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政治清算之下的无辜倒霉蛋——‘二月睿亲王’多尔博

伯虎奉天靖难 2024-04-12 05:38:51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二月初九,清朝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在赴塞北行猎散心的途中,突然暴薨于古北口外的喀喇河屯行宫(即后世的承德避暑山庄)内。而多尔衮病死后,其同在喀喇河屯行宫内的同母兄阿济格欲趁机夺取中枢大权、继任为‘皇叔父摄政王’,继续掌握朝廷的最高权力。

但此时也在喀喇河屯行宫中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抢先派内阁大学士刚林从行宫“策马疾行南返”,日夜兼程返回京师,向皇帝顺治帝及其他在京王公告急变。顺治帝闻报后立即下令关闭了京师九门,并在德胜门外派驻重兵,以防随时发生不测。

十二月十七,阿济格、济尔哈朗奉多尔衮灵柩回京;当多尔衮灵柩抵达京师城外后,已经有心清算多尔衮势力的顺治帝为了不打草惊蛇,于是亲自穿戴了白衣缟服,率在京的诸王和满汉蒙大臣出德胜门外迎接,又派重兵紧密监视同行的阿济格父子。

在顺治帝所布置的重兵威慑之下,阿济格父子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收起了兵变夺权的心思,将多尔衮的灵柩送回了城内;年轻的顺治帝在诸王大臣的配合下,轻松粉碎了阿济格的兵变阴谋,避免了朝廷内部的又一次内讧动乱。

此后,顺治帝先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其神主也奉安至太庙,并在东直门外修建‘成宗义皇帝陵’(北京东城区东直街道门新中街),安葬了多尔衮。

因为多尔衮生前仅有一个独生女东莪,所以在他去世后,已经有清算多尔衮势力计划的顺治帝为了安定人心,在和议政王大臣们商议后,将多尔衮同母弟、豫亲王多铎第五子、时年八岁的多尔博过继给多尔衮为嗣子,承袭睿亲王王爵。

在加恩多尔博、让其出继伯父多尔衮为嗣子、并承袭睿亲王王爵的前后,顺治帝以皇帝的身份宣布‘亲政’,真正地将朝廷大权全部收拢于自己掌控之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帝。

夺回皇统大权之后,顺治帝授意前任‘辅政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让其暗中联络早就倒向皇权的理政三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发起对已经被剥夺了权力的英亲王阿济格的清算打击;而在随后召开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上,顺治帝指使郑亲王济尔哈朗带头围攻已经被半软禁的阿济格,揭发其之前的种种擅权、欺君、谋逆等横行不法之事。

最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阳历为1651年1月17日)拟定了阿济格的罪状,然后上奏顺治帝,请将阿济格父子以‘谋逆大罪’夺爵幽禁,阿济格其余诸子也一并革除黄带子、废为庶人;顺治帝当即批准所奏,废阿济格父子为庶人、终身圈禁。

而在顺治帝以雷霆手段处理了多尔衮唯一在世的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之后,一些嗅觉灵敏的王公大臣们(同时也是多尔衮生前的政敌)如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礼亲王代善之子),还有原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等人(目前还是两白旗大臣)便纷纷站出来为自己、或者为之前的主子(肃亲王豪格)翻案,同时揭发多尔衮在世时所犯的那些‘大逆之罪’。

当时,因为顺治帝是刚刚从暴薨的多尔衮手中接收了朝廷大权,立足尚未稳,因此并没有直接发起对多尔衮的清算,而是首先装模作样的‘追念、尊崇’多尔衮之功,为其加尊‘成宗义皇帝’的称号,又给他选择嗣子(多尔博)承袭王位,还尊其元妃为‘义皇后’,以稳定内部人心,为自己完全掌握权力争取时间。

直到议政王大臣会议秉承顺治帝的密旨,议定英亲王阿济格之罪并将其父子夺爵软禁、彻底消除来自多尔衮势力的军事威胁后,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顺治帝这才开始磨刀霍霍地动手——他先恢复了原两黄旗大臣们(比如索尼、鳌拜)之前在皇太极在位时高于两白旗贵族的政治地位,并提升两红旗宗王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人(都是礼亲王代善的子孙)的参政权力,意图借助两黄旗、两红旗的实力来对付势头已经落了下风、且旗主均已去世或被罢黜的两白旗。

此后,顺治帝又下旨将两黄旗、两白旗的旗帜颜色再次对调,恢复了太宗皇太极在世时的旧有八旗仪制,然后将多尔衮在世时亲领的正白旗也划归自己亲领,与两黄旗一起成为了直属皇帝的‘上三旗’。

对顺治帝这种不断加强皇权、清除异己,已经很明显了的‘清算多尔衮势力’的架势,部分两白旗大臣(已经改旗帜颜色了)、如苏克萨哈等见势不妙立即反水,纷纷倒戈投靠了顺治帝,再反过来对之前的同党们(其他两白旗大臣)痛下杀手、不断地揭发举报他们的‘不法事’。

在这种墙倒众人推的逼人形势之下,顺治帝在接受了苏克萨哈等人的投诚后,先兴大狱将多尔衮的死党、侍卫罗什等五人下狱论罪,然后以‘欺君、擅权、乱政、结党、僭越、谋逆’等等理由,正式宣布多尔衮的‘十四大罪’,追夺他才刚刚得到两个月的一切身后尊崇封典,取消其帝号、庙号,毁去陵墓,掘开地宫,挫骨扬灰;其生母‘孝烈武皇后’乌拉那拉氏、其元妃‘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一并革除‘皇后’尊号。

另外再补充一句:至于后世民间地摊文学中所说的,多尔衮死后被顺治帝下诏毁墓鞭尸,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毁墓之事确实是有的,但鞭尸肯定是没有的;清初制度,从太祖努尔哈赤开始,清朝的宗室王公贵族们死后都是火化,然后将骨灰装入‘宝宫’、也就是骨灰坛,再安放于地宫之中(包括顺治帝自己,以后驾崩了也是这种情况)。

或许顺治帝的内心,也是有将十四叔鞭尸的想法,但现实中他已经做不到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遗体,早就火化成了灰,顺治帝再想泄愤,也只能一撒了事。

在处理了多尔衮本人(身后待遇和墓葬)之后,顺治帝再行雷霆手段,将之前依附多尔衮的大臣们——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一一下法司鞫问,其中除了巴哈纳因是‘觉罗’身份而被免死(巴哈纳是努尔哈赤三伯祖索长阿的曾孙,属于红带子)革职罢任,籍没家产三分之二以外,其余诸人都先后以‘阿附睿亲王,参与密谋’的罪名伏诛。

这其中的刚林,甚至还是首先发现阿济格夺权阴谋、从喀喇城疾驰七百里返回京师向顺治帝告急变的‘有功之臣’,但因为有依附多尔衮的举动、又在之前在负责修《太祖实录》时,擅改其中内容,为多尔衮(睿亲王)削匿罪责、增加功绩,所以也被顺治帝下诏斩首,籍没家产;由此可见顺治帝穷究、治罪多尔衮党羽之心有多么的咬牙切齿和‘不分青红皂白’。

而经过了顺治帝(及其亲信王公大臣们)的这一场‘雷霆手段’之后,多尔衮自出任‘摄政王’八年以来,苦心经营、培植的党羽势力顷刻间土崩瓦解,两白旗大臣们(以及其他各旗中依附多尔衮者)死的死、黜的黜、反水的反水,再也无法对顺治帝的皇权产生威胁了。

另外,被革去了王爵、废为庶人后的阿济格,因为在幽禁期间不仅没有丝毫的收敛和悔悟,反而更加地狂妄无礼,不但屡次对顺治帝以及其他宗室王公口出狂言,而且还在关押自己的监房内通过暗中的渠道私藏刀剑兵器,还偷偷地挖掘地道,意图越狱;在以上诸事被发觉后,阿济格仍不思悔改,居然不知死活地声称要放火烧毁监房、逃出监地联络旧部,再图起兵作乱。

因为阿济格被废黜监禁后的状态愈发地丧心病狂、暴躁狂悖,因此诸王公大臣们经过再三商议后,于顺治八年(1651年)十月十六上奏顺治帝,以阿济格悖乱已极、不服管教,再留其存身恐贻后患祸乱,应立即处死以绝来日之巨乱。

顺治帝接到奏报后,立即下诏命阿济格自尽谢罪,子孙全部黜宗籍,其第三子劳亲因罪过尤甚、与父同罪,所以一同被赐死。

当一切来自于多尔衮集团势力的威胁都被彻底清除之后,顺治帝终于想起了在南池子大街内的‘和硕睿亲王府’中,还住着一位正儿八经的‘嗣睿亲王’呐(即八岁的多尔衮嗣子多尔博)!

既然已经清算了多尔衮集团的‘谋逆、乱政’大罪,就连多尔衮本人也被‘削爵、撤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宫’,那么多尔博的这个继任‘睿亲王’王爵,也是万万不能再继续留着的了。

于是,顺治帝赶紧补充了一道诏书——

‘睿王阴谋篡逆,罪行不可赦,今已加治其罪;其养子多尔博不可再承其嗣、袭王爵,著夺爵归宗,与其女东莪俱交信王看管。’

顺治帝谕旨中所说的‘信王’,就是豫亲王多铎的次子(嫡长子)、多尔博的同母兄多尼;顺治八年(1650年)正月,顺治帝将已经袭爵的多尼之‘豫亲王’王号改为了‘信亲王’,所以之后顺治帝的旨意中,才会称呼多尼为‘信王’。

而将多尔博革除王爵,与名义上的姐姐东莪一起交由多尔衮同母弟多铎的儿子多尼来照顾、看管,这也是顺治帝考虑到多尔衮与多铎是同母亲兄弟,多尔博又是多尼的同母亲兄弟,所以把他们姐弟交给多尼来照看,也算是顾托得人了(顺治帝倒是没有穷究多尔博的意思,一个八岁的堂弟,又没有得罪自己,还是轻拿轻放了吧)。

再者,当初是顺治帝自己主动将多尔博过继给‘成宗义皇帝’(多尔衮)为嗣子的,这次清算多尔衮集团后,顺治帝对多尔博这个小堂弟心里还是有一些愧疚(别人也是被动承担了被削爵归宗的后果了)。

因此,顺治帝才没有对多尔博有什么过重的处罚,也没难为他,只是让他归宗、重新成为多铎的儿子,依附兄长信亲王多尼生活,就算了事了。

就这样,八岁的多尔博在懵懵懂懂之间,先被过继给了去世了的伯父多尔衮,在南池子大街的‘和硕睿亲王府’里当了两个多月的‘睿亲王’;然后又在莫名其妙中被堂兄顺治帝给革爵、归宗,重新回到了东单三条胡同的‘和硕信亲王府’(以前的豫亲王府)中,依附于袭爵的兄长信亲王多尼生活。

恍恍惚惚之间,八岁的多尔博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经历荒诞而失真。

而多尔博被顺治帝革爵归宗后,南池子大街内的‘和硕睿亲王府’就被废弃不用,逐渐荒芜下去,闲置了四十多年;后来,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时候,康熙帝为了迎蒙古族圣物玛哈噶喇(护法大黑天金佛)入京师,于是在已经废弃多年的睿亲王府旧址(只有旧址的北半部,其南半部已经改为了内务府缎匹库)上兴建玛哈噶喇庙,用以供奉玛哈噶喇佛。

玛哈噶喇的来历,是早在清朝入关前(甚至还称为后金的时候),时任后金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彻底平定了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时得到的——当时,归降后金的末代察哈尔大汗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和其嫡妻嫡母囊囊,将手中保管的蒙古汉廷传承数百年之久的三大圣物——吗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经、传国玉玺进献给了皇太极。

对于吗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这两件圣物,皇太极十分重视,于是在国都盛京敕建了莲花净土实胜寺,用以供奉这两件圣物;莲花净土实胜寺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就是“沈阳皇寺”。

六十年后,康熙帝将玛哈噶喇金佛迎入京师供奉时,选取了内城中废弃已久的睿亲王府作为供奉圣物的寺庙,这才有了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玛哈噶喇庙的修建。

再后来,乾隆四十年(1755年)时,乾隆帝下诏扩建玛哈噶喇庙;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钦赐玛哈噶喇庙名为‘普度寺’(普渡寺)。此后多尔衮曾经居住过的‘摄政王府’,就以‘普度寺’的名字留存于世了。

经过二百年的风霜洗礼,如今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普庆前巷35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普度寺’,也仅仅只剩正殿‘慈济殿’和山门尚存,旧建筑已经十不存一。

言归正传——多尔博被削爵归宗后,依附于兄长多尼生活了六年,期间没有被授予任何的爵位和发放俸禄,也就是普通闲散宗室一个(而他的名义上的姐姐、多尔衮唯一的女儿东莪,则彻底在史料中失去了踪迹)。

在此期间,因为受伯父多尔衮‘谋逆案’的牵扯和连坐,多尔博嫡兄多尼的爵位也从‘信亲王’降为了‘信郡王’;就连已经去世了的多尼和多尔博之父豫亲王多铎,也因为这个原因而在身后被降爵为‘豫郡王’。

至于多尔博在此之后的人生历程,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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