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特尔先生其人
约翰·耶利米·沙利文作 卢肖慧译
我二十岁时，在一个叫安德鲁·莱特尔【安·纳·莱特尔（1902—1995），美国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文学教授】的门下充当了一回类似于学徒的角色；这人，除了与他年事差不多高的妹妹宝丽，十多年来，几乎所有人只尊他为莱特尔先生。宝丽则叫他老哥，或者老嘎——我觉得不管哪种叫法，她的尾音都不卷舌。他两位成年的女儿倒也叫他爹地。叫他安德鲁，老头子，或者任何随便的称呼，我是哪怕连一点儿念头都不曾冒过；不过他倒是常常提醒我，要是我称他“哥们儿”，也没关系。而他，则叫我孩子，“吾爱”，或者还有一回，在一封信里，“我之鼻息”。我搬进他地下室住那会儿，他刚巧马上要过九十二岁，而下一个冬天，他们给他下葬时，他还不到九十三；那副棺椟，我也帮着一起打——是一具雪松木棺，他说，因为它闻起来气味好。我并没帮上什么大忙。有几个夜晚，我坐在冰冷的、亮着强光灯的工棚里，将蜂蜡揉进棺板。其余的人，那些比我年长的汉子们——我们一共四个——专注地锯着刨着。他们还雕凿出楔形榫头。我在木工活儿方面的经验仅止于劳作课上把木板推进带锯，万一我笨手笨脚出差错，不会有时间返工；所以我便听从他们的吩咐，拿一件内衣剪成的抹布，将蜂蜡一层层抹上雪松木，直到灰色木轮泛出紫晕，就好像赋予了它一段从前的生命。
监管通宵干活儿的是个制作拨弦乐器的匠人，名叫隆姆，他的家就在高原边那片林子深处。他身高六英尺半，头发披挂在额前，嘴上两撇灰白八字须。他戴一副奇大的眼镜。那几天里隆姆神经紧张，我相信我再也没见过世上有哪个比他更紧张的人了。雪松还太“生嫩”——还没被适当地处理过。他哼哼着说它会不听使唤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一定后悔应承这桩急活儿了。莱特尔有几个星期躺在那里奄奄待毙，他遭受着一连串搞得他晕头转向的局部中风。到了最后，他们给他注射的吗啡比给他的水都多。他处在神志昏懵中，不断地说：“是回家的时候了。”起初，他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带他回家，他真正的家，我们暗地强注入的吗啡带给他的那种恐惧幻觉，把他弄得疲累厌倦。但到后来，那一次又一次的高烧反倒熔炼出一份似乎令人难以承受的清醒，就好像他那眸子背后的蓝色光焰，于是他的话也就有了人们假设的那层象征意义。
他临终弥留不去，换一句话说，他没有一下子就走掉。虽说他的家人和朋友多年来都知道他希望百年之后能躺在雪松棺椟里，而雪松棺椟需要特别定制，但竟没有谁去想一想这问题：这片山里谁会做这东西，或者这活计需要做多久。我并没有因此怪罪他们——怪罪我们——逃避责任，因为根本就没怀疑他真的会死。有很长一段时间，莱特尔的整个存在就几乎已经游离人间；可他从没死过，而现在却要死了，听来相当荒唐。我祖父有一回曾经告诉我，三十年代，他在塞沃尼【田纳西南部地区，南方大学所在地】那会儿，人们已经把莱特尔看作是一个多少有了点儿年纪的人物了；而我遇见他时，岁月又翻过了整整六十年。他自己的话也在加深这种印象：他说是变得像活在“永生里一样”，他还说起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二十世纪开初的田纳西中部——比起他活到现在所看见的南方，更像中世纪的欧洲。他所有的朋友和敌人都死了。很久以前，他埋葬了自己的次女。他的妻已经死了三十四年，现在，莱特尔先生死了，而我们还没给他预备雪松棺椟。
不过，有人知道隆姆，或者听说过隆姆，结果隆姆也知道莱特尔的书；他们跟隆姆说，几天就得做成；他毫不迟疑，马上动手，甚至有些不耐烦，仿佛生怕冲犯一个难伺候的主子。我看见他在那一小块空间里，不断用微波炉加热一杯杯特百惠塑料容器盛的炭黑苦咖啡，像喝可口可乐那样灌下肚。他就如一团黑影沉沉压来。他块头实在大，大到几乎没我们落脚的地方，更何况工棚当中锯架上还横着一方棺盖，我们只得贴着墙根走。每个晚上，这位常常为打磨一件精细乐器而一连几个月伤透脑筋的隆姆总要崩溃几次，他把脸埋在巴掌里，猫在板凳上，“一团糟！”巴掌捂住了他的低吼。我的朋友桑福和我在一旁干瞪眼。但第四位，块头小些，名叫哈尔的，他直到最后一直住在楼上和莱特尔待在一起，担当护理，他更懂得隆姆——现在回想起来，哈尔准是最初跟这一家提起隆姆的人——哈尔会伸出双手扶住隆姆的肩膀，对他轻声慢气说话，让他平静下来，告诉他大家都明白他只有那么丁点儿短的时间，要是他愿意，我们可以歇一歇。隆姆便开始抽烟。我记得他用两根手指尖儿掐住烟头，在嘴里拿进拿出的，就像老电影里的硬汉子。桑福和我则坐在外面他的卡车里，打开暖风，就着一只他带来的烈酒扁瓶喝伏特加，工棚的小窗灯光通亮，我们望着，几乎不说一句话。
几个星期后，他告诉我一件哈尔告诉他的事情，在莱特尔葬礼——隆姆居然奇怪地没去参加——那天早晨的七点钟，哈尔睁开眼睛，竟发现隆姆坐在他和他老婆睡着的床脚，显然是自言自语，重复着几个字：“做成了。”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棺椟是尊艺术品。几乎没有谁亲眼目睹。整个葬礼，直到抬上街去墓园，棺椟都覆盖着棺罩；在坟地上，人们排队轮流将泥土锹下墓坑，那六边形的棺盖——棺盖上，隆姆竟奇迹般挤出时间刻上了蔓叶雕花——仅几秒钟之后就看不见了。
莱特尔自太太去世后不久，也许太太还没去世，家里就有不同的年轻男孩子住过——不管怎样，在我十七岁上大学的时候，那是尽管不成文但属于认可的做法。以往，住在那里的都是一些被认为有写作前程的学生，“裁判”是一位大家都喜欢的少白头文学教授；这位文学教授本人就是他的旧日门生，在莱特尔漫长的鳏居日子里几乎就是他的子嗣。随着岁月流逝，莱特尔身体日益衰退，这种安排更多地变成保证他身边一直有个人，替他开车，替他劈柴，要是他摔裂髋骨，有人马上就会听见。
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把这看成是一种殊荣，尤其是英语专业的。我们是南方大学的学生，而莱特尔就是南方，最后一位“重农主义者”，在《我的表态》上署名的著名“十二个南方人”中的最后一位，“逃亡派诗人”的盟友，自年轻时代起就与艾伦·泰特【艾·泰特（1899—1979)，美国诗人、散文家、文艺批评家，“新批评派”代表人物，1943至1944美国国家桂冠诗人】和罗伯特·佩恩·华伦【罗·佩·华伦（1905—1989)，美国诗人、小说家，“新批评派”文学评论家，新批评主义奠基人之一，是南方作家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交游，是弗兰纳里·奥康纳、詹姆斯·迪克易【詹·迪克易（1923—1997），美国小说家、诗人，为1966年美国国家桂冠诗人】和哈利·克鲁斯【哈·克鲁斯（1935—2012)，美国小说家、剧作家、短篇小说家和散文家】的良师，六十年代的《塞沃尼评论》的编辑，这是几个率先发表考麦克·麦卡锡小说的杂志之一。请记住，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知道他的时候，文学界的所谓“南方文艺复兴”【“南方文艺复兴”是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南方政治、经济状况在文艺上的反映。南方联盟在内战中失败，种植园经济崩溃，庄园主阶级迅速败落，北方资本侵入南方，南方新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兴起，黑人不再是奴隶，但在政治经济上仍受歧视……这一切使南方成为一个动荡的社会。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涌现了一批南方作家诗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福克纳，艾伦·泰特和罗伯特·佩恩·华伦也在其中。文中提到的“十二个南方人”和“逃亡派诗人”都是其间出现的作家诗人群体。这些作家作品具有一种共性，便是对家乡的炽热感情，对南方的历史怀有的一种既骄傲又沉痛的心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疏远，提倡重农，反对城市化，认为美国的价值根植于农业。他们的宣言《我的表态》在三十年代初问世，被视为大萧条的前奏】已经衰退到了学术界一个封尘的角落。可是莱特尔还是不甘花落去，就如明日黄花，待人前往探幽。
并非每个人都这么以为。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和大学一年级时的同寝室室友施密迪坐在地板上；他来自亚特兰大，是个九十五磅重的金发孩子，在一所什么私立学校里苦熬了四年，企图说服戏剧教师同意他们演一出贝克特的戏。他曾经和一个被叫做“翠迪鸟”的男孩子是哥们儿，那孩子的嗓子就像一支芦笛。我遇见施密迪，问他喜欢什么音乐，他弹回来：“喇叭。”那晚，他不停地唠叨着莱特尔，说他如何怪诞，如何法西斯。“你知道安德鲁·莱特尔怎么说？”施密迪挥舞着他的打火机。“听着：‘人生本是一出闹戏。唯有艺术才是真实。’”
我点点头，等待下文。
“你不觉得这有些耸人听闻？”
可是，我不觉得。也许觉得，但无所谓。也许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我被笼罩在“南方”可悲的魔咒之下；这魔咒，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也可能还没有。就我而言，这种感觉是那么尖锐，因为我在印第安那长大，又有一位北佬父亲，他孩提时就被迫离开了我非常为之骄傲的肯塔基老家，长久以来我一直意识到我生命中的无归宿感。旁人感觉不到，也无所谓；而我却感觉着它的切肤之痛。终于，我有了归属，踏上了那片土地。南方……我爱南方，爱得就如任何一个永远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夜间只要听到“福克纳”几个字，就会唤起我阵阵澎湃的激情。我入校之后几个月，谢尔比·福提【谢·福提（1916—2005），美国历史学家、小说家，著有鸿篇巨制《南北战争史》。在重农倾向的旧南方向民权时代的新南方转向时，他的人生和写作也跟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他在1990年的纪录片《南北战争》里，把他认为对我们存在至关重要的这场战争介绍给了新一代美国人】到我们大学来诵读他的《南北战争史》。他一读完，一个本地老儿，油腻腻的白长发，白西装，提一拐杖，从第三排站起，发问道，在福提看来，要是某某将军做了某某决断，南方是否会得胜。福提回答说，北方一举手之劳就赢得了“那场战争”。人群中即刻泛出一阵唏嘘。他们竟对此还在意，这使我激动。我怎能不想到莱特尔，在校园外他自己的老木舍里，就着熊熊燃烧的壁炉炭火，安坐在摇椅中，从祖上遗传下来的银酒盅里啜一口波旁酒，咀嚼着尤多拉·韦尔蒂曾经跟他说过的事情。任何有名气的作家到我们大学访问，都会要求去拜望莱特尔。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我试着阅读他的小说，可我的思路老是散漫跳飞；他的文风似乎过于雕琢而高深莫测。尽管如此，我依然盼望着被带去见他。七十年代，我一位叔叔曾受到过这种邀约，他告诉我那一见如何改变了他，让他接触到什么叫做真实。
事情发生得很离奇，也不知道是否是命运的安排。那时，我连学生都不是。我上完大学二年级就自己离开了学校，免得不及格而被撵出去；我和一个朋友住在爱尔兰，在一家餐馆打杂，一个子儿也没省下。离开学校之前，已经发生了些事，值得一提。我和一个叫桑福的家伙成了朋友，他快五十岁，一心回归自然，生性嬉皮；他一个人过日子，住在附近一个社区农场里，没有供电。他的家就好像是托马斯·杰弗逊发明出来的那样。泉水从屋顶塔楼上一只老牛奶筒里流下来，冰箱改装过，能与从房车上捡回来的丙烷罐连上使用。他的屋顶上装着第一代太阳能电池板。土坯墙菜窖，柴灶。他在瀑布里洗澡。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奇幻时光；当然，这对提高我的学业并没什么帮助。桑福只需要很少的钱，那点儿钱他靠在镇上替人做治疗性按摩挣得，而安德鲁·莱特尔恰巧就是他的顾客之一；莱特尔每星期自己开车去一次，驾着一辆游艇大小的咖啡色凯迪拉克黄金国，一会儿左车道，一会儿右车道，他愿意怎么开就怎么开。警察们都知道尾随着他，不过远远跟着，纯粹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他常常提早几小时就到了桑福的工作室，坐在外面汽车里眼巴巴地等。他喜欢人的手停留在他肌肤上的感觉，他说，并且相信正是这种感觉让他继续活着。
一天，做按摩治疗时，莱特尔说起当时住在他家的孩子马上要毕业，桑福于是向莱特尔提到了我，桑福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学校砸锅砸得多厉害，也不知道我就要离开学校，他还把我写的几个短篇给他看。还是我的诗？毫无疑问，是些吓人玩意儿——大概显露出了些“文学前途”。到了夏末，航空信件开始从我们科克的山顶公寓房门下唰唰飞入，我至今记得，那些信封因为在打字机下重重碾过，还略微弯卷着。第一封信署的日期是：“如今，我感觉活在永生里一样，我几乎不知道确切的日子，是气候告诉我时光的流转。我想现在该是八月底吧，”接下去又说：“我假定你会搬来与我同住。”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开口问我。实际上他连问都不曾问。他无视安排此事的正规渠道，最终导致了与大学之间的龃龉。可那时，一切都无关紧要。我感到一阵狂喜，大师的关注鼓点般激越地敲打着，关注背后的远方是汹涌澎湃的功成名就。一星期里会有他一封，后来至两封信。那些信老气横秋得那么精彩，文字在连贯与跳跃之间、在不同时态之间、在两个世纪之间来回穿行。常常由于他的误拼，他的老眼昏花，竟造出了最最漂亮的句子，像他动情地写出不加逗点的句子：“奈何我怎么抗议都是徒劳。”他告诉我说我是作家的料，只不过我自己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这就需要老艺术家出场了。”他写到缪斯，写到我们年轻时她如何考验我们。随着我们之间通信语言越来越亲近，他也越来越急切了。我必须赶紧回来。谁知道他还能再活多久？“身在劫数里，难拗难逃。”有些东西他希望能够留传下去，有些他花了“很长时间，”他说，“才学到的东西”。现在他惊觉突然来了一股精神。他说别在乎学校。“大学也许并不是培养作家的最好学堂。”我将会住在地下室，做一个客居人。我们便可以着手工作。
我花了几个月才成行，而他变得有些恼火了。我终于拉开前门自己走进去时，他没从座位中起身。他的整个身体夸张地塌陷在沙发里，就好像窃贼悄悄潜入，偷走了他的骨头，把他扔在了那里。他朝冒着烟、挡着巨大黑炭架的石壁炉打了个手势，说：“孩子，抱歉，柴禾相当少。我没料到十一月份自己还活着。”他就瘫在那里，看着我在宅子里重新生火。他对我干活的动作发表意见。大块木柴放后面，能够挡热。火不会太大。“年轻人总犯那个错。”他要我替他倒些威士忌，直截了当地宣告要打个盹儿。他往后躺去，抓过那只装酒瓶的丝绒袋子往眼睛上一盖；而我在他对面坐了半小时，四十分钟。起初他对梦说话，然后便对我说话——他从睡眠到清醒的过程轻细得几乎不易察觉，常常又滑入睡眠里。他的话满是咕哝、警告。艺术家一生陷阱四伏。小心“敌人的诡计”。
“莱特尔先生，”我轻声说，“谁是敌人？”
他坐直了。他无神的眼睛冰蓝。“这还用问，孩子，”他说，“那些资产阶级！”他盯着我看了片刻，好像忘记我是谁。“当然，”他说。“你还只是个娃娃。”
他打盹那会儿，我替自己倒了两杯波旁喝喝，酒精有些上头。他举起自己的酒杯，说：“把敌人搞昏头。”我们干杯。
莱特尔住在一片被称为“根据地”的旧日肖托夸集会地【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早期在美国非常流行的成人教育运动（同时也指其集会教育形式）。在1920年代中期以前，肖托夸集会在美国农业地区广为传播。肖托夸为社区提供娱乐与文化教育，与会成员包括了当时的演说家、教师、音乐家、艺人、牧师和其他各方面专家。但这一运动随着广播、电视、电影等的崛起而逐渐消亡】，田园诗一般，是一处粗朴自然的度假胜地——特地修在北面，或者说在地势高的地方——起初是作为庇护所，用以躲避曾经折磨南方中部各州的黄热病。莱特尔还记得小时候去那里。有个老法官，他们说，十九世纪时，把木舍整个从某个小河湾挪了上来。你还能看见墙里的整根原木，但这宅子经年修葺，已是相当典雅精美。四周回廊环抱。那里除了风过松林，平时寂静无声。没有来客时，你看不见一人。是一处消夏地，只不过莱特尔从不离开。
他睡着一张雕花大床，位于住宅一角的屋子里。他的日子就是米色长绒棉拖鞋从床边到餐具柜到炉火边的座椅之间持续不断地、悉悉索索地轻轻走动，拐杖轻声笃地，丈量这三角的周长，在每条边线上做标记。他会自哼自唱。那支《阿巴拉契亚》这么唱道：“一只鬼佬吓不着另一只鬼佬，我的好老伴儿。”再有就是他在我这般年纪或者更年轻时去巴黎学会的歌——《在巴黎的桥上》和《圆桌骑士》。他的法语极漂亮，可他英语的口音才是最棒的——那种绝了种的、南方中部授地开拓者的音色，掺着一丝已经不复存的、东北方城市里那种凯尔特口音（“本”发成“伯恩”），以及那种不事雕琢的温雅。
在楼下，我能够听到他走动，任何时候都知道他在住宅的方位。我的住处曾经是个厨房——仆人们从后楼梯上上下下。整个房间都是裸石地，阴阴的。屋子从来不暖和，到了夜间湿气重得简直难以忍受。你想要睡觉，而蟋蟀就在身边蹦跶，着地时发出轻微的踢哒踢哒。许多早晨，我醒来，他就站在我跟前，一手拄拐杖，一手拿咖啡，他会说：“啊哈，大人阁下，我们是否该起身，去向夫人殿下跪请晨安了？”夫人殿下是指缪斯。他的问候方式花样繁多，独出心裁。
有半年时间，每天在他最能集中脑力的一段时间里，从晌午到早下午，我们稳步工作着。我们阅读福楼拜，乔伊斯，一点儿亨利·詹姆斯，著名的俄罗斯作家作品，他自己在随笔里写过的所有作品。他企图逼我读荣格。他把我的小说删得一字不剩，只留下个尾巴，他声称那尾巴他挺喜欢。他的总体评价是，语言太白太顺。我努力采纳他的批评意见，但它们艰深复杂，以至于我的努力并没给我带来什么好结果。他想要告诉我如何解决那些我还不明白其存在的问题。
他每天差不多都会念叨一遍：“要是有精神，我大概自己也来写几句。”一天早晨，我在楼下竟听见老电动打字机发出嚓嚓嚓的声音。那天，趁他打盹儿，我溜进他的屋子，摘下打字机罩子，看他写的东西，一句由三十至四十个词组成的单句。有几个词被横杠划去，上面是用圆珠笔写的更改。那句话使我惊异。我多半只是指望看见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担心这堆东西会对我们的全部尝试、对我的学养有所微词；然而我眼前的正相反。这是一句完美的句子。整句话，他描述了童年的一段记忆，一伙人乘坐一辆早年的旧式汽车，司机一时失控，冲进一座敞着门的仓房，真算吉星高照，仓房居然空空如也，而仓房另一端的门竟也大敞，汽车笔直闯过仓房，回到阳光里；车上人们对自己的侥幸挥手按喇叭放声大笑；莱特尔通过语言多少重现了这次突发的、由惊恐到欢愉炼金丹一般奇异的转变。但不知为什么我居然没抄录下这句子——估计是对自己的偷窥行为自惭形秽吧，我猜。他此后再也没动过笔。但对我来说，这是与他共同生活那一年里的关键。他尽管羸弱，依然能做到我所做不到的事情。我开始更认真地聆听，即便有时他让我觉得枯燥乏味。
他银白的头发稀稀拉拉，每天都穿一件粗花呢外套，脖子上挂了一枚浣熊阴茎骨做的金柄牙签。我戴上他的眼镜，一臂之外自己伸出的手马上变作花白一拳肉。他脑门儿上鼓着个包——我猜是一只囊肿，长得失控——半个乒乓球那样的形状尺寸。医生几次提出要帮他切除，可莱特尔却拿它当个说话由头。“虚荣拿我无可奈何，”他说。他头戴一顶灰呢帽，帽带上插了一翎蓝知更鸟的羽毛；脸上的皮肤看上去出奇地年轻，光泽透亮且紧绷绷的，但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却像个外星来人。我每星期照顾他洗一次澡。只有老天知道他背上那些痣之类的东西，有多少年来，无人理会，胡乱生长。他的皮肤像发面那样软噗噗；但并不松垂耷拉，也不疙疙瘩瘩，不是那样子——他没病没恙——不过看上去脆弱。他下体一毛不长，趾甲长得如兽角。洗完澡，他赤身裸体躺在两层干净的被单间，不感到浑身干爽透了不可穿衣。所有莱特尔家的人，他说，都神经质。
我觉得他奇妙得很，或者倒更确切地说，我觉得他美妙得很。我基本上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他。比如，每天他几乎都会爆炸一通种族歧视、沙文主义、反犹主义、社会阶层势利观，以及我只能认为是对中世纪怀幽古之情一类的大发作；如果你跟他动肝火，就好比与穴居人争辩一样荒唐。我闭上嘴，而只向他讨教石器时代的洞穴艺术就是了。有了时间的距离，现在来分析我那时的这些自圆其说，甚至有些犬儒主义的理由并不是件难事。可对我当时没与他争辩，或者没能愤然离去，我也不能假装表示遗憾。
其中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一层不可忽视的原因，我头脑里有个声音告诫我，去教训一个能力萎顿至此的人，并不公平。我无法确准什么是他要说的，指他意欲表明的观点；什么是他丧失管制本我的能力，而从口中溜出的东西。我常常从挂在餐具柜旁边他的结婚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耳丰厚——跟前走过，我想：“要是你打算跟他争辩，你有种就跟这一位辩一辩去。”不然就不作数。
我开始喜爱他这个人了。或许，不是他希望的那种喜爱；但也并不是收敛节制的那种。哥们儿。我才二十岁，居然认为不再可能会有什么奇事落到我头上。我还只是个小娃娃。有个夜间很晚了，我们还没睡，在厨房喝酒，我问他他认为是否还有希望。就像那样：“这世道还有救吗？”他相当严肃地回答了我。他告诉我，在凡尔赛宫的走道上，微微地，微乎其微地散发着人的粪便气味。“因为宫女们来去匆忙，一星半点就会从盂钵里溅出。”多年以后，我意识到他当时模糊地记起了路易十五宫殿里的一个细节，换一句话说，宫里便厕极少，并且设置的地方极不方便。侯爵们经常偷偷溜开，在楼梯井下、漂亮家具背后解手；但那晚，我不明白他是什么用意，我至今还没完全明白。
“我有没有给你看过我的香炉？”他问。
“你的什么？”
他拖沓着走进餐厅，打开一扇上锁的玻璃柜门。他抱着一只三足小罐回来，小心地放在我们之间的一块砧板上。那玩意儿绘得精致，嵌着无数碎纹。一条犬脸小龙盘缠于顶盖上，护卫一枚绿珍珠。莱特尔将它旋转到一个特定角度，犬脸颜色较深的那面，略略泛出橘黄。“你来看看，釉色有些烧焦，”他说。“爆炸，或者大火造成的，我想。”他将它颠倒过来。制作人的底书清晰易读，当然是对懂日文的人来说。“这罐，”他说，“是从广岛爆炸现场找到的。”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同班同学，一个逃亡派诗人，当了海军陆战队军官，战争结束后，送了他这香炉。“我死了，我要把它留给你，”他说。
我懒得拒绝，只是谢了他，因为我知道到了早晨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或者就这事而言，再过半个小时，就不记得了。然而，他真的记着。他留给了我。
十年后，在纽约，我领养的流浪小猫霍莉把它推下高柜，摔碎了；我没想到她会爬上高柜顶。我几乎彻夜坐在那里将碎片粘回原处。
莱特尔的健忘症开始加剧。现在来提当时那些荒唐可笑的病状，我希望不至于让人觉得心肠太硬。他固执地把我们用来润滑他瘘口的K-Y凝胶，叫做“开矣”凝胶。最后，他竟糊涂到搞不清楚凝胶的用处，一天他站在我门前，拿着一柄牙刷和一只用空的凝胶软管。“把‘开矣’写上清单，孩子，”他说。“用完了。”
晚间，他大部分时间一人独坐，不断与已死的文学宿敌重演四十年前的旧战，演独角戏一样同时扮着两边的角色，时不时大叫大喊，敲击拐杖。艾伦·泰特，从弟兄变成了克星，是他头号对手；不过看来，这么大动肝火，他认识的任何人都会变成毒蛇，成为追逐权力的牺牲品。尤其令人头晕的是碰上演习战的初版是我与他，他和这孩子。在实际生活里，有几次，我们的确发生了冲突。面对面吼叫。我骂他刁钻的老杂种，诸如此类，他说我辜负了自己的天赋。之后，在楼下，我听见他对这孩子说：“你以为自己不是个奴才？”
有一天，我从别处回来。他妹妹宝丽来了，住在楼上。我喜欢宝丽小姐来访，谁都喜欢。她做的朗姆蛋糕你可以像条金鱼那样一直吃到撑死。她一来，就会有新鲜的、自家做的腌菜和松饼。小个子妇人，戴一副眼镜，镜片极厚，放大了她的眼睛；她手指因为关节炎蜷曲着。天知道她怎么想，或者是否在想那些她和她哥哥以及他那些有趣的艺术家朋友们共度的夜晚。（有一回，在什么地方一所租来的宅子里，她硬是被安顿躺在肥佬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福·马·福特(1873—1939)，英国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编辑，经常资助青年作家】和他情妇之间，整夜没合眼。）她对着被我“虐待”的煎锅大摇其头，家里人从大萧条开始就一直将这煎锅放在低温烤箱里“养着”的。我总是忘记不可以把它放进洗碗机。吃饭时，坐在垂挂着“盐瓶”和“色拉油”的枝形吊灯下，莱特尔竭力夸奖我，要是我不掉进这个那个、或者其他狂妄自大的陷阱，我很可能变作一文学大师；她只是咧咧嘴，道：“啊，老嘎，真来劲儿。”
上文提到的那个下午，我经过安全大门，进入“根据地”，就像肖托夸会员居民称呼他们的集会点；宝丽坐在她那辆非常小的蓝车里，与我交臂而过。那照面当即就让我感到异样，因为她根本没刹车——她摇下车窗，朝我嚷嚷，不过继续放空挡往前移动，至多一小时二十英里的速度（此地限速十二英里，我想），就好像坐在花车里挥手致意。“我上一趟店铺，”她说。“我们需要［含糊不清］……”
“什么？”
“白脱！”
车镜里她往后退去，我望着，感到不对劲儿。木舍正门前的回廊上，莱特尔拄着拐杖，惶惶然来回地走。我刚拐上泊车的沙石地，他就朝我挥手。“她喝醉了！”他吼道。“瞧这酒瓶，吾爱。老天！早晨还是满的。”
我想让他告诉我怎么回事，可他一团烦乱。他穿着睡衣，光脚黑拖鞋，一件灰粗花呢外套，那一顶呢帽。
“噢，我把她惹毛了，吾爱，”他说。“我把她惹毛了。”
我们快速往大门开去，他把事情告诉了我。正如我所猜测。每次宝丽来，都会为同一件事发生争执，不过我还从来没见闹得这么厉害过。他们有一房住在外镇的亲戚，她一直与他们关系不错，但莱特尔坚决不理睬那帮家伙，而且认为他妹妹也不该理睬。为的是一桩有关土地的丑陋纠纷，一份模棱两可的遗嘱。贪婪的叔叔企图夺走他父亲的农场。不过这些当今的堂兄弟姊妹，敌人的后代，他们并没假装不懂他为什么不要看他们——可是，我认为他们真的没弄懂；这个，莱特尔也相信。已经吵过好多次了。他站在走廊上，痛叱那些家伙，动用最厉害的诟骂：“逆贼的种。”他们一定觉得他神经病发得不轻；他咕哝这些恶咒，心里想到的准是昔日某个谋利北佬，因为那些亲戚不断卷土重来，虽说从未被允许越过回廊一步。现在，宝丽竟然将他们让进前庭，几乎要引狼入“缪斯之殿”了。莱特尔视之为最肆无忌惮的背叛。他从瞌睡中醒来，对他们气势汹汹，宝丽落荒而逃。他好像一想到自己说的话，就发抖。
“莱特尔先生，你说了什么？”
“我说了实话，”他激动地说。“我确认，是我所为。”然而，他下巴哆嗦着，似乎想要申辩，流露出羞惭之色。
他在其“家族回忆录”《为生者守灵》里，提到了这宗土地纠纷，这部回忆录是他最易读的，从很多方面来说，也是写得最好的一本著作。或许这是我一家之见。许多读得比我广博得多的人认为他的小说才是经典遗珠。也许正是因为作为小说家的他头顶上轰鸣着浮士德式的自我情结，而在回忆录里他没有驮着那么沉重的负担，这样的无拘无束、行云流水，解冻了某些只有在他的书信里才出现的、生动而自然的风格。有一个片段，他描述一八六三年的那个早晨，他祖母咽喉处挨了北方联军兵士一颗枪弹。“没有人知道那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开枪，”莱特尔写道，“他骑上马，翩然出城。”直到她漫长一生的结束，这位妇人脖子上始终系着一领丝带，用一枚金质别针锁住。莱特尔与内战之间就是贴得这么近，近到他小孩时，临睡前，能够伸出手去，拨弄那枚金别针的钩环。十八世纪只不过是一代人之遥，手搀手般密切相关，如此而已。我猜想，你活到九十岁，这种时间的塌缩就会发生。莱特尔出生时，莱特兄弟还没设计出一架能够上天的飞机；他离世时，宇宙飞船旅行者二号正飞离太阳系。在一个人的漫长人生里，目睹这些共存的具体事件，你又是如何应对？这重压着他的心。
描写祖母事件的手法卓秀圆熟：
她奔向乳母。子弹不偏不倚击中颈静脉。鲜血染黑了手中还捏着的苹果，血流进她的鞋。街上的敌人冲入私宅。进来了猎奇的兵士，瞪眼四顾。空气也被查抄……兵士扫着骛奇又厌烦的目光，列队走过她的床笫，在孩子火热的眼睛里，他们的长刀仿佛刺入屋顶。
宝丽又从我们身边绕过。显然，她改了“白脱”的主意。我们调了头，尾随她回到木舍。进了屋，他们相互拥抱。她将脸埋在他的外套里，又哭又笑。“噢，老妹，”他说，“我真乃一个老笨蛋，天晓得。”
有时候，我真希望能和他有名有目地吵它一吵。实情是他开始在无数小事上对我吹毛求疵。他需要得太多，喂食，洗澡，修脸，更衣，比他自己承认的多得多，但还要保住自己的面子。谁都可以体谅，不过我并没签约受雇当他的贴身男佣。一天我邂逅那位少白头教授，他告诉我莱特尔对我做的饭菜发牢骚。
然而，主要原因是我爱上了一位来自北卡的、半古巴血统的十九岁女孩，她身材修长，脸上长有雀斑，深色的直发披肩。她低我一届，或者说如果我在学校，她该低我一届。她可以谈书论文。我们第二次约会，她就送给我一本她父亲的翻烂了的《饥饿》，克努特·汉姆生【克·汉姆生(1859—1952)，挪威作家，曾获得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为《大地的成长》，作品颂扬个人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占领挪威期间勾结纳粹分子，战后以叛国罪被判刑】的小说。我待在楼下的时间开始变长。莱特尔则可怜巴巴生起气来。我邀请她和莱特尔见见，他对她十分冷漠，还对“拉丁人”略带侮辱无礼地进行评论，曾一度问她是不是明白女人在一个艺术家生活中的地位。
在一个冷得见鬼的深冬夜，她和我在楼下睡在两张拼起的单人床上，裹着一堆旧被褥。那时，这层三角关系已经发展到非常令人不快的地步，以至于那些日子里莱特尔一瞥见她的车，就早早开始喝酒；而她也不再觉得他好玩，或者，就这事而言，不再觉得他不会伤害人。我的处境极难堪。
她把我摇醒，说：“他在那东西上，要跟你说话。”我们这里有那种老式的监控装置，你按下银色大圆钮便可说话，松手便能听见对方。这家伙一辈子都不曾精通一件电器装置。有一天我犯了个错误，通宵工作后将电脑留在楼上，吃早餐时，他就冲我大叫，说我“引狼入室，把敌人引入工作岗位”。不过对于这监控装置，他倒是个真正的行家里手。
“他在叫你，”她说。我躺着没动弹，听着。果然咔嗒一响。
“吾爱，”他说，“我不愿打扰你，于你安眠之中，大人阁下。不过我以为我几乎冻死。”
“噢，我的老天！”我说。
“若你可以……安寝于我身旁。”
我望着她：“怎么办？”
她背过身去。“我但愿你别上去，”她说。
“他死了怎么办？”
“你以为他会？”
“不知道。他已经九十二岁，他说冻得要死。”
“吾爱……？”
她叹气。“你也许该上去才是。”
我躺进他的床，他没吱声。接着他马上又睡着了。白床单厚实而贵重，就好像他的肢体与我的之间隔着一片白雪皑皑的广袤地带。我沉沉睡去。
破晓时分，我醒来，他正在咬我耳朵，而他右手放在我的私处。
我一下子蹦下床，在屋里四处跳脚，就好像烧了自己的手指，满嘴喷粪。莱特尔羞惭得唉声叹气，一手遮脸，蜷缩在床上，像一具残骸，从什么地方被冲上海岸。我应该提一下，就如每个寒冷的冬夜，他穿着维-维利-维克式样的睡衣和帽子。“饶恕我，饶恕我，”他说。
“耶稣基督，莱特尔先生。”
“唉，吾爱……”
他有这类的欲望并不是个问题。我也不可能那么天真。他在那方面的趣味多少是公开的秘密。我不知道他是同性恋、双性恋、泛性恋，或是别的什么。这些不同的词语只不过是些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说法，用来称谓神秘莫测的性取向而已。不过，在一些场合，他确实以一种我觉得是相当动容的性爱口吻提起他妻子，不同于任何自诩为同性恋的男士谈论女人和性。莱特尔一定是爱她的，显然他很想她，爱德娜，他美丽的“长着松鼠眼睛的孟斐斯女孩子”，他娶她时，她那么年轻；她死于咽喉癌时，依然那么年轻。
然而，更多时候，当性的话题出现时，他就会转到“重农主义”运动本身具有同性爱一面的观点上去。他告诉我艾伦·泰特曾经有一次向他求爱，“不过我拒绝了他，我不喜欢他的气味。要知道，气味很要紧，吾爱。我觉得他有一种从来不运动的男人身上那股体臭。”不知这是真是假，但不是一个单例。随后的作家——包括那些对此有意不加深究的——也已注意到，比如，罗伯特·佩恩·华伦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时，对同校的艾伦·泰特怀有着一种超乎纯粹精神友情的兴趣。“十二个南方人”之一的斯特克·扬——他很少被提及——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莱特尔也不避讳地声称，在很年轻时，与另一位“逃亡派”诗人的兄弟，一个无名之辈，有一段愉快的、断断续续的风流恋情。他们两个一度曾想象过去一座小农庄一起过日子。那位男士后来失踪，在墨西哥找到时已被暗杀。罗伯特·佩恩·华伦在一首写柜中意象的诗歌里提到了他。
这么写，我冒着被看成“揭发”一个信任我的弱者“出柜”的风险，目的在于告诉你，如果你对参与运动的诸位男性之间的相互爱恋无所理解的话，你便无法完全理解持续影响美国文学几十年的重农运动。当然，他们之中大多数属于“同性交际”，相当一些“同性情爱”，还有一些“同性性爱”。那便是聚合力的部分根源，它使那些友情如此强烈；即便发生争执，即便改变观点，即便他们对南方所抱有的乌托邦希望幻灭之后，他们仍然一辈子紧密团结。他们齐心合力，造就了数位优秀作家，甚至一位伟大作家。就华伦而言，他们就好比群鸟振翅，送他凭虚御空，直上青云，到达他注定的高度。
我说这一番话，莱特尔准会杖击我，并赶我出门。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眨个眼，点个头，心照不宣，西部开拓者的性行为，兄弟会的弟兄们在一张床上睡睡觉，不用太当真。要不，这属于希腊遗风，缪斯之殿里的金色娈童。威廉·亚历山大·帕西【威·亚·帕西(1885—1942)，美国法官、种植园主、诗人。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被视为逃亡诗社、南方重农派的教头】的做派。不管那是什么，我都接受了。他想坐下来看我劈柴，或者他不要我每天早晨洗澡，他可以更充分地闻我的气味，我从来没有表示过不乐意。“我老眼昏盲，孩子，”他说。“叫我怎么在大火里找到你？”但是，我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之间有了相互的理解。我不曾想过他会像摸丫环那样摸我。
我在其他地方待了两个夜晚，然后回去了。我踏上最高一级台阶，从后回廊的窗户朝里望去，见他躺在沙发里睡着（还是死了——我每次都这么想）。他双手交叠，搁在腹上。他抬起一只手，在半空中抖了抖，作演员挥手状，他在自言自语。我打开一条门缝，发现原来他是在跟我说话。
“吾爱，我们现在必须忘掉这件事，”他说。“我只是想稍微碰一碰它。你瞧，我觉得它是身体上最有意思的一部分。”
他顿了顿，然后又说：“的确。”似乎在脑子里要做个标记，想一想话是否说到点了。
“我理解，你现在有了那女孩子，”他继续道。“女人给予男人他必须拥有的东西，家和孩子。她是个可人的女孩子。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自己大概可能也许不见得不会那么做……”
我关上了门，悄悄下楼躺上了床。
之后不久，我就搬了出去，我们彼此都认为那样对我们最好。我又回到学校上学，他们又找到其他人和他同住。其实，那已经是医疗需要，是家庭护理了。我每个星期都开车去看他，我想对我的探望，他感到欣然，不过情形已经不尽相同。他是极其懂得如何调整礼仪分寸，让你明白你的位置的了。
也许没必要去谈论一个九十二岁老者的垂垂老去，但那一年大多数日子里，莱特尔还是相当有生气，相当猛。一度动过几个没必要的小手术，把他的情形搞糟了。活人如何一路帮着垂死的人死去，是何等荒诞可笑的事情。有个夜晚，他就跌倒在我跟前。他站在中厅一张打滑的地毯上，我迎向他，正要去接他手上的玻璃杯。刹那间，他就直挺挺仰天倒地，断了胳膊肘，在夜间变得青肿淤血乌黑，十分可怕。他的目光也黯淡了下去。人们轮流替班住在楼上陪他，包括那位少白头教授，他的耿耿忠贞不曾有过丝毫动摇。我待了几个夜晚。我不再担心他会有什么图谋。他置身于一片宁静之地——你可以看出——准备辞行。他女婿告诉我，他去世前一天念叨过我的名字。
棺椟打好后，殡仪馆来人将它装上灵车运走了。就在那天更晚，有人打电话说莱特尔遗体的防腐处理已经做完，停在小教堂里，就等隆姆，他可以上棺盖了。我们所有与他一起做活的几个人都去了。殡葬人让我们进入紧挨着冰冷的过道边上那通亮的长廊。我们之中有一位是莱特尔的老朋友，名叫布勒什，在大学的教务处供职，是一个劲头十足的矮壮男人，一头男孩子般的深色头发，别着懒汉领结。他提着一只保龄球袋子，尽量显得不动声色，袋子里装着一瓶顶级的威士忌。
布勒什吸了一口长气，手伸进棺木，将酒瓶卡在莱特尔的胸口和左臂之间。他飞快转过身，说：“这么着，我们抬出教堂时，就不会听见瓶子撞得叮当响。”
隆姆手里捏着一柄巨型电钻。好像和我们做出来的其余工艺活儿不般配，不过他没有时间凿出雪松木钉了。我们站在莱特尔遗体边上。桑福第一个上前去与他吻别。等大家都跟他告别后，我们下了棺盖，阖上棺椟，隆姆旋紧螺钉。有人祝福老人一路平安。接下来一期的《塞沃尼评论》刊登了一篇唁文，写道，随着莱特尔的去世，“南部联盟终于走到尽头”。
这之后，他只在我眼前恍现过一次，那是两年半之后，在巴黎。巴黎并非我熟悉或去过多次的城市。这个，他相当明白。我从地铁出口走上阶梯，走进阳光，左手臂挽着一位后来成了我妻子的姑娘；当时，我强烈地意识到他出现在我右侧一尺半的地方。我不能直接望他，只得用视线末梢偷扫，不然他就会立即逃走。这是我们之间达成的默契。但我可以看得足够真切，他不年轻，不过约莫比我熟悉的他年轻二十来岁，架一副他在那段时期里戴着的工程师式样的黑框眼镜，举头仰望，十分严肃，拾级而上，走进光亮；在光亮里，我迷失了他。
END
作者简介
约翰·耶利米·沙利文（John Jeremiah Sullivan，1974—），美国作家，生于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毕业于塞沃尼的南方大学，是《纽约时报周刊》特约撰稿人、《巴黎评论》编辑，同时也是《绅士杂志》、《哈泼杂志》、《牛津-美国版》的特约撰稿人。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血马》出版于2004年，主要写关于南方赛马风俗与文化。他的第二本散文集《寿头码子：随笔集》，包括十四篇散文随笔，涵盖美国从上流到下层到最底层、从流行的到不流行的到不时地被完全忘却了的文化景致。《寿头码子：随笔集》2011年由著名的法劳·施特劳斯·吉罗出版公司出版，被《纽约时报》列为2011年度十本最引人注目的非小说书籍排行榜之一，2011年度《纽约时报》值得注意的随笔散文集，2012年度《经济学家杂志》最佳推荐书籍等等。沙利文以他渊博精辟的、行云流水的、南方气韵的文字呈给读者一幅现时美国文化风景。《莱特尔先生其人》（Mister Lytle：An Essay）选自《寿头码子：随笔集》，曾获得2011美国国家杂志奖、2011文学手推车奖等等。
