山越岭去争夺别人的国都，赵国在里面接应，诸侯从外面进攻，必然可以打败秦军。所以不可以这样做。
白起分析客观冷静，长平之战攻打邯郸，秦军一鼓作气，而赵军恐惧，诸侯无力救援，所以攻占邯郸大有可能，如今则不然。
“秦王自命，不行”——秦昭王对白起的分析置若罔闻，亲自下达命令让白起出征。岂料，白起再次拒绝受命。
如果说此前“不任行”是不能胜任，那么此时“不行”则是白起抗命。
“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于是秦昭王派范睢去请白起，白起始终推辞不肯出发，最后借口生病了。
“秦王使王龁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秦昭王无奈派王龁替换王陵，仍未能攻下被围困八九个月的邯郸。后来，楚国春申君以及魏国信陵君驰援邯郸，秦军损失惨重。
“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
白起说秦王不听自己的建议，导致了兵败。这话语颇具嘲讽意味，莫非白起真有此意？
“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秦昭王得知后大动肝火，于是强行命令白起将兵出战。不论是对白起所说，还是秦国兵败，“怒”、“强”足以表达秦昭王的雷霆之怒。
然而，“武安君遂称病笃”——白起称病情严重拒绝领命。
“应侯请之，不起”——范睢又亲自登门邀请出任，白起再次拒绝了。
“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甘肃灵台）”——秦昭王一怒之下，将白起贬为普通士兵，并流放到阴密。
结束语：“武安君病，未能行”——白起因病未能流放成行。如果说这次白起真病了，那么此前生病就是假的，或者说心理上的病。
“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又过了三个月，诸侯联军攻打秦国，形势十分危急，秦军连续败退，前方军情天天快报。
前方紧急军情来报，秦昭王心情焦虑，又无法应对，所以将怒火发泄到白起身上。“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秦昭王是派人驱逐白起，不得留在咸阳城中。
“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武安军托着病体从咸阳西门出城，走到距离咸阳城十里的杜邮。杜邮，这是一代战神的终点。
“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昭王与范睢商量，白起对流放心中不满而郁郁不乐，好像还有怨言。
流放，谁会高高兴兴地接受呢？所以，秦昭王觉得流放不足以惩罚，更何况还有怨言，于是就快递给白起一把剑。
“赐之剑，自裁。”
白起拿起“御赐”宝剑质问苍天，然后自刎谢世。
司马迁明确白起“死而非其罪”——也就是并非死于获罪，不过是政治斗争牺牲品。当然，政治斗争导火索却是苏代引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