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1942年5月，彼时，日军纠集了足有五万之众，还携带着众多重武器，向着冀中地区的我军展开大规模“扫荡”。在那之后的许久，双方交战频频，据不完全统计，大大小小的战斗竟达两百多次。
我党所遭受的损失亦是惨重的，第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与政委王远音双双英勇殉国，而他们的壮烈牺牲促使毛主席下令修改了一则条例。
冀中地区为日军所觊觎，势在必得。先前的战斗致使其后勤难以为继，无法满足前线的消耗，于是，他们便盯上了冀中地区丰富的物资。日军兵力众多，战斗力颇为强悍，指挥官还是冈村宁次。
冀中瞬间被战火席卷。日军来势汹汹，常德善旋即调整作战方案。简而言之，便是“化整为零”这一策略，把大部队拆分成众多小部队，从各个方向突围。要知道，战士集结过多，就如同敌军枪下的活物，只能任人宰割。
常德善与政委王远音成功引领主力部队转移至战线外围，使得气势汹汹扑来的日军扑了个空。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降临了，主力部队和第三十团失去了联系。常德善率主力部队在外围扎营静候第三十团，然而等了许久，仍不见其踪迹，众人的心中不由得紧张起来，仿佛有一片阴云渐渐笼罩。
尤其是失联之后，这支部队的遭遇大家心里都大致清楚了。接下来该如何行动？高级指挥官们迅速召开了会议。常德善一番思索之后，作出了一个极为艰难的抉择：及时止损，舍弃第三十团。
终究主力部队千辛万苦才抵达安全地带，按照常德善的说法，便是先率领主力部队撤离，而后再去思量营救第三十团之事。常德善早年投身于冯玉祥帐下，直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才加入我党，并且还带来了一个班的兵力，宛如携一抹希望的火种而归。
他能走到如今的位置，全然是一步一个脚印。他可是经历长征的老红军，贺老总视他为左膀右臂，他在军事方面的谋略与远见自是不言而喻。贺老总对他极为赏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便担任司令员之职。
多年的战争经历使他具备了极为高超的指挥能力。于是，这个决定尽管残忍，却已是损失最小的抉择了。在复杂的局势中，总有人要做出牺牲，然而政委王远音对他的这一决定却持有不同的见解。
王远音怎忍心看着战友牺牲？他绝不同意放弃第三十团。于是，两人就此问题多次商讨，可意见始终无法统一。随后，王远音想出一个法子：兵分两路，让常德善领一路先行，自己则带另一路回去营救第三十团。
不妨设想一下，常德善怎会应允他孤身涉险？最终，王远音动用了政委所拥有的“最后决定权”，决议回援第三十团。这一规定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便已确立，即政委在军事指挥方面握有最终的决定权。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项原本并无问题，毕竟当时军中多数政委皆为军人出身，彭雪枫将军、项英将军就都担任过政委职务。然而，随着人员短缺的情况愈发严重，许多政委已并非纯粹的军人出身，由此也可看出，当前这一政策已然不合时宜了。
战后，吕正操对这件事也做了分析，自然也道出了王远音的两点考虑。首先得说明，王远音和常德善有所不同，他是个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到我党队伍里，在当时，他还有另一个称呼——“三八式干部”。
顾名思义，在1938年前后加入我党的那些学子，都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王远音便是其中一员，他在政治工作方面可谓表现卓越。别看他当时年纪轻轻，在军中却已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了。据曾与王远音共事过的前辈讲，他虽是文化人，却毫无文人的那种傲气。
在平日相处之时，其人极为平易近人，对待麾下战士也甚是和善。他与常德善相处共事，关系十分融洽。常德善在军事指挥方面的能力无可挑剔，如此一来，两人的不同之处便显现出来了：常德善多从军事角度考量，而王远音主要从政治方面着眼。
这自然也是平常之事，战后总结经验之际，吕正操将军就此事谈道：因政治方面的考量，王远音主要顾及两点，其一为群众根基，其二是敌军一来我们就撤离的话影响欠佳。
作为一名政委，这两点考量的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大家都清楚，我党自始至终都依赖群众的支持，群众的支持对我党而言无比重要。如此一来，倘若转至外线作战，我党便要告别这部分群众，去重新结识新的群众。
与群众建立良好关系，令群众信任我党，这是需要时间的。我党最初会面临物资方面的问题，然而这并非最关键之处，最要紧的是，无法确保这些群众个个都与我党同心同德。利益会蛊惑人心，难保不会有心术不正者出卖我党。
在这里提一下，彼时日军对常德善的悬赏金额竟高达7000万日本票。这可是一笔巨款呐，许多百姓怕是一辈子都无缘得见这么多钱财，此等诱惑实在是难以抵挡，被自己人背后算计的痛苦就无需多言了。
其次，群众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这也是极为客观且关键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在此次大扫荡中，我党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幸得老根据地的民众拼死护卫我党，否则我党的损失必定更为严重，英勇献身的先辈也会更多。日军扫荡之际，民众的生活也极为困苦，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会背叛我党，还暗中为我党传递情报。政委大多从政治方面进行思考，二人都依据自身的理解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返回中心地带之后，顺利与第三十团会合。可叹的是，我方援军抵达之时，敌军援军亦至。转瞬之间，战役爆发。相较敌军，我方力量简直不值一提，敌军把整个雪村围得水泄不通，进而发起总攻。
政委王远音亦是一位豪杰，他把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六岁。这一战是中央不忍回首的，第八军区全员壮烈牺牲。消息传至延安后，毛主席听闻此噩讯，在房中闷头抽了一整晚的烟。
毛主席彻夜未眠，次日便下达指令：“严禁政委干预军事指挥！”这是对政委权力的又一次调整，此前政委拥有最终决定权，自这天起便不再享有。
可以说，这并非首次出现因政委和司令员意见相左而导致损失的情况，在这件事上，粟裕将军是颇有发言权的。
1933年的时候，粟裕所在的红7军接到命令，要去阻击李默庵的部队。这一战取得了些许胜利，歼灭了部分敌军，可还是有部分敌军得以撤离。那时担任参谋长的粟裕，就向司令员寻淮州询问是否要继续追击。
寻淮州下达了追击的命令，可当时担任政委的乐少华却不乐意了，质问粟裕：自己身为政委，为何不向他请示？结果，粟裕最终未能前去追击，大好时机就这么白白错失了。乐少华在政工方面的能力自不必说，只是在军事指挥上，确实略显不足。
结语雪村之战，于我党抗日历程而言，堪称悲壮之役。勇士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抗战胜利铺就道路，更以牺牲促使中央弥补了一项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