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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5月7日，北京的夏天似乎提前到来。

本已被燥热天气弄得有些烦躁的毛主席，突然接到空军方面的报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去世了。

毛泽东顿时陷入震惊之中。

1961年陈赓大将去世，已经让中央领导人集体痛惜，不想没过几年，刘亚楼又过早地离开人世。他比陈赓寿数还短，只活了55岁。

何其痛哉，天丧良将！

得知刘亚楼死于肝病，按中医的理论，肝病与情绪有关。毛主席甚至有些后悔，早就知道他是个急性子的人，那年批评他有点不留情面，这是不是加剧了他的肝病。

一、主席亲点建空军

能挨上伟人批的都不是一般人，我是指职务和地位而言。

刘亚楼解放战争时期是东野、四野参谋长，虽然也是个极其重要的职务，但他向东野司令员、政委负责，并不会直接面对毛主席、面对中央。

刘亚楼直接与中央对话，始于他担任空军司令员。

1949年4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

刘亚楼正准备随同大军南下，扫平中南地区时，突然接到中央电报，要他不必南下，留下来准备组建人民空军。

组建新的军种，这可不是一般的信任。

毛主席慧眼如炬，看中刘亚楼哪些优点了呢？

第一，有过苏联留学的经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有科班优势。在东北时当过航校校长。

第二，有杰出的参谋长能力，他在东联、东野时期，参谋机关工作都亲抓，非常规范。

要知道，现代军队战斗力，由于指挥的大规模、兵种合作密切、战术运用复杂、极度依赖情报判断，对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要求非常高。

指挥作战是一群人分工合作，而不是光靠司令一拍脑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对不起，那样根本打不了胜仗。所以，参谋长是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关键一环。

能当好参谋长，才能当好司令，尤其是一切从零开始的空军司令。

第三，为人做事雷厉风行，能独当一面。围攻天津三下五除二就灭了陈长捷十几万人，无论指挥水平还是办事速度，在四大野战军参谋长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1949年10月，刘亚楼正式出任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不负重托，按中央的意图迅速拉起了空军机关的架子，与苏联谈判购买飞机，邀请苏军顾问，建立系统的空军航校，为培养人才打基础。

事情本来是按照其他国家空军的剧本，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

但是，仿佛是命运在考验刘亚楼。

刘亚楼上任不到一年，新的人民空军就面临入朝作战的重大挑战。

那时美军空军肆虐于我军后方，莫说前线阵地被炸成了筛子，就连我东北边境城市，也经常处于敌机威胁之下。

粮食弹药运不上去，我军没有制空权，干着急没办法。

毛主席问空军能不能上去斗一斗。

刘亚楼打心眼里不舍得，刚费尽心血拉起来一帮人，都是万金不易的宝贝。

军队存在的意义固然是打仗，可是，如果把帮人送上援朝前线，肯定会牺牲一大批。这可是事关未来几十年空军建设的血本啊！

然而，国有难，岂能惜其死。

年轻的人民空军，在空战经验为零、飞行时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飞向朝鲜。

作为首任空军司令，在零作战经验的条件下，刘亚楼敏锐地抓住了三个要害问题：

第一，打近战，空中格斗，尽可能缩小我军飞行员与美军王牌飞行员的差距，因为这种空中拼刺刀的打法，对体能技能和反应速度考验更高，可以弥补我军飞行员经验不足的短处。

第二，轮战。新组建起来的空军师，尽量让每个师都去打一次，每名飞行员都得到2到3次的实战考验。这是着眼长远培养种子人才的打算。

第三，承认我们的不足，让苏军飞行员带着我们，一开始是苏军编队夹着我军个别飞机，然后是苏军大编队带我军小编队，最后才是我军单飞作战。不怕丢人，才能真正不丢人。

难吗？

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难。关键学问在从零开始。

我们在《萧劲光被一条电视新闻激怒，质问刘华清：谁说中国不准备建航母》这篇文章中提到，萧劲光领导海军建设，可贵之处在于从零开始，奠定海军三大舰队的基础。（文末有链接）

刘亚楼的可贵之处也是从零开始，找到一条相对正确的路子。

可以说，抗美援朝战后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我空军的战法、经验、资料、路子，都是从那时的作战中汲取的。

二、国军窜扰，主席震怒

蒋介石集团退到宝岛后仍不死心，自1949年底起不断派出海空军向大陆袭击。

海军情况我们择期另开一文，本文只讲空军方面的作战。

蒋集团接受美军援助，派出大批性能先进的飞机对大陆沿海城市进行轰炸。

上海被炸得最惨，有一次蒋军飞机直接轰炸杨浦发电厂，导致全市大停电。福州、杭州、南京乃至徐州等地都遭受过轰炸。

新生的人民空军最初尚无法与蒋空军匹敌，只好请苏军在上海等地，援建了高射炮部队，并请一部分苏军空军帮助抵挡蒋空军。

从1949年到1953年，台湾飞机共窜犯大陆8220架次，其中有910架次是轰炸机，并进行了116次空袭行动。蒋集团耀武扬威地宣传：中国的领空是属于国军的，我们要来就来，要走就走。

蒋空军的美梦没做多久。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刘亚楼便遵照中央军委之命，把大批在朝鲜战场接受过实战锻炼的空军部队调到东南，开始正面与蒋空军进行决战。

那时台湾的军机虽然也都是美制，但美国主子并没有把最好的飞机卖到台湾，蒋空军飞机比朝鲜战场的落后不少。

所以当遭遇我军空军驾驶的米格系列战斗机，以及身经百战的人民空军飞行员，蒋空军很快败下阵来。

蒋空军发现战斗机打不过解放军，就改变了模式，虽然仍然不停派战斗机袭扰，但数量降了下来，而更多地派出侦察机，深入内地军事目标进行侦察。

从1957年起，国民党空军频繁在夜间窜扰大陆纵深地区。

为保证成功率，蒋介石请来高人，把从美国买来的B-17飞机进行了改装，使其性能更加强悍，可以远距离飞行，还能适应非常复杂的天气情况。

台空军叫嚣，要在共军飞机飞不了的时间和空域飞，让他们无计可施。

很快，我军防空部队发现，敌军飞机改变了以往只在月夜、简单气象和中高空飞行的状态，敢于在暗夜、阴雨雾和低空飞行。

这一下刘亚楼可犯了难。

按当时我空军的武器装备，和大陆防空体系的实际情况，在夜间低空作战的难度是很大的。

我军空军强在战斗机性能好，强在飞行员技术好，但战斗机和侦察机比较不是一回事，蒋军能飞的时空，我们确实有的飞不了，更不要说拦截并击落之了。

1957年到1958年的一年多，是刘亚楼当空军司令以来最郁闷的一年。

作战部报上来的数据，很少有成功的，大多数都是无功而返。

我们看一组数据：

国民党空军出动B-17飞机进入大陆侦察53架次，我空军部队出动飞机69架次截击，无一次成功。

国民党空军摸到了窍门，专挑天气不好的时候深入大陆。

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个捷径。

从江苏外海飞进来，直插徐州，从豫皖苏鲁四省交界处，找防空部队的空隙，从济南、石家庄一线进入，这样竟能深入河北甚至到北京附近。

目的是什么呢？

搜集首都附近防空部队的雷达数据，以及防空力量部署情况。

如果把这个搞清楚了，台空军就像打着探照灯走路，有备而来，轰炸北京。

这后果太严重了！

1957年11月20日夜间，敌一架B-17飞机低空进入大陆，就沿着这条捷径活动长达9小时，飞越了9个省，并到达石家庄地区上空。

刘亚楼闻听此报，气得怒发冲冠，指挥沿途空军航空兵部队共起飞18架次进行拦截，但是蒋机反应非常快，利用各种天象条件进行隐蔽、反制，我军没能将其驱逐，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架飞机消失在茫茫夜空中。

这件事引起极大震动。

周总理当时在外地，听到空军报告这一情况，赶紧上飞机准备回北京。

刘亚楼听说总理要飞回来，赶忙打电话提醒沿途战斗机做好护航准备，防止敌机潜伏于我领空，万一袭击到总理座机，空军真是万死莫赎其罪。

还好，当晚并没有出现意外，周恩来顺得乘机回京，一下飞机就指示：“告诉刘亚楼同志，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将蒋机击落。”

毛主席批阅空军上报的情况，也十分心急。

不久后，毛主席在接见空军五级干部会议代表时，又焦急地问刘亚楼：“敌机到大陆窜扰，就是那几个口子，总是堵不起来？”

刘亚楼回答说：“我们一定下决心，把各项措施进一步搞扎实，是搞得出名堂来的。”

毛主席接着批评了几句，对空军的拦截情况不是很满意。

这样的批评是很正常的，战争年代毛主席批评各大野战军首长时，语气比这时严厉得多。

都是就事论事，并没有别的意思。

此事给刘亚楼造成了比较大的精神压力。

毛主席后来也感到有点着急了，再给空军作批示时，考虑到空军的基础实在薄弱，也没有求全责备。

三、司令之死

刘亚楼殚精竭虑，号召空军一定要力雪此耻，力保领空的安全。

这种压力，可比海军那边严峻得多。

萧劲光建海军，虽说也是从零起步，但是我海军基本在近岸，有岸防火力掩护，海军有的是时间慢慢积累力量。

空军不行。

那么大的领空，哪处防守不到位，敌军飞机就能钻进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刘亚楼那几年的压力特别大，加上他的性格比较张扬、激烈，一点就着，经常动气。这样对身体自然不好。

1957年，也就是空军最难的那年，空军党委开民主生活会，同志们给刘亚楼提意见说，刘司令批评人太尖刻，常常令人难于接受。给人的感觉不是冬天的太阳，而像夏天的炎日，使人感到咄咄逼人的煎烤……

毛泽东主席对刘亚楼的缺点也很了解，一次，他当面幽默地提醒刘亚楼，说：“刘亚楼哇，你不要锋芒毕露，要锋芒半露嘛！”刘亚楼谨记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经常检查自己的言行。

但这并没有使刘亚楼的工作习惯改变多少。批评人是注意方法了，但风风火火的办事习惯丝毫不改。

他忙起来仍然不顾白天黑夜，喜欢连轴转。

空军机关的年轻同志们都熬不过他，大家都开玩笑似地劝说刘亚楼：“司令员不能跟我们年轻人比谁更能熬夜，您哪儿熬得过我们。我们工作完了睡一觉就恢复了，您熬一次脸就黄一次。”

其实那时刘亚楼的肝病可能就有征兆了，但谁也没注意。

就这样不顾一切地干了好几年，风风火火的刘亚楼，终于挺不住了。

1964年8月8日，刘亚楼随李先念副总理赴罗马尼亚访问。出访期间，亚楼突患腹泻、腹胀，但他仍坚持工作。回国后，夫人翟云英见到他不禁大吃一惊，他的面容蜡黄、枯瘦，几乎认不出来了。

翟云英母亲是苏联人，父亲是中国人

翟云英催他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刘亚楼却坚持不肯去，要先把访问的情况汇报完再说。

一直拖到9月底，才去协和医院检查，一查就直接被留在医院了，刘亚楼的肝部出现严重问题：他的肝，大出平常人四指多，硬得像石头！

毛主席闻讯命令刘亚楼，停止工作，马上治病。

当时上海治这种病的条件更先进，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刘亚楼转赴上海看病。

毛主席知道刘亚楼是个急性子、工作狂，专门写信说：“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好好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刘亚楼人在医院，却一直不忘工作。临去上海之前，把空军机关大院转了一遍又一遍，再三交待要把哪些事哪些事办好。

住院期间，仍然不舍昼夜地批阅空军的文件，关心防空力量建设。

上海治疗条件虽好，然而医生治病不治命。

刘亚楼所患之病，乃是长期积劳成疾，又不知道控制怒气，以至伤肝。上海医院也回天乏术了。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刘亚楼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去世时只有55岁，可谓英年早逝。

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向刘家亲人致哀慰问，翟云英还特意向毛主席回信感谢，说听闻主席因为批评过刘亚楼而后悔，其实完全不必，他的病一多半与他的工作习惯和性格特点有关。

刘亚楼去世前留下一个遗嘱，空军的训练条令和教材编修出来之后，要给他带走一本。

空军编成之后，翟云英满含着热泪，给刘亚楼烧了一本……

一代名将，生死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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