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在贵州当过总司令、省长或在外做过大官的人，几乎都用巨款修建自己富丽堂皇的公馆。如刘显世、袁祖铭等都有公馆，唯独卢焘没有修建公馆。

卢焘在贵阳安家落户，数次搬家，住的都是普通平房。1939年卢焘在北郊小宅溪的半山寨，买得三间农民的旧平房和屋侧一小片菜地，后来卢焘把环境略加修整，旧房侧面，增建三小间矮房，作为他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兼会客室，另外修一间作为老太太念经拜佛的经房，房前西侧开辟一小片菜地，五口之家，蔬菜可以自给。

卢焘虽住郊外山村，可是军政要员、社会人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和他常来常往，宾客不断。达官贵人来访，不是坐汽车就是坐黄包车，而卢焘进城往返，从来不坐黄包车，不论早晚，也不管急事要事，他都是健步行走。有个家乡青年在闲谈中问他：“太公，你年近古稀，每次出门为什么不坐黄包车？”卢焘笑答道：“坐黄包车虽然花不了几个钱，但我是健康人，为什么要让别人的双脚代步呢？这无异是叫人背你走路，其心何忍啊！何况自己步行，还可以锻炼身体嘛！”

卢焘年近古稀，仍苦中作乐。1949年春节，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能咬菜根方是汉，安居漏屋乃称贤。”贵阳地方人士曾评论卢焘一生的为人，能体验时艰，体贴民情，不慕高官厚禄，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又乐善好施。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他都乐意去做。遇到别人有困难，他都尽力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支助。他不贪财，不受贿，不取分外之财，堪称为政清廉的楷模，被人们誉称为“活菩萨”。

卢焘

卢焘1882年出生于广西省思恩县明伦乡，全家的家产是祖父早年去世时留下的三间破瓦房和三亩多薄田，九岁才进私塾启蒙，后来父母把他送到庆远，由他大姐、大姐夫资助继续读书，两年后庆远举行甄别府考，17岁的卢焘获得第一名。

1900年卢焘结束学业后，先后在梧州海关、柳州清军中任司书、文书等职，1904年卢焘遇上潜入清军进行策反工作的革命党人张铁城，受到了革命教育和影响，1905年经张铁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卢焘与张铁城等人在庆远、柳州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7年孙中山、黄兴等在安南（今越南）河内设立中国同盟会指挥机关，策动两广革命，卢焘与张铁城积极响应，联络各方志士，发展革命组织，为革命筹集活动经费。

孙中山

1910年卢焘进入云南讲武堂，由于志同道合，与朱德、范石生等人结拜为兄弟。1911年9月卢焘在讲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当见习生，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30日蔡锷、李根源发动了云南起义，卢焘在攻打军械局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立下战功，被委为第73标3营3排排长。

云南宣布独立后，蔡锷出师援川。卢焘被提升为援川第2梯团步兵独立大队后队队官，四川宣布独立后，卢焘奉唐继尧之命，于1912年3月由川入黔，5月被委任为大队长，1913年1月任支队长，继而奉命回滇“平乱”。这时，卢焘发现云南政局复杂，唐继尧开始暴露出背叛革命，依附北洋政府的倾向，便借故辞职回桂闲居。

卢焘

1914年4月卢焘应贵州省护军使刘显世的邀请，到贵阳任贵州东路巡防管带，7月刘将黔军整编为六个团，任命王文华为第1团团长、卢焘为团副。1915年4月王文华为培训黔军基层军官，组建模范营，委任卢焘为中校营长，卢焘邀请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等到黔相助，同时在黔军中抽调下级军官到模范营受训，贵州军阀中后来的一些显赫人物，如周西成、李晓炎、毛光翔、王家烈等都曾是模范营的学兵，这些人后来主持黔政之时，把卢焘当作老长官，极为尊敬。

刘显世

1916年1月刘显世以贵州省都督的名义宣布“反对帝制，永保共和”，令黔军配合滇军出师讨袁，王文华任黔军东路支队司令，统率第1、2、3团，卢焘被调任第2团团长。

1917年8月张勋拥宣统复辟，贵州组织护法军，王文华任总司令，卢焘被委为第1混成旅旅长，出兵湘西。

1920年11月卢焘与胡瑛、谷正伦随王文华率领黔军入川护法。此后，由于滇、黔军与川军的矛盾激化，黔军决定返回贵州，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卢焘回到贵阳，迅速采取安定措施，并由卢焘以黔军代总司令名义发出告示。

1921年4月卢焘正式担任黔军总司令，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再度举起护法旗帜，卢焘首先通电拥护。不久孙中山电令卢焘为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在卢焘的领导下，贵州人心初安，政局渐稳。

1922年黔军旧派袁祖铭和刘显世联合“定黔”，3月22日卢焘不愿与投靠北洋军阀的袁祖铭合作，辞去黔军总司令之职。1925年卢焘赶往广东韶关找到北伐军大本营，大本营先后两次请卢焘担任滇、黔、桂三省联军总司令、革命军总司令，卢焘考虑到胡汉民、汪精卫与自己意见相左，如自己就任总司令，将不利于北伐军大本营的团结统一，因而他婉言推却，仅担任大本营高等军事顾问和高级参谋。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病逝，蒋介石一步步窃取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卢焘坚决反对蒋介石对内独裁专制、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

蒋介石

1927年1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幸存的部队进入湘南地区活动，为保存实力，朱德写了一封亲笔信托人带给时在广州的卢焘，请他致函滇军第16军军长、云南讲武堂的老同学范石生，劝范不要与红军为敌。卢焘欣然应命，立即写信给范，劝他不要为蒋介石卖命而攻打朱德的部队，并劝范要念同窗之怀和彼此在护国、护法战争中的革命情谊，设法弄点钱粮、武器弹药接济朱德的部队，解其困境。

范石生

不久范石生派人和朱德取得联系，给朱德所部补充了一批物资，并给朱部“国民革命军第47师140团”的番号，以资掩护，使朱部得以在湘南进行休整，为后来朱德率部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1932年蒋介石要委任卢焘为湖南省主席兼第4路军总指挥，但卢焘以“不能胜任”为由拒不受命，卢焘对家人说：蒋介石是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我不能为虎作伥”。

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乘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机，发动抗日反蒋运动，蒋介石收买、瓦解了陈济棠的部属，陈被迫逃往香港，蒋又调集30个师从广东、湖南、贵州三面包围广西，蒋桂双方剑拔弩张，决战在即。7月中旬卢焘应李、白电邀赴邕会商对策，他力劝李、白以民族大业为重，避免战事爆发，又发出通电，呼吁和平解决广西问题，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各方面压力下，事件最后得以和平解决。

两广事变

1944年6月卢焘的好友孙竹荪之女婿周本渊参加“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身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不仅会见了他，向他打听卢焘的消息，而且对他说：“我跟卢焘是云南讲武堂的老同学，护国、护法战争中的老战友，请你回到贵阳时，带个口信给卢先生，就说我欢迎他来延安走一走，看一看。”

周本渊回到贵阳，特地到卢焘的住所半日山庄拜望卢焘，将朱德的口信如实转告。卢焘听后，心情非常激动地说：“朱玉阶（朱德字玉阶）现在当了共产党的总司令，他还记得我，关心我，还邀我去延安，真使我感佩。”以后，卢焘进行多方努力去延安，但国民党的有关部门以种种借口阻挠而未能成行。

1946年11月卢焘作为广西地方人士代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大”，他想借此机会请李宗仁设法帮助他去延安，但这时国民党军刚占据华北解放区的重镇张家口，气焰十分嚣张，卢焘的愿望仍然未能实现。

1948年春卢焘赴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期间，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与会代表，卢焘不得不参加。宴会结束时，蒋介石走过去与卢焘握手问候，并邀卢焘第二天去他那里坐坐，“有事求教”。卢焘思量，蒋氏单独约见，必有所求，若不顺从，恐会带来麻烦，还是不去为妥，第二天卢焘便去了上海。

贵州解放前夕，贵州省政府聘请卢焘为贵州反共保民委员会委员，第二天卢泰就叫人将聘书退还了省府办公厅。卢焘曾和住在他家的一些青年学生谈论国家形势时说：“历代王朝，得民者兴，失民者亡。蒋介石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一定败亡，我从来不买他的帐。”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贵州进军，11月初中共地下党和贵阳的爱国民主人士酝酿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以保证城市的安全，大家公推卢焘为主任，他当仁不让，欣然接受。临时治安委员会于当天发表《通告》，安定人心，还派人与各公共事业单位联系，要求他们组织员工，自保自卫，对那些无人看管的机关、仓库、公房，即派人去看守。因而贵阳市在国民党军已撤退，解放军尚未到达的“真空”期间，水电正常供应，没有出现任何骚乱。

卢焘的义举为蒋介石所忌恨，1949年11月14日上午国民革命军第89军军长刘伯龙奉蒋介石的密令，派人驱车将卢焘骗到贵阳市郊二桥转湾塘杀害。

卢焘纪念亭

噩耗传开，贵阳全城震怒，万民悲愤。1949年11月16日，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正式进入贵阳。贵阳市成立了“卢焘先生遇难治丧委员会”，与卢焘家祭相结合在慈母园举行追悼大会，为期七天。

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琛从北京给卢焘的亲属发去唁电，并给卢焘题写了“英雄不死，永志人心”的挽联。贵阳市的党政军民各界以及卢焘的生前亲朋好友送去花圈，并发送挽联、挽诗、挽词和唁电等达410余帧。

1950年1月8日贵阳市党政军民学各界联合举行追悼会，隆重悼念为贵阳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卢焘等革命烈士。

卢焘雕塑

1986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为革命工作壮烈牺牲”的卢焘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