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石灿
编辑 | 杨晶
2020年7月13日,袁岚峰在知乎上收到一封私信,点开一看是这么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曾经的「天才神童」袁岚峰,现在也只是做简单的科普工作?”
问题说明是:“看他的资料,两年学完小学和初一的课程,14岁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23岁获得化学博士学位,这算是开挂的人生吧?但这么多年过去,似乎在科研领域没有太大成就,只能是做做简单的科普,这算不算又是一个方仲永的悲剧?”
袁岚峰不禁发笑,写了一个简短的回答:“题主如何看待我个人,其实是个小问题,这是各人的自由。不过让我哭笑不得的是’简单的科普’这个说法,有不少人对科普的价值和方法论一无所知,这才是我们社会的大问题。当然,这也正是需要有专业人士来做科普的原因之一。”
目前,袁岚峰在西瓜视频定期更新自制科普视频节目《科技袁人》,深受欢迎,粉丝总数达192万。
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近日与袁岚峰老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聊了他的“传奇经历”、个人困境与出路、职业化科普事业的探索。
以下是袁岚峰老师自述。
神童往事很多人好奇,一个14岁的小孩上大学,生活会不会遇到困难?其实,我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愉快。1995年,我就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那个班级有30多人,除了我14岁,还有三位15岁的同学,我们整天都见面,与年龄差距大一点的同学也能玩得很开,不会把年龄视作很特殊的事情。
大一军训时,有同学教我们打桥牌,虽然我打桥牌的水平一直不是很高,但好歹学会了。后来电子游戏流行起来后,大家在一起会讨论《仙剑奇侠传》《红警》这些时下当红的游戏。这些游戏把我们聚拢在一起。
我上高中时,对数学、化学、物理都很感兴趣,参加各种各样的数理化学科竞赛。我是全省数学竞赛的第二名和化学竞赛的第三名。我选大学和院系时,希望能把数理化这些我喜欢的学科都融合在一起。看了一圈,全国只有一个学校的一个系,那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化学物理系。这个系只有一个专业,叫做物理化学!
化学和物理学非常相近,化学的理论基础是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有两个基础理论分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在原则上足以解释所有的化学现象。我所学的专业在化学与物理学的交叉地带,我接受的底层思维训练也是交叉复合的。
我们发学术文章时,可以投化学杂志,也可以投物理杂志,完全不受限制。例如我们专业有两个著名的杂志,分别叫做《化学物理杂志》和《物理化学杂志》。
有人把我称为天才,也有人把我称为网红,然后不时有记者问我:对这些说法怎么看?其实我都无所谓,我不可能因为别人怎么称呼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无论什么称呼,为科学事业做贡献都是好的。更何况我很清楚,我离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天才还差得远。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真正的天才。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是我的博士后导师阿尔德·霍夫曼(Roald Hoffmann,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前辈合作者罗伯特·伯恩斯·伍德沃德(Robert Burns Woodward,1965年诺贝尔奖得主),他是有机化学合成大师。他最著名的成就是合成了维生素B12,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分子,以前从没有人合成过这么复杂的分子。
伍德沃德上大学是在16岁,这看起来还不算很特别。但他20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这就很神奇了。他16岁时去麻省理工学院,上了一年后就退学了,是被轰出来的,因为他被投诉说学习进度不按照学校的安排走。校长调查清楚后,又把他请回去,做了一个特殊安排。他在19岁本科毕业了,一年后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从大学毕业到博士毕业只用了一年,这才是真正的传奇,我从未见过第二个人。历史上的这些伟大人物,经常用各种非常规的思维方式打破定局。
袁岚峰(右四)与导师Roald Hoffmann(左五)
历史上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童叫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他创建了“控制论”,这是一个建立在跨学科之上的科学理论,研究生命体、机器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他老爸列奥·维纳(Leo Wiener)是哈佛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一心把自己的孩子们培养成神童。他总对媒体说自己的孩子们是普通人,只不过是经过了他特别的训练,才成为神童。这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神童可量产的印象,也给诺伯特带来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一旦犯错,父亲就会严厉地责怪他。
维纳写过一本回忆录叫《昔日神童》,里面有很多神童特有的比较苦涩的故事。
不过,我并没有多少这样的苦恼。小时候,我父母特别注意不让媒体报道我,我也认为这是很正确的。过早地暴露在聚光灯下对一个人的成长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我们的媒体干过很多这样糟糕的事。维纳就是吃了这个亏,他父亲小时候让各个媒体报道他。
我最近看一个关于维纳的简短传记,里面有一个细节说,他打桥牌时,搭档是他的一个学生诺曼·莱文森(Norman Levinson)。他每次叫牌和出牌时都会问莱文森:“我做的对不对?我选择的是不是正确的?”每次莱文森都跟他说:“你做的就是最好的!”对此我非常理解和同情。
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认为,报道一件事的前提是这件事本身具有价值,报道一个人的前提是这个人做了有价值的事。
我不久前写了篇文章,向公众介绍科大少年班与少年大学生。其中我向少年大学生们建议,评价标准应该首先看绝对高度。如果你跟别人达到同样的高度,你又比别人年轻,那人们当然对你赞誉不已。但如果高度比别人差一截,那么你应该首先检讨自己。媒体经常报道一个人在更大的年龄组中得到二三等的成绩,他们注意的是你的低年龄,但你注意的应该是二三等。你应该就当年龄差距不存在似的,正常地做事。谦虚谨慎,不卑不亢,才是万全之道。
我读过茨威格写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部杰作令我感动不已。历史上那么多伟人都星光熠熠,如果你想要为人类增光添彩,你就应该像他们那样,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事。
走上科普之路23岁我拿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做了两次博士后,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觉得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是那么感兴趣。
那时我读过许多科普著作。例如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推动丛书”,涵盖物理学、天文学、生命科学以及前沿交叉学科等领域,涉及文化和哲学。其中最著名的是霍金的《时间简史》,研究宇宙的诞生与将来的结局。这些书讨论的都是最本源的问题。
袁岚峰在青年科学家论坛上
在我的化学物理研究中,我经常觉得面对的事物太实在、太具体了,我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这非常要命,我困惑了很久。我的博士生导师杨金龙院士跟我说过,科研也是个职业,首先要养家糊口。
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完全赞成。但对我来说,总是难以进入这种状态。我真正感兴趣的参照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思维状态、做事方法论。
要说我真的喜欢什么,想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感觉自己“生活在别处”,这是一种极大的忧虑。另一个经典的描述,就是陶渊明的诗:“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我读博士的时候,BBS(电子公告板)是最流行的社交媒体。科大的BBS叫做“瀚海星云”,1996年1月6日开站,首任站长是92级计算机系的同学张焕杰(james_zhang)。那时我们说“上网”,默认指的就是上BBS。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我在瀚海星云注册了一个名叫“胡不归”的账号。我一向爱好古典文学,这个名字来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兮胡不归”。后来我在西西河和微博注册时,也命名为“科大胡不归”和“中科大胡不归”。
自那时起,我在BBS上写了不少文章,跟网友们讨论了很多有趣的话题。后来,学校的网络中心让我作了副站长。许多外校的朋友们最初知道我,也是因为我在瀚海星云上的文章。
1999年,大家都在讨论跨世纪的问题。那时候有很多乐观主义者,例如新儒家学派,他们很喜欢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但当时我对这种说法实在不敢苟同。跟文化相比,科技显然更重要,而那时我们国家的科技跟美国还差得太远。
在1999年12月31日的夜里,眼看就要跨世纪了,我赶在20世纪结束前几个小时,写了一篇文章,列举了我们国家面临的挑战。最后的结论是,21世纪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是能不能超过美国,而是保证自己不被消灭。
富有戏剧性的是,2015年,当我写出流传很广的文章《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的时候,我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对中国的前途比1999年时乐观多了,有信心多了。这是一个预测失误,不过我对这个失误感到很高兴。
从美国回到科大工作后,我仍然经常在网上写文章,结识各种朋友。最有意思的是,有些网友对国家大事有很深刻的真知灼见。
2014年,中央提倡成立民间智库。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成立智库的想法,没想到立刻就有人发私信跟我说,他也正想成立智库。他即将到合肥出差,正好可以谈一谈。这让我大吃一惊!
命运的车轮一旦开始转动,就按照它本身的逻辑前进。我和一群朋友们成立了一个民间智库,叫“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简称风云学会。风云学会的指导思想就是两条:科学与爱国。
很多人乍一听“风云”这名字首先想到的是风水,或者天气预报,或者武侠小说《风云》。但实际上,“风云”就像“胡不归”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词。
《易经.乾卦》里有一段是:“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分布在全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因为共同的价值观与使命感走到一起来,不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故事吗?
2015年3月,有一个很轰动的大新闻。很多媒体报道说,中科大潘建伟项目组实现了量子瞬间传输技术重大突破,好比电影《星际迷航》里的传送术。读者们都很high,但最常见的评论是“不明觉厉”。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记者解释不清这到底是个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懂。
刚好,我对此有些了解。这个成就的专业名称是“多个自由度的量子隐形传态”,属于“量子信息”这个学科。我调研了一些资料,采访了身边潘建伟研究组的同事,然后写了一篇听起来很像标题党的文章,叫《科普量子瞬间传输技术,包你懂!》。这是我第一篇正经写作的科普文章。
这篇文章在微博发出来之后,反响出乎意料。我当时只有8千多粉丝,转发和评论却如潮水般涌来,以至于我看转发的速度赶不上转发增加的速度。很多微博上的大V朋友,是在那时关注起我。为什么这样一篇文章有这么大的反响?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替一个群体解决了一个问题。
袁岚峰在视频中讲解量子通信技术
这个群体是什么人呢?就是对量子通信感兴趣的传统通信工作者。他们听说了量子通信很重要,或者有领导告诉了他们量子通信很重要。大家都想去学习,但一学起来就发现很难搞明白。
有人看量子信息的教科书,但因为没学过量子力学,完全看不明白。那么看网上的科普文章呢?那就更不明白了,因为里面有很多玄而又玄的说法。例如说量子通信是超光速的,这简直像天崩地裂,推翻了几十年来学的基本常识,令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后,终于获得了安全感——原来量子通信不超光速!它是很正常的东西,完全符合物理原理,没有违反任何已知的原则。
这篇文章就这样把我带上了科普之路,朋友们鼓励我继续写,不断有机构邀请我去做科普报告。我原本对量子信息只知道一鳞半爪,这下只好去系统地学习一遍。我在一个月之内,读完了这个领域的经典教材。2016年8月16日,中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之后,采访我的媒体更是如潮水一样涌来。就这样,我成了一个媒体眼中的量子信息专家。
职业科普人的无限前景我带的博士生毕业了,没有招新的。近年来,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科学传播。我非常感谢科大的领导们,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他们都是真正的知识份子,很清楚科普的价值。
我招了两个科大的学生作我助理,帮我处理日常的一些事务。我在学校录制完成科普前期视频,把视频传输给观视频工作室,我与他们在视频制作上有合作。
与观视频的合作也来自一个巧合。2017年5月5日,我与来自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30多位专家,在上海参加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组织的首届“思想者论坛”。
在会议结束后的晚上,观视频还拉大家两人一组拍视频。我跟我的朋友、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技术大停滞》系列文章的作者方承志博士在一组,讨论了核聚变、移民外星球、人类的命运等问题。现场非常活跃,令观视频的拍摄人员也大感意外,多次笑场。后来我才知道,观视频工作室是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分出来的一个视频团队,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做思想传播。
袁岚峰后来专门制作视频讲解移居火星的可能性
论坛结束后,观视频找我说想策划一档节目。后来起名叫《科技袁人》,2018年元旦正式上线。现在朋友们认识我,可能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来自视频了。
《科技袁人》在各个平台都很受欢迎,尤其是西瓜视频,我也愈加走到台前,面向更多人做科学传播。观视频为这个节目组织的团队十分敬业,导演、制片、摄像、剪辑、商务……我非常感谢他们。我只需要专心做内容就好了,大家合作很愉快。
近年来,出来做科普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多了,这是非常好的发展。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有一本名著叫做《鼠疫》,今年因为疫情,许多人把它又翻了出来阅读。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因为它讲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如果你做的事真正有价值,别人会主动来加入你。
我不久前去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个科技传播座谈会,演讲嘉宾有纪录片导演、电视节目制作人、中学物理老师等等。
这位名叫雷晓园的中学物理老师(@物理雷老师)在西瓜视频和抖音上已经有上百万的关注者,做了很多精彩的视频。他在演讲中说,他开始做视频,就是受到了我的鼓励。他还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求知就像一个从喇叭形的井底往上爬梯子的过程。比如说,他在梯子比较靠下的位置,我在比较靠上的位置,诺贝尔奖得主们在更高的位置。随着梯子往上爬升,我们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大。这个演讲令我深受感动。
如果你问,现在的科普作者们有什么共同点?那么答案就是:大家都是半路出家的,都是自己摸索,没有一个正规机构教大家怎么做。在这个意义上,科普作者还远远不是一个正常的职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在进入科普事业。这使得职业科普人越来越有希望成为一个正经的职业了。
从今年7月1日以来,《科技袁人》节目在西瓜视频独家播出。8月份,我参加了西瓜视频创作人的一个会议,我在5分钟发言的核心观点是,科普事业成功的标志是能吸引很多一流人才进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袁岚峰在今年西瓜play“创作人说”环节分享科普理念
这背后有一个故事。科大有一个系叫做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听这名字就应该是培养科普人才的。2018年5月,我遇到一位这个系的老师,她邀请我去给她的学生们讲课。因为这些同学们大多是从其他院系因为成绩不好转过来的,一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对职业前途也缺乏信心和自豪感。所以她想请我去给同学们讲讲,鼓劲打气。正好5月20日是中国科学院的公众开放日,我有一个演讲“科学的魅力”,于是我就邀请他们去现场。
到了演讲那天,我一眼就看到了他们。我对观众说,今天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的老师和同学们也来了,他们是我们国家科普事业的生力军,请大家为他们鼓掌!
现场哗啦啦一顿鼓掌。
后来,我问那位老师效果怎么样。她告诉我,大部分学生深受鼓舞,除了少数杠精以外。
我自己思考,真想让学生们变得有自信,就要把这个专业变成一个正常的职业,而且要让这个职业拥有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和满足感。
如果你要问,科普这些年来,我遇到的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答案不是攻克某些专业知识,而是处理某些人际关系。
我有一个微信群,里面的人在理论上都应该是科普爱好者。但有些人经常传播伪科学,攻击真科学。我的默认值原本是“与人为善”,不想和任何一个人闹翻。但我犹豫一段时间后,终于想通了这件事。
群主有什么权力呢?其实群主唯一的权力就是“踢人”。如果放着这唯一的权力不用,那结果肯定是逆向淘汰。很多微信群最初很活跃,而一段时间后就乌烟瘴气了,就是因为有一些“民科”很热衷发言,而群主放任不管,于是真专家就不愿意说话了。
想通之后,我就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看到有抬杠的“民科”就踢出群。这是为了科学共同体。事实上,正是这样的管理,保证了群里能持续进行有价值的讨论。这其实也是我之所以想要在视频平台去做科普的原因。
回首往事,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走过这一大圈,我仍然可以说:我为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我景仰的伟大人物,既包括科学家,也包括孔子、罗素、顾准等哲学家、思想家。经典文学与哲学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伟大人物做事的模式。“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既然已经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