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国家元首接受某些个国家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并非一个国家驻华大使就可以随便见到国家元首，需经礼宾司组织起多个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国家元首才会出来接受国书、接见大使。这是一种礼节性的程序。元首出来接受了国书，同新大使握握手，说上两句也就完了，各走各的路。然而，今天相当特殊。大帅先是接受了芳泽代表日本内阁递交的《觉书》，然后是单独同芳泽谈判。
日本国大使芳泽同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隔几对坐。一场谈判架势摆起了。他们身后，都坐了一位翻译兼记录，翻译摊开了泊纸簿。其实，芳泽是个中国通，同任何中国人谈话，都无须翻译，芳泽之所以摆出这个架势，这表明郑重。
谈判开始是程序性的。芳泽首先代表田中义一首相向大帅致意，然后，复述了他刚交到大帅手上，大帅还没有来得及看的《觉书》内容。强调，《觉书》的内容代表了帝国的声音，因为这是内阁决定，天皇批准的。芳泽声明，《觉书》同时递交了南京国民政府。大使代表内阁，要求大帅履行以往与帝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并希望签订两个新条约……如果这样，大帅得到的回报是，他这里引用了《觉书》原文：“华北倘乃动荡不安，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采取适当有效步骤以维持满洲的和平与秩序……”大使强调，帝国的声音，对南京也是明确的，强有力的。
“不成！”不意大帅当即表态，毫不犹豫，他的“不成”两个字说得斩钉截铁。
看芳泽一愣，大帅放缓了些语气解释：“以往，我同你们日本人签订的那些条约，东北三省闹得天红，都骂我张作霖是汉奸、卖国贼。如果这样骂下去，叫我张作霖怎样做人！？”说着，从宽袍大袖中抖出一只铮铮瘦手，在头发日渐稀疏的头上叩了叩；接着，他搬起指头一一举例，大叹苦经。他举了沈阳、吉林、黑龙江的广大民众如何举行反日示威大会，成立后援会，要求抗日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好多事例。大帅最后一句话归总：“我张作霖深感压力之大，日甚一日。现在，东北都要爆了，反日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想答应你们日本人、想同你们签约，根本不行！”
张作霖上面举的例，芳泽当然是清楚的，也是实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19年西方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参加了同盟国作为胜利者的中国一方，不仅没有分享到任何一点胜利果实，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和会”反而要将原先战败国――德国占领的我国的青岛割让给日本。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和会上，代表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会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竟然在上面签了字。消息传回国内，全国哗然，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多所高校，会同广大愤怒的民众示威游行。他们沿途高呼口号：“誓死争回青岛！”“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大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张作霖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过街老鼠接到奉天保护起来。受“五四运动”影响，东北三省随即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日大游行；甚至有的地方焚烧日本货，痛打驱逐日本人。
比如，延边地区暴发了“珲春事件”―当地朝鲜族同汉族爱国者联合反抗日本侵略，要求关东军滚出东北，废除日本人在东北种种特权；他们焚烧了珲春日本领事馆……张作霖毫不留情地用枪杆子镇压了东三省的反日民主运动，保护并维护了日本在东三省的既得利益。
芳泽大使是个博学的人、是个东北通，也是个滑头。当大帅列举历史上他对日本人如何好这些事实时，他立刻看出来了，张作霖在对他耍花枪、推诿，又想蒙混过关。他的阴森的目光透过镜片，在张作霖清癯的脸上久久萦绕。坐在他面前这个不听招呼了的、过去的“张老疙瘩”，现在不可一世的张作霖张大帅，在人生之路上的多节跳跃，清晰地浮现眼前。
当年，日俄战争前夕，日本陆军满洲军司令官翻译黑泽兼次郎，在新民府一带进行间谍活动时，曾在张作霖家住过一段时间。张作霖当时不过是清军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军官而已。张作霖很会投机。最初，他认为战争胜利的一方是俄国，因此，对黑泽做脸做色。黑泽领导的特别任务班中人，个个痛恨张作霖，主张干掉帮俄国人办事的张作霖。可是，黑泽将除掉张作霖的意思报告上去后，立刻被他们的上司――总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制止。福岛认为，张作霖是个有相当活动能力的人，是一个可以争取利用的人。为了笼络张作霖，福岛要黑泽以满洲军司令部的名义，赠送张作霖1000元银币，另外对他还有许多许诺，希望张作霖弃俄投日，帮助日本人。
随着战争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日本倾斜，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变得热乎起来。当日本特务井士之近少佐潜入锦州活动时，向上级这样报告：“我在新民府设法设置情报据点时，当地一个日本翻译中町香桔给我带来了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清军营官。营官说他对日本军队抱非常之好感，可以帮助日本人，这个人就是张作霖……”以后，井士之近就隐藏在张作霖家里，并在张作霖的帮助下设立了电台，建起情报站，出色完成了任务。
从日俄战争开始，张作霖就像一条极滑的游蛇，在历史的夹缝中，不断巧妙地向上游动。其间，张作霖借日本人之力很多。张作霖不惜卖身投靠，甚至在“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签了字……也就是因为日本人明里暗里对他的支持，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日渐飙升。1912年6月，张作霖在拜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时，主动对总领事表示：“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而且同满洲有特殊关系。日本如果对我有何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1915年10月，中国爆发了反对袁世凯同日本私下签订“二十一条”的全民斗争运动，张作霖压下了东北的反日浪潮。
作为鼓励，日本满洲军总司令让他去到朝鲜，参观日本人办的“始政纪念博览会”。其间，张作霖在汉城拜会了日本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表明自己的亲日态度。文载，张“说明中日亲善大义，论述满洲和日本关系，表明自己的亲日意见，和寺内肝胆相照”。这次拜会，张作霖给寺内留下了极好极深刻的印象；从而引起了日本内阁对他的重视。尤其是，当寺内担任日本内阁首相后，因与张作霖有过一段私交，从而让日本与张作霖关系更为密切，对张作霖的支持也更为有力。当时，日本政府外务大臣后藤新平这样评价张作霖：“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别的地位……且张认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的权力，知背日之不利，而顺日本之有益。”张作霖在东三省掌权后，采取每项重大的行动，都要先通知日本，并要获得日本明确答复后才实行。
因为如此，以后日本历届内阁，在讨论日本在东三省是否应该全力支持张作霖，还是寻找新的代理人时，张作霖总是否极泰来，得到支持。1923年3月，日本关东厅长官玉秀雄向张表示：“希张专心致力东三省内治安之维持，以谋逐渐巩固其根基，是为最贤明之政策，我国朝野，将不惜予以同情支援。”1924年5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支那政策纲要》，特别强调“目前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的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张作霖心领神会，对日本给予厚报。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让日本取得了在满洲30年的租借权，以换取日本在财政和军火方面的援助。
日本政府派出许多军事顾问，帮助张作霖整训军队，给张作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1922年10月19日上海《申报》披露：日本向张作霖提供了不下100万元的军械子弹（内有步枪20000支）。1932年2月，日本将从意大利进口的军械，其中包括步枪13000支、炸弹800颗、大炮12门转卖给了张作霖。8月，又把价值368万元的军械运入奉天，给了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军方向张作霖派出了强有力的军事顾问团，日本谍报机构，不断向奉军提供有关直军吴佩孚方面的军事情报。当山海关奉直两军激战正鏖，奉军子弹突然告急之时，日军及时向山海关奉军提供了步、机枪子弹4000万发、炮弹10万余发。得到这些弹药补充后，奉军总指挥张学良要郭松龄率领四个精锐旅出击，一举突破了直军阵地。
在直接导致直系关键人物曹锟、吴佩孚下台，张作霖入主北京的第二次直奉大战中，是日本策动直系大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成功，对直奉的倒台至关重要。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夕，寺西秀武代表日本军部劝导张作霖向冯玉祥发起“糖弹”攻击，因为冯玉祥驻军的西北一带非常贫瘠。如果冯玉祥不在吴佩孚背后反戈一击，奉军毫无胜算可言。寺西秀武希望张作霖打100万元给冯玉祥。见张作霖一时有些肉痛，寺西秀武和张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和坂东开导他说：“用100万元能战胜直军，比这更便宜的是没有的。即使是徒劳，白扔100万就是啦。”结果张作霖答应下来，收到了奇效……
既然你张作霖是我们日本人养大的，你就得听我们日本人的。现在是张作霖的节骨眼儿上，不能退！非逼着张作霖签字不可！因此，当张作霖用他那口浓郁的东北话，陈述完他为什么不能答应日本大使提出的要求时，芳泽唰地一声拉开了他带在身边的大黑皮包，从中拿出一份协约，摊在桌上说：“大帅的困难处境，帝国给予充分的理解同情。但是，帝国现在也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请大帅给予理解。这《满蒙新五路密约》和《解决满蒙悬案》牵涉到帝国在远东的重大利益，请大帅务必签署同意！”
张作霖拿起看看，说：“前方战事正急，外交问题应该推迟。”芳泽当然清楚，张作霖又开始打太极拳了，想一推了事。他寸步不让，步步紧逼，话也说得直截了当起来：“正因为前方战事紧急，帝国才要求大帅签署这两个条约。不然，大帅一旦被打下了台，帝国在满洲的利益岂不是毁于一旦？再说，当前能挽狂澜于既倒，挽救大帅的也只有我们日本！”
芳泽这番话，说的倒是实情，但他语气咄咄逼人，也伤人。长期养尊处优，说一不二的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听了这话，心中火起，对芳泽恨得咬牙切齿，但忍住没有发作。他想了想，对芳泽说：“这样吧，你带来的《满蒙新五路密约》和《解决满蒙悬案》，我签《满蒙新五路密约》，至于《解决满蒙悬案》嘛缓议。”张作霖把话说得刀切斧砍，不留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芳泽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张作霖在他带来的那份附有草图的《满蒙新五路密约》上签字，并拿出签字笔，不无殷勤、迫切地旋开签字笔的笔帽，将笔递到大帅手中。张作霖执笔在手，又仔细地看了看《满蒙新五路密约》和附上的草图，这才弯下腰去，拿起笔，先在画着五条铁路线的草图上小心翼翼地勾出四条。
芳泽急了，说：“五条、五条！”
大帅耍赖：“另外一条，我完全不熟悉，叫我怎么签？”
芳泽涎脸道：“贵国有句古话说得好……这其实不过就是50步与100步的区别。我们要求在满蒙修筑的五条铁路，大帅四条都签了，何必留下一条，让我不好向内阁交代！”
“那么！”张作霖像个老练的商人，把手一摊：“贵国出兵阻止北伐军北上的条约签不签呢？”张作霖适时讨价还价了。
芳泽这才从大黑皮包中取出一份内阁已经通过，一旦张作霖满足帝国政府要求，帝国出兵助张，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上的备忘录给张作霖看。张作霖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字。然后将那条没有勾的铁路线勾出来，郑重其事地在《满蒙新五路密约》上签了字。
一场交易看来就这样达成了。芳泽知道张作霖诡，怕他有变，要求加盖有关方面公章。
张作霖显得不胜其烦，手一挥：“那你明天到交通部去，让他们给你加盖公章。”说着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芳泽第二天一早就到交通部去盖公章，却碰了个软钉子，交通部的人说，没有接到大帅府任何通知，他们对此事全然不知；芳泽没有盖到安国军政府交通部那枚大红公章，手中的《密约》无异于一纸空文。不用说，张作霖根本没有诚意，完全是搪塞他，完全是拿大日本帝国驻华大使开涮，拿堂堂的日本帝国开涮！他又上当了。芳泽怒不可遏，当着交通部官员的面，将张作霖签了字的那份《满蒙新五路密约》撕得粉碎！
张作霖死到临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