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的一天，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从香港远道而来的著名作家金庸先生。

两人一见面，邓小平便立即走上前，握住对方的手笑容满面地说道：“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邓小平和金庸

事实上，这是金庸离开中国大陆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这片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而他和邓小平，也是第一次相见。那么，邓小平为什么要说两人已经是老朋友了呢？

原来，邓小平算得上是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读者之一。1973年3月，彼时刚刚恢复工作，从江西回到北京不久的邓小平，便托人从境外购买了一套金庸的小说。而那时，这位知名作家的作品在大陆还属于“禁书”。

虽然自己的书在大陆被禁，但当时的金庸一直密切关注着那里的动向。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他本名查良镛，其父亲自幼接受西式教育，是当地的大地主。

早在1939年，时年15岁读初三的查良镛便与同学合编了一本名为《给投考初中者》的参考书，开了此类型书籍在中国出版的先河。

1946年秋天，查良镛在上海《大公报》担任国际电讯翻译，两年后调往香港分社。1952年，28岁的他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之后写出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

在此期间，查良镛与同事梁羽生成为了好友。1954年，两人分别写出了《龙虎斗京华》和《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副刊进行连载，不久引起了轰动，吸引了众多读者。

由于写《书剑恩仇录》时，查良镛使用的是笔名“金庸”，一时之间，金梁两个名字炙手可热，共同开创了武侠小说高潮。

此后，金庸又先后创作了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成为享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不仅如此，他还在1959年与他人共同创办《明报》，并亲自在上面撰写社评，有“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之美谈。

虽然金庸在香港等华人地区声誉日隆，但在辽阔的中国大陆，他的作品依然无缘同广大民众见面。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成为了其在内地最早的读者之一。

金庸和妻子林乐怡

邓小平曾经坦言，自己读的书并不多。可同毛泽东相似，他也很喜欢古代史书，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颇为熟悉。

而自从托人买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后，邓小平对其可谓爱不释手。他的护士郭勤英表示，小平喜欢看港台作家写的武侠小说，例如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其中，他看得比较多的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

日理万机的邓小平，一般在中午和晚上睡觉前的半小时阅读这些武侠小说，经常看得津津有味。之所以形成这个习惯，是因为读这些不用太动脑，看起来轻松愉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当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阅读武侠小说，并非只为消遣和催眠。在书里描绘的世界里，他能将自己的命运与其中的人物相联系，从而展开对人生的思考，获取各种精神力量。

而对于邓小平这位大陆知名人物，金庸也早就注意到了。当年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后，金庸就曾在《明报》撰写社评，为小平打抱不平，并强烈抨击那段时间里种种荒谬现象。

到了1976年上半年，随着邓小平又一次淡出政坛，金庸不仅在社评中对他表达了坚定支持，还大胆预言小平不久后就会东山再起。果然，一年后邓小平成功复出。对此，金庸向记者表示：“可以说，我的想法实际上代表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邓小平

不仅如此，在听说邓小平面对政治对手围攻时不动声色泰然自若的表现后，这位武侠小说作家不禁感慨道：“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着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

而当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后，得到了金庸的极大拥护。他在《明报》上撰文，对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热烈支持。

从那以后，金庸对中国的未来开始充满信心。有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掌舵人，他相信这片故土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

对金庸发表的社评，邓小平也有所了解。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党的中心工作调整到经济建设上，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也成为了重要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决定通过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中央新的对台工作思路。

为什么会选择金庸呢？在邓小平看来，这位文化人不仅国学功底深厚，而且在华人世界拥有很大号召力，台湾也对他颇有好感。

早在1973年春天，金庸便应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那里，与蒋经国等要人进行了会谈。来到金门后，看着那里戒备森严的景象，他不禁感叹道：“我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于是，1981年夏天，北京方面向金庸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大陆参观访问。接到邀请后，这位大文豪高兴之余，提出一个愿望：自己很想见邓小平。

后来，金庸曾对记者解释过这一心愿：“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佩服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真像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此时，金庸的这一夙愿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当邓小平得知此事后，在报告上作出了批示：愿意见见查良镛先生。

邓小平和大学生

于是，这年夏天，金庸带着家人开始了大陆之行。按照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通知，小平将于7月1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一行。

心情十分激动的金庸，对此事非常重视。他穿上从香港带来的西装，打好领带，并嘱咐夫人和孩子也要穿戴整齐。

那天上午，金庸一家被专车送往人民大会堂门口，接着又被人领到福建厅门口。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期待已久的邓小平的身影。

此时的小平，穿着一件短袖衬衫，笑容满面地迎接他们。一番握手寒暄后，这位中国领导人这样说道：“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金庸听了这番话，不禁春风满面。他对这位老人微微躬身行礼，握着对方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很感荣幸。”

接着，查先生将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一一介绍给邓小平。小平向他们表示欢迎，并亲切地问孩子们多大，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等。

这之后，双方便坐下开始会谈。由于金庸身着西装，而人民大会堂里没有像香港常见的冷气设备，令这位香港客人燠热难忍……

察觉到这一点后，邓小平对金庸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脱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

邓小平这一番话，让金庸感到些许惊讶：一位泱泱大国的领导人竟然自称“粗人”，还建议远方来客除去外衣不必拘礼。看来，这共产党人确实不同于港英政府，对西方国家崇尚的西装文化不屑一顾，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就在两人开始谈话时，邓小平按照自己平时的习惯，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金庸，并为他点起了烟……

看到这一幕后，金庸连忙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可再次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对此还特别解释了一番：“有什么敢不敢当的？我们这样谈话已经是老朋友了。战争年代在部队里，小兵给我点烟，我也给小兵点烟，大家同生共死，点点烟有什么了不起？”

说完后，邓小平又给自己点了根烟，愉快地吸了起来。当时邓老给自己点烟的场景，令金庸铭记终生，直到80岁时还津津乐道地讲给年轻记者听。

在交谈中，邓小平向金庸表示，中国以后的三大任务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搞好经济建设。对此，金庸直言经济建设和民生发展最为重要，小平表示赞同，认为这是其他两大任务的基础。

邓小平和金庸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主动提起了金庸父亲查枢卿的事。整整30年前的1951年，查枢卿因为自己大地主的身份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其全部家产被没收，只剩下两间老屋。

对于这桩悲剧，金庸当场淡然表示：“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父亲的命运是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悲剧，自己已不记前仇。”

看到这位誉满华人世界的文学家如此大义凛然，邓小平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四年后的1985年，金庸故乡浙江海宁县的法院和检察院经过详细调查，证明当年他父亲被处死是一件错案，正式予以平反，并出具公文向他道歉。

两人谈着谈着，邓小平突然问金庸：“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面对这一出乎意料的问题，金庸这样回答道：“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世界上已经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此时的邓小平哈哈一笑：“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

而就在两人这次会面后不久，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来，小平当时已经考虑到，中国要走的这种社会主义，在自己所说的一百多种社会主义里并没有相似的，所以才将其命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谈到金庸给《明报》写的社评时，邓小平这样说道：“你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我们有共同语言。”

邓小平

就这样，两人一边抽着烟一边聊着天，气氛十分轻松。当年新华社的报道这样介绍：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用的不是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地方，有些问题甚至不无尖锐。

双方交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站起来亲自送他离开。到了大厅外，两人还又站着聊了一会儿。最后，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热情地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就在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在华人世界引起轰动。

当金庸结束对大陆的访问回到香港后，很快给邓小平寄了一套《金庸小说全集》。不久之后，他的小说在内地解禁，并迅速成为了畅销书。

“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金庸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就在邓小平与金庸会面后不久，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讲话，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后来，邓小平将其明确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并提出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对此，金庸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一国两制”是“一言可为天下法”。1984年，他又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书，将自己撰写的《明报》社评汇编成集，并将书寄给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参阅。

金庸

同年9月26日，中英两国在北京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第二年，金庸加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后来，他和实业家查济民提出的“二查方案”，成为了后来香港政制基本框架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